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为家》讲述了一个名叫赞恩的黎巴嫩穷孩子的故事。 赞恩出生在一个一贫如洗的多子家庭，自小生长在贝鲁特的贫民窟。因为家里穷，他无法上学，早早地就去杂货铺做起了帮工，凭借瘦小的身躯给人送水送煤气罐送各类杂货。后来，这平静的苦日子被妹妹萨哈的遭遇所打破：萨哈被发现来了初潮，随后被父母卖给杂货铺店主阿萨德。赞恩为此愤然离家出走。走投无路的赞恩被一个在游乐园餐厅做勤杂工的埃塞俄比亚女子拉赫收留，专事照看拉赫尚在吃奶的儿子约纳斯；拉赫失踪（因为没有合法证件被抓）后，他把约纳斯卖给了蛇头和人贩子阿斯普罗，并按阿斯普罗的指示回家取自己身份证，以便偷渡欧洲。他由此惊悉萨哈已因难产死去，于是，他操起利刃，把阿萨德捅成了残废……电影就从赞恩被刑拘的一刻开始倒叙。
讲述穷孩子故事的《何以为家》，有太多令人唏嘘和催人泪下的场景和台词：
小脸脏兮兮的赞恩一趟又一趟地拉着送货的推车穿行在肮脏、拥挤、嘈杂的贫民区街道…… 九
口之家挤在一起席地而睡，父母和子女仅有一帘之隔，大人在黑暗中的动静清晰可闻……
小赞恩跟着父母制毒，和妹妹一起在路边叫卖甜菜汁……
小孩子活泼好动，大人无暇或者无心看管，只好用金属链子（如赞恩最小的妹妹）或者塑料绳子（如约纳斯）拴住小朋友的脚踝…… 拉
赫只能偷偷喂养自己偷偷产下的儿子：工作的时候，她把约纳斯藏在杂物间里，还得寻机偷偷喂奶；在上下班的路上，她把约纳斯藏在购物车里推着走……
身为保育小哥的赞恩，不仅想方设法为约纳斯解决吃喝，而且知道唱摇篮曲，知道如何让约纳斯愉快、兴奋、蹦迪，还任由约纳斯习惯性地在他胸前摸索在妈妈胸前摸索的东西……
赞恩顺手牵羊，给嗷嗷待哺的约纳斯弄来一瓶新鲜母乳，约纳斯喝了一口就察觉到异样：这不是我的妈妈！约纳斯差点噎着……
赞恩在陌生人面前声称黑宝宝约纳斯是自己的亲弟弟，并为此辩称：我们跟他一样，生下来就是黑皮肤，后来我们长大了，皮肤就变白了……
拉赫和她的儿子都是黑户，所以只能把儿子“像老鼠一样养在地底下”，所以她的儿子“一出生就死了，他不存在”；赞恩一家也是没有身份证的黑户，所以闹出了人命：大出血的萨哈因为是黑户而被医院拒绝收治，所以产生了怪诞：赞恩被拘押之后，立刻有牙医过来给他鉴定年龄，其待遇如同牲畜市场上的牛马骡驴……
影片始于法医为赞恩看牙口，终于赞恩掷地有声的电视讲话： 我希望那些无力照顾孩子的人不要生孩子。孩子能得到什么呢？暴力，虐待，侮辱，殴打，锁链，水管，皮带。我听到的最温和的话是：滚开！混账！人生就像狗屎，比我脚上的鞋子还脏。我活在地狱里，就像我做梦都想吃的鸡一样，备受煎熬。人生充满苦难！我曾经以为我们长大了就会变成好人、受人尊敬和爱戴，但是上帝不想让我们变成那样，他要我们当地毯供人踩踏……
我恳求我的父母别再生孩子了！ 有这样的故事、这样的画面、这样的语言，还有如此完美无缺的首尾呼应，影院里的卡塔西斯可谓油然而生。相应地，“眼泪收割机”悄无声息地忙个不停。难怪《何以为家》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后观众起立鼓掌15分钟，难怪该片荣获奥斯卡提名奖，导演娜丁·拉巴基也由此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阿拉伯裔女导演。
2 娜丁·拉巴基是一个优秀的导演。她既擅于观察和思考，也擅于抽象和拔高。她从政治、哲学乃至形而上的场面思考贫困问题，把贫困现象与人的权利、人性尊严、人的本质等问题联系在一起，所以，她的艺术处理令人耳目一新，她的电影产生了巨大的情绪感染力和思想冲击力。 《何以为家》开片的第一个镜头就别出心裁，就充满陌生化效果。为什么有牙医给赞恩看牙口？因为赞恩家里穷，天生是黑户，所以他没有身份证；没有身份证就无法得知其出生年月，就只能找牙医看他的牙口。结论：没有证件你就不是人，你的待遇必然形同牲口。在娜丁·拉巴基这里，身份问题又具象又抽象。一方面，它是具象的。所谓身份，就是一纸证明，就是身份证。