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科舉制度無疑是中國古代保持封建專制統治的一項重要的政治制度和選拔人才的措施，打破了門第和門閥壟斷貴族階層的局面，使得寒門子弟有了通過科舉來改變命運，一種階層上向上流動的梯子。
從公元587年隋文帝設立科舉到1905年科舉在清末被廢，一共持續了1300餘年，可以說它為穩定封建社會，為王朝提供統治精英做出了重要貢獻，但是是什麼原因導致科舉制度在晚清時期轟然倒塌，而且速度之快，變革之徹底之巨大，令人目瞪口呆。
我們先看一下當時清朝的科舉制度。
清朝的科舉制度基本承襲明朝的科舉制度，與學校相結合，也就是所謂的生員，才能考成舉人做官，舉人也可以再進一步考成進士。
生員也就是秀才，成為生員有兩種途徑，一是通過考試，考童生試，考過了縣府院三級才能夠成為秀才，另一個方法是進入國子監成為監生，很多人是花錢進的捐監。
考試的形式主要是八股文，考試的內容主要是儒家經文， 有清一朝的科舉中，進士有一半以上都是祖上沒有讀書或者讀過書，但沒有做官的寒門出身，科舉使他們鯉魚躍龍門，一舉成功向上層社會流動，因而科舉也成為籠絡和控制讀書人的有效方法，同時是穩固統治的良方。
既然如此，何以清朝自廢武功呢，主動損失這個選拔統治精英的權力呢？
其實這是源自科舉自身的弊端和時代的雙重效應，其間駁雜，需從多方面論述，但今日觀之，晚清倉皇改科舉不成而廢科舉，未免有些操之過急，造成了晚清政局的被動和傳統士人的離心離德……
事實在科舉發展的過程中，尤其是在清初，康熙皇帝就已經發現科舉制度過於注重八股文而流於形式，其實是一度在清初的時候就進行了廢除，但是由於沒有八股則缺乏考試的區分度，最終又改了回來。
清朝早期科舉制度的今文化轉變
關於科舉制度的廢止，平時在清朝很長一段時間都有一個漸進的過程，這個過程其實就是逐漸的今文化和經世化趨向。
事實上在清朝早期就已經出現了今文在科舉中地位取代古文的現象，這是源自公羊學的逐漸興起，使得胡安國的春秋傳這個曾在科學考試中佔據重要地位的古文經典，突然沒落。
今文的興起，主要原因是由於胡安國的《傳》對於滿清的統治有些不合時宜，主要是因為胡安國的春秋左傳裡明顯帶有攘夷尊周的正統華夷之辯。
對於來自清朝的統治來說，自然是不願意這種思想作為科舉考試的正統的。
我們要知道的是，胡安國的《傳》中，夷狄亂華這4個字，在四庫全書的書中則改成了逆亂肆行；公羊學說得以興起，而這也是康有為在戊戌變法時期託古改制的一個重要思想歸因。
同時也正因為今文在科舉中的盛行，思想界則通過利用今文的方式達到倡導科舉變革的目的，其變革的方向正是龔自珍魏源所期望的，往更符合於時代所需要的方向去變化。
經世派的指責科舉學用失衡，強推科舉改革
清時著名的學者龔自珍，針對科舉日漸脫離實際的弊端就指出：
“今世，科場之文，萬啄相因詞可獵而取，貌了擬而肖坊間傾本，如山如海，四書文祿土，五百年矣，土祿於四書文，數萬輩矣，既窮既極”他大膽提出要廢除八股文，改試策論。
魏源則對股取士空疏無用進行了抨擊，
“試文衡，試言職，試樞密，無非衡書藝之工敏，聲律駢偶之巧麗，罔知朝章、國故為何物，其部曹觀政，無非胥史文例是求，罔知漕、鹽河兵得失何在“魏源認為必須改革八股取士制度，以實用知識來選才。
於是就出現了廢八股改策論，這其實是科舉制度，往廢除方向發展的一個重大關口。
廢八股改策論的時間點更是在戊戌變法期間，以康良為核心的維新人士，通過對科舉制度進行猛烈的抨擊，推動了變革科舉費巴古改試策論決策的出臺。
康有為猛烈抨擊古文迂腐無用，空疏簡陋，阻礙人才培養。
“八股清通，格法圓美，即可為巍科進士、翰苑清有而不知司馬遷、范仲淹為何代人，漢祖、唐宗為何朝帝者。若問以亞非之集地，歐美之政學，張口瞠目，不知何語。 方今國事難危，人才乏絕、推原其由，皆因科舉僅試八股之故。而其追隨者梁啟超把八股取士的攻擊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他說：
科舉不改，聰明之主皆務習帖括，以取富貴，一言以蔽之日，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並且呼籲將西學引入科舉考試培養實用人才。
但是百日維新廢除八股制度，改試策論的政策，由於戊戌變法的失敗而就此擱淺。
戰敗割地賠款的辛丑條約，觸動頑固統治者變法新政改科舉
真正廢除八股的策略是在光緒27年的清末新政中才開始實施的，這一年是1901年，對於清朝來說，自然是無比震動的一年，慈禧太后因為義和團剛和八國聯軍打了一仗，
