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為家》講述了一個名叫贊恩的黎巴嫩窮孩子的故事。 贊恩出生在一個一貧如洗的多子家庭，自小生長在貝魯特的貧民窟。因為家裡窮，他無法上學，早早地就去雜貨鋪做起了幫工，憑藉瘦小的身軀給人送水送煤氣罐送各類雜貨。後來，這平靜的苦日子被妹妹薩哈的遭遇所打破：薩哈被發現來了初潮，隨後被父母賣給雜貨鋪店主阿薩德。贊恩為此憤然離家出走。走投無路的贊恩被一個在遊樂園餐廳做勤雜工的埃塞俄比亞女子拉赫收留，專事照看拉赫尚在吃奶的兒子約納斯；拉赫失蹤（因為沒有合法證件被抓）後，他把約納斯賣給了蛇頭和人販子阿斯普羅，並按阿斯普羅的指示回家取自己身份證，以便偷渡歐洲。他由此驚悉薩哈已因難產死去，於是，他操起利刃，把阿薩德捅成了殘廢……電影就從贊恩被刑拘的一刻開始倒敘。
講述窮孩子故事的《何以為家》，有太多令人唏噓和催人淚下的場景和臺詞：
小臉髒兮兮的贊恩一趟又一趟地拉著送貨的推車穿行在骯髒、擁擠、嘈雜的貧民區街道…… 九
口之家擠在一起席地而睡，父母和子女僅有一簾之隔，大人在黑暗中的動靜清晰可聞……
小贊恩跟著父母製毒，和妹妹一起在路邊叫賣甜菜汁……
小孩子活潑好動，大人無暇或者無心看管，只好用金屬鏈子（如贊恩最小的妹妹）或者塑料繩子（如約納斯）拴住小朋友的腳踝…… 拉
赫只能偷偷餵養自己偷偷產下的兒子：工作的時候，她把約納斯藏在雜物間裡，還得尋機偷偷餵奶；在上下班的路上，她把約納斯藏在購物車裡推著走……
身為保育小哥的贊恩，不僅想方設法為約納斯解決吃喝，而且知道唱搖籃曲，知道如何讓約納斯愉快、興奮、蹦迪，還任由約納斯習慣性地在他胸前摸索在媽媽胸前摸索的東西……
贊恩順手牽羊，給嗷嗷待哺的約納斯弄來一瓶新鮮母乳，約納斯喝了一口就察覺到異樣：這不是我的媽媽！約納斯差點噎著……
贊恩在陌生人面前聲稱黑寶寶約納斯是自己的親弟弟，併為此辯稱：我們跟他一樣，生下來就是黑皮膚，後來我們長大了，皮膚就變白了……
拉赫和她的兒子都是黑戶，所以只能把兒子“像老鼠一樣養在地底下”，所以她的兒子“一出生就死了，他不存在”；贊恩一家也是沒有身份證的黑戶，所以鬧出了人命：大出血的薩哈因為是黑戶而被醫院拒絕收治，所以產生了怪誕：贊恩被拘押之後，立刻有牙醫過來給他鑑定年齡，其待遇如同牲畜市場上的牛馬騾驢……
影片始於法醫為贊恩看牙口，終於贊恩擲地有聲的電視講話： 我希望那些無力照顧孩子的人不要生孩子。孩子能得到什麼呢？暴力，虐待，侮辱，毆打，鎖鏈，水管，皮帶。我聽到的最溫和的話是：滾開！混賬！人生就像狗屎，比我腳上的鞋子還髒。我活在地獄裡，就像我做夢都想吃的雞一樣，備受煎熬。人生充滿苦難！我曾經以為我們長大了就會變成好人、受人尊敬和愛戴，但是上帝不想讓我們變成那樣，他要我們當地毯供人踩踏……
我懇求我的父母別再生孩子了！ 有這樣的故事、這樣的畫面、這樣的語言，還有如此完美無缺的首尾呼應，影院裡的卡塔西斯可謂油然而生。相應地，“眼淚收割機”悄無聲息地忙個不停。難怪《何以為家》在戛納電影節首映後觀眾起立鼓掌15分鐘，難怪該片榮獲奧斯卡提名獎，導演娜丁·拉巴基也由此成為第一位獲此殊榮的阿拉伯裔女導演。
2 娜丁·拉巴基是一個優秀的導演。她既擅於觀察和思考，也擅於抽象和拔高。她從政治、哲學乃至形而上的場面思考貧困問題，把貧困現象與人的權利、人性尊嚴、人的本質等問題聯繫在一起，所以，她的藝術處理令人耳目一新，她的電影產生了巨大的情緒感染力和思想衝擊力。 《何以為家》開片的第一個鏡頭就別出心裁，就充滿陌生化效果。為什麼有牙醫給贊恩看牙口？因為贊恩家裡窮，天生是黑戶，所以他沒有身份證；沒有身份證就無法得知其出生年月，就只能找牙醫看他的牙口。結論：沒有證件你就不是人，你的待遇必然形同牲口。在娜丁·拉巴基這裡，身份問題又具象又抽象。一方面，它是具象的。