《禮記》有記載，漢代主要的糧食作物是“五穀” ，也就是麻、黍、稷、麥、豆。《周禮》記錄的是“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以及大小麥。九穀和五穀比起來，最重要的是增加了稻。
先秦時期，北方種的水稻不多。《論語》有一句:“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當時的情形是，孔子問一個叫“宰我”的人，說，“你守喪一年後就吃稻米飯，穿漂亮衣服，你心安嗎？”由此可見，水稻在當時是比較珍貴的。
如果你在一部以先秦為背景的影視劇裡，見到老百姓大碗吃白米飯，那就可以判定，這個劇做得不考究。那個時候，小老百姓根本就吃不起水稻啊！
大部分人都能吃得上米飯，要到漢代了。那時候江南各地都種了水稻。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出土的簡牘裡，記載了白稻米、稻糲米等各種稻米。
到了晉代，開始出現早稻。不過農曆九月中旬才收割的稻，還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早稻。宋代的《嶺外代答》裡說，欽州有“正、二月種”、“四、五月收”的早稻，這就是真正的早熟品種了。早稻的育成，為一年收穫兩季的
雙季稻創造了條件。把雙季稻種在麥田裡，那就成為一年三熟，也就是一年可以收穫麥、早稻和晚稻。三熟的記載最早見於明代的《五雜組》。水稻栽培技術的不斷改進，使它成為我國最重要的糧食作物之一。
上面說到的五穀或九穀中，還要特別注意的是小麥和大豆。
考古發現最早的小麥遺存，是在甘肅民樂東灰山，距今大約五千年。到了距今約四千年的時候，黃河下游龍山文化遺址，比如山東茌平教場鋪、膠州趙家莊，這些地方出土了大量的小麥標本。
商代有了食用麥的風俗，ト辭裡說:“月一正，曰食麥”。《禮記》裡寫道:“孟春之月，食麥與羊。”周代沿襲了這個風俗。這時，種麥已經很普遍了。
再來看看大豆。大豆是我們國家的特產。黑龍江寧安大牡丹屯發現過四千年前的大豆。
《管子》說齊桓公北伐山戎，得其“戎菽”，布之天下。菽指豆類，戎菽也就是大豆。1873年，中國大豆在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上展出，轟動一時。之後，歐美各國才大量種植大豆。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備受關注的糧食作物是高粱 。在山西、河南、陝西等地發現過新石器時代和西周時期的高粱。在西安西漢建築遺址中，還發現土牆上印有高粱稈紮成的排架的痕跡。《本草綱目》說高粱的“穀殼浸水色紅，可以紅酒”，這種特徵屬於高粱所獨有，其他穀物是沒有的。
從商、周直到明代前期，糧食作物的品種大體就是以上這些。到了明代後期，世界發生了一件大事：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大約十年之後，美洲作物玉米傳入我國。
番薯的傳入就曲折了些。番薯的別名有很多，各地的習慣叫法還不一樣，也叫甘薯、紅薯、白薯等等，為了方便敘述，我們先統一叫番薯。
明萬曆二十一年，福建人陳振龍到呂宋，也就是現在的菲律賓經商，看到番薯，想把它帶回國。但呂宋不準薯種出口。陳振龍想了個辦法，把番薯藤絞入汲水繩中，混過關卡，回到了福建。
萬曆二十二年，福建遭遇饑荒，陳振龍的兒子陳經綸，向福建巡撫金學曾提議種番薯。番薯收成很好，幫助當時的人熬過了災荒，
後來，陳經綸的孫子陳以桂把番薯傳入浙江鄞縣。陳以桂的兒子陳世元傳種到山東膠州。膠州比較冷，不容易種活，還每年從福建補運薯種。陳世元又讓他的長子陳雲、次子陳燮，傳種到河南朱仙鎮和黃河以北的一些地方。三子陳樹傳種到北京朝陽門外、通州一帶。陳世元還寫了《金薯傳習錄》一書，介紹這種作物的栽培方法。
陳氏一門六代，為番薯推廣作了不懈的努力，後來有人在福建建立“先薯祠”，表彰他們的功績。歷史不應該忘記陳振龍的名字！番薯相當高產，畝產量是穀子的十多倍。明末福建已經成為著名的薯產區，清代《閩小記》有記載，當時番薯一斤還不到一錢，兩斤就能吃得很飽。老少婦孺，甚至家禽都能吃得上番薯，不至於捱餓。
番薯的推廣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國的糧食問題。西漢時，人口已經達到六千萬，然而直到明末還只有一億人。可是到乾隆時就猛增到兩億，清末就是四萬萬同胞了，其中新大陸傳入的玉米、番薯以及其他高產作物，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