身份证有助于解答“这是谁？”的问题。另一方面，身份问题是一个抽象的哲学问题。哲学负责追问“这是不是人？”。 令人惊讶的是，《何以为家》的故事性、戏剧性和悲剧性都与这双重意义上的身份问题密切相关。试想：赞恩不持刀杀人，这电影还有故事吗？这故事还有震撼效果吗？再想想：赞恩为何杀人？因为妹妹死了。妹妹为何死亡？因为医院拒绝救治。医院为何拒绝救治？因为她没有身份证明！换言之，死神就是那张天然缺失的身份证！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赞恩早已离家出走，和家人断绝了联系，他怎么知道妹妹死了？还是因为一张身份证！蛇头说，他计划中的偷渡需要一纸身份证明，所以他偷偷回家取他那张其实并不存在的身份证。回家后，他被父母撞见并发生争吵，勃然大怒的父亲向他怒吼：这家里没有出身证明，只有死亡证明…… 身份问题同样主宰着拉赫的命运。拉赫为何把活蹦乱跳的儿子当作一桩见不得人、见不得光的秘密来掩盖？因为她的儿子没有身份证。一直想收购约纳斯的阿斯普特又晦涩又直白地告诉拉赫：“你儿子一出生就死了！他不存在！”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句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似乎很适合用来翻译黎巴嫩蛇头这句诛心的话。赞恩为何用滑板车改装的婴儿车拉着约纳斯流落街头？因为拉赫被抓。拉赫为何被抓？因为她没有身份证。事实上，拉赫一直在为一纸身份证打工、挣钱、攒钱，并且不断与蛇头讨价还价：“——900美元行不行？——1500美元，一分不能少！谁给你取名叫泰格斯特的？是我！”可悲的是，她最后还是因为没有她梦寐以求的一纸身份证明被逮捕。 同样别出心裁的，还有《何以为家》片头的诉讼场景。我们看到，法院在受理一起不同寻常的案子：赞恩状告其父母，诉由是父母生下了他！这是一个闻所未闻的诉讼案。法院会受理这样一起诉讼？我拿这个问题请教了一位刑法学教授。他答复说：可以，但需要委托一位公益律师出庭起诉，诉由则因人而异，但不可能是“他们生下了我”。然而，《何以为家》偏偏就凭借这个不成立的诉由搞出一个庭审场景：赞恩和帮助他的公益女律师与赞恩的父母对簿公堂，前者起诉后者生下了赞恩。身处被告席的赞恩父母自然是听得一头雾水。他们只能从自己卑微的社会地位寻找原因：“我们就是受气包，谁都可以告我们”。我们的观众本来也应一头雾水，甚至义愤填膺。这不仅是莫须有的罪名，而且属于大逆不道。何况赞恩的父母已经把赞恩拉扯到了12岁。但事情就怪了。在一个即便“生而未养”也需“断指相还”（这句古训的完整说法是：“生而未养，断指可还。生而养之，断头可还。未生而养，百世难还”）的国度，观众竟然齐刷刷地站到起诉方赞恩一边。生而未养就是罪！ 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一个卡夫卡式的奇迹。众所周知，《变形记》开篇就说“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躺在床上。”人能变甲虫？不可能。可是，读着读着，我们逐渐明白格利高尔为何变为甲虫。他的长篇小说《诉讼》（也译为：《审判》）与《变形记》如出一辙，开篇第一句话就写：“一定是有人造了约瑟夫·K的谣，因为他根本没有什么过错，却在一天早上给逮捕了”。但接下来读者会慢慢理解约瑟夫·K为何受到指控。卡夫卡小说之妙，在于它始于荒诞不经，终于真实合理；娜丁·拉巴基的本事，在于把现实和超现实融于一炉，在无形之中让观众接受了“生而不养就是罪”这一开篇立论。 值得提醒的是，在庭审一场出演公益律师的，不是别人，而是导演娜丁·拉巴基本人。而且，她还有意把自己的名字赠予片中人物。她是娜丁·拉巴基（Nadine Labaki），片中人物叫娜丁·艾尔·阿拉姆（Nadine Al Aalam）。导演如此披挂上阵，其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