所謂身份，就是一紙證明，就是身份證。身份證有助於解答“這是誰？”的問題。另一方面，身份問題是一個抽象的哲學問題。哲學負責追問“這是不是人？”。 令人驚訝的是，《何以為家》的故事性、戲劇性和悲劇性都與這雙重意義上的身份問題密切相關。試想：贊恩不持刀殺人，這電影還有故事嗎？這故事還有震撼效果嗎？再想想：贊恩為何殺人？因為妹妹死了。妹妹為何死亡？因為醫院拒絕救治。醫院為何拒絕救治？因為她沒有身份證明！換言之，死神就是那張天然缺失的身份證！我們還可以繼續追問：贊恩早已離家出走，和家人斷絕了聯繫，他怎麼知道妹妹死了？還是因為一張身份證！蛇頭說，他計劃中的偷渡需要一紙身份證明，所以他偷偷回家取他那張其實並不存在的身份證。回家後，他被父母撞見併發生爭吵，勃然大怒的父親向他怒吼：這家裡沒有出身證明，只有死亡證明…… 身份問題同樣主宰著拉赫的命運。拉赫為何把活蹦亂跳的兒子當作一樁見不得人、見不得光的秘密來掩蓋？因為她的兒子沒有身份證。一直想收購約納斯的阿斯普特又晦澀又直白地告訴拉赫：“你兒子一出生就死了！他不存在！” 有的人活著，他已經死了，這句我們耳熟能詳的名言似乎很適合用來翻譯黎巴嫩蛇頭這句誅心的話。贊恩為何用滑板車改裝的嬰兒車拉著約納斯流落街頭？因為拉赫被抓。拉赫為何被抓？因為她沒有身份證。事實上，拉赫一直在為一紙身份證打工、掙錢、攢錢，並且不斷與蛇頭討價還價：“——900美元行不行？——1500美元，一分不能少！誰給你取名叫泰格斯特的？是我！”可悲的是，她最後還是因為沒有她夢寐以求的一紙身份證明被逮捕。 同樣別出心裁的，還有《何以為家》片頭的訴訟場景。我們看到，法院在受理一起不同尋常的案子：贊恩狀告其父母，訴由是父母生下了他！這是一個聞所未聞的訴訟案。法院會受理這樣一起訴訟？我拿這個問題請教了一位刑法學教授。他答覆說：可以，但需要委託一位公益律師出庭起訴，訴由則因人而異，但不可能是“他們生下了我”。然而，《何以為家》偏偏就憑藉這個不成立的訴由搞出一個庭審場景：贊恩和幫助他的公益女律師與贊恩的父母對簿公堂，前者起訴後者生下了贊恩。身處被告席的贊恩父母自然是聽得一頭霧水。他們只能從自己卑微的社會地位尋找原因：“我們就是受氣包，誰都可以告我們”。我們的觀眾本來也應一頭霧水，甚至義憤填膺。這不僅是莫須有的罪名，而且屬於大逆不道。何況贊恩的父母已經把贊恩拉扯到了12歲。但事情就怪了。在一個即便“生而未養”也需“斷指相還”（這句古訓的完整說法是：“生而未養，斷指可還。生而養之，斷頭可還。未生而養，百世難還”）的國度，觀眾竟然齊刷刷地站到起訴方贊恩一邊。生而未養就是罪！ 這是一個小小的奇蹟，一個卡夫卡式的奇蹟。眾所周知，《變形記》開篇就說“一天早晨，格里高爾·薩姆沙從不安的睡夢中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了一隻甲蟲躺在床上。”人能變甲蟲？不可能。可是，讀著讀著，我們逐漸明白格利高爾為何變為甲蟲。他的長篇小說《訴訟》（也譯為：《審判》）與《變形記》如出一轍，開篇第一句話就寫：“一定是有人造了約瑟夫·K的謠，因為他根本沒有什麼過錯，卻在一天早上給逮捕了”。但接下來讀者會慢慢理解約瑟夫·K為何受到指控。卡夫卡小說之妙，在於它始於荒誕不經，終於真實合理；娜丁·拉巴基的本事，在於把現實和超現實融於一爐，在無形之中讓觀眾接受了“生而不養就是罪”這一開篇立論。 值得提醒的是，在庭審一場出演公益律師的，不是別人，而是導演娜丁·拉巴基本人。而且，她還有意把自己的名字贈予片中人物。她是娜丁·拉巴基（Nadine Labaki），片中人物叫娜丁·艾爾·阿拉姆（Nadine Al Aalam）。導演如此披掛上陣，其用心良苦可見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