倉皇而逃，有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因此讓慈禧太后清晰的認識到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
光緒十七年(1901年)七月，慈禧又詔令改革科舉，具體辦法是鄉會二試，頭場試《四書》義二篇，二場試各國政治國情，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義一篇，《五經》義一篇。並規定凡
《四書》、《五經》義，均不準用入股文程式”。理由是：
“科舉為搶才大典,我朝沿用前明舊制，以八股文取士，名臣碩儒,多出其間。其時學者皆潛心經史,文藻特其餘緒。 乃行之二百餘年,流弊日深,士子但視為弋取科名之具，剿襲庸濫，於經史大義，無所發明，急宜講求實學，挽回積習”至此，明清兩朝共用的八股文體退出了歷史舞臺。
但是八股文的退出，和策論的廣泛導致了學習儒家四書五經的秀才們，在科舉考試時出現了另一個問題，八股文文講究的是一種專和精，
以張之洞和劉坤一所要求的是符合近代化要求的一種通識教育（普通學），包括要了解國內外的局勢等等，但是對古人從私塾走出來的科舉學生而言，無疑是問井蛙太陽系有幾顆行星。改革不符合國情，考生無所適從
這時候就有人提出了非議，比如說當時的河南巡撫餘蔭霖就看出了這個問題。
國家造士,全為中材，如劉坤一、張之洞所議普通學，合今日臣工、士子，恐無一能交卷者。 合三年而論,秀才數萬，舉人將數幹，使之盡通，烏乎能?必如聖諭所云,抄寫洋報而已。莫若使之為專門之學，除四書五經外，無論中外學各通一藝，不必強兼，專則有功，簡則易能。”他很尖銳的指出，如果強求那些熟讀四書五經的士子們去談論西方的一些學術知識，完全是隻能讓他們去照抄洋報而已。
果然這種矛盾在後來的科舉制度中確實爆發了。
1904年的科舉，接連出現的嚴重騷亂也即場“亂修”現象。
“壬寅科改八股而改試策論義場史論五題，曾閱過通鑑綱目等書者，尚可成篇，至於二場策題，兼阿洋務製造及外國情形，斯時懷挾雖多,亦無從措手。”他們有小抄都不知道該如何寫，實在是為難這些寒窗十餘載的傳統士人了。
而考官惲毓鼎在批閱光緒癸卯科(1903)會試卷過程中則發現:
“近來新學盛行，四書、五經幾至束之高閣。此次各卷往往前二場精力彌滿，至後場則草草了事,多不過三百餘字，且多為隨手掇拾。這導致科舉制度的改革完全流於一種形式，沒有收到清朝或者是當時的政治精英們所想要收到的效果，寄希望於科舉的改變可以讓士子們更關注經世學問，但是一味的矯枉過正，卻導致了另一種極端，那就是部分的考生根本就不懂該對外國的情形和洋務的問題如何去下手……
關鍵是連四五經也不看了，都不會了……
所以，這場八股改革其實完全失敗了。
在這種情況下，統治者決心沿用維新變法中康梁徹底的科舉改革，那就是廢科舉，興學堂！
1904年1月，張之洞、張百熙及榮慶上折指出：
由於科舉未停，導致新學堂的設立受到阻礙；而新學堂未能普遍設立，又使得科舉不能立刻停止。因此，朝廷應該確立一個過渡期，使科舉和學堂教育歸於一途。
奏摺上去後，得到了清廷的認可。科舉便開始逐漸減少錄取名額而轉向學堂選拔人才了。
1905年在日俄戰爭的重大刺激下，國人在新學鼓吹下，要求立即廢除科舉的呼聲大為高漲。
在這種形勢下，袁世凱會同張之洞、周馥、岑春煊、趙爾巽、與端方等地方督撫大員一起上奏朝廷，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慈禧接受了立刻停止科舉的意見。
清廷隨後發佈諭旨，宣佈從光緒三十二年（1905年）開始，停止各級科舉考試。
1905年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中外媒體一致誇獎，清廷奉上諭：
“自丙午科為始，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各省歲、科考試，亦即停止。”中國歷史上延續了一千三百年的科舉制度，就這樣戛然結束了，其中最大的一個後果是讓很多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讀書人失去了階層流動的通道，而對那些又無法通過學堂考試的知識分子來說，就一條路了，那就是搏一搏，鬧革命。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科舉似乎就推動士紳群體和知識分子對於大清朝向心力的元離，因為既然我那麼努力都沒有升值的機會，那你公司倒不倒閉跟我就沒啥關係了，而且倒閉了或許我還能分一杯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