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正处在人生巅峰时期的爱因斯坦路过上海，苦难的中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后来的日记中写道：
“中国人吃东西时不坐在椅子上，而是像欧洲人去树林解手时一样安静地蹲着。就连小朋友都无精打采，看起来呆板、愚钝……
一个牧群般的奇特民族……与其说是人类，他们更像是机器人。
如果这些中国人取代了其他种族，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仅这一想法本身就令人感到难以言喻的沮丧。”
不可否认，彼时的中国的确很落后，人民生活也非常困苦，但爱因斯坦将中国人描述成“牧群般的奇特民族”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这是赤裸裸的卑劣的种族歧视！
多年以后，当犹太人被污蔑为低劣、危险的种族，在欧洲险遭灭种之灾时，爱因斯坦四处发表演说，控诉世界对犹太人的偏见，痛斥欧洲国家对犹太人的迫害，并称犹太人是弱势群体。不知当时，爱因斯坦又是否会想起自己昔日对中国人的那份轻蔑？
中国天才“打脸”爱因斯坦，无情痛击
无独有偶，在爱因斯坦的晚年，恰巧有这么一个年轻的中国人出现在他的视野当中，他出类拔萃，令爱因斯坦忍不住想要拉他入伙，但没成想却惨遭拒绝。
这个年轻人就是一代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
陈省身师从法国大数学家嘉当，26岁就被聘为清华大学教授，而后又因为抗战而转移至西南联大任教，杨振宁也曾是其学生。
爱因斯坦在普林斯顿看到陈省身是在1943年，当时的陈省身32岁，爱因斯坦64岁。因为两人同在一个研究所，而且这个研究所很小，经常会碰到面，彼此很熟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会用到思维的李曼几何，而陈省身又是这方面的高手，所以爱因斯坦经常会找他聊天，讨论物理和数学，甚至多次邀请陈省身去自己的家里做客。
可是，当爱因斯坦提出要陈省身跟他合作，一起研究统一场论时，陈省身却拒绝了。
陈省身之所以拒绝爱因斯坦的邀请，其实并非因为爱因斯坦在1922年对中国人的那些含有歧视的言论，当时这些东西根本还没有人知道，这些日记是爱因斯坦去世后才被公开的。
不仅如此，陈省身还说爱因斯坦为人很简单，很同情中国的遭遇，并多次同自己讨论中国，爱因斯坦的家里还有一本德文版的《道德经》。显然，此时的爱因斯坦并未表露出自己对中国的偏见。
那么陈省身为什么会拒绝爱因斯坦呢？
用陈老自己的话来说：爱因斯坦当时的当时的名气的确大得不得了，但是已经没多少用了，一个科学家真正做重要事情的时间不多。做学问要年轻，我不会因为他是爱因斯坦就跟他合作。
说简单一点，陈省身认为，即使你是享誉世界的爱因斯坦，我也不会因此去做我不太想做的事情。
爱因斯坦中年时期贬低中国人，晚年却欲求中国人才而不得。不得不说，这实在是一记重重的“打脸”。
看到这里，许多人不了解陈省身的人可能要问了：这个陈省身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能让爱因斯坦不惜以老迈之躯向他抛出橄榄枝？
陈省身先生小传：
陈省身曾这样形容自己：我是一个对很多东西无能的人，之所以现在还在做数学，是因为我只有数学做的还稍微好一点而已。
事实上，陈省身所谓的“好一点”，也并非常人可以想象的。陈省身1911年出生，颇具数学天赋，小学只上了一天，中学两连跳，15岁考入南开，大三就做了老师的助手，随后又进入清华读研，23岁获硕士学位，随后又赶赴德留学，后师从法国数学大师嘉当（当时世界工人的最伟大数学家，专注微分几何领域），只用了一年就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1943年，陈省身完成了划时代的高斯博内公式，被国际数学界尊称为“微分几何之父”。1984年获国际数学最高奖——沃尔夫奖。
而对于这一切的成就，陈省身的总结只有寥寥数语：熟能生巧而已。
他在美国时，带动并振兴了美国的微分几何，使美国成为了世界微分几何的中心。他是美国数学协会副主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数学协会会长。1979年，陈省身退休时，世界各地的三百多位数学家不远千里赶来为他唱歌，歌颂他的功绩。
他的晚年，扛起了振兴中国数学的大旗，创建了南开数学所，并利用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促成了国际数学家大会2002年八月在北京举办。在会上，91岁高龄的陈省他高兴地对新闻界说：中国已经是数学大国，下一步目标是做数学强国。他再次强调
中国人的数学天分是不需要证明的，他希望年轻的中国数学家要有耐心。
陈省身一生致力于数学事业，寒暑不断。在他人生的最后时刻，他还在着手研究世纪难题——关于六维球面上复结构的问题。可是，他最终没有跑过时间，2004年12月3日，陈省身大师在天津溘然长逝。
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遗产被分为三份，两个子女分别占两份，另外一份留给南开数学所。他和妻子的骨灰将会被合葬在南开校园，不建坟头，不立墓碑，只在上面立一块黑板，供后人演习数学。
1922年早已远去，可是爱因斯坦的笔记至今仍能刺痛我们的心，近代中国的那段不堪的历史似乎早已成为中国人自卑的源头。
正如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之后所说的话一样：我认为我今日所获得的成就最大的意义就是消除了中国人自居不如人的心理。陈省身也用自己的身体力行向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数学天分是不需要证明的。
如何彻底走出那段屈辱的历史？
我想我们需要更多的，像杨振宁和陈省身这样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