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天津話（代序）
我怎麼寫起《衛嘴子嚼字》來了？還真有些“機緣”。
天津話的“老家”在安徽。天津人的遷徙與明燕王官兵攜眷“掃北”有著深刻的淵源。我祖籍江蘇高淳。高祖孟貞公曾是桐城學派一員，似乎還有一函文集傳世。我的爺爺奶奶是安徽人，父親生於安慶。外婆和媽媽是湖南人。我雖出生在天津，但生活在南開大學“象牙之塔”中，幾乎沒怎麼出過學校大院，自小一口“京腔兒”。家裡父母之間說長沙話；奶奶大姑說安徽話；父親平時和在外都是講一種帶徽腔的北方話；而母親跟我們說話，則一律是標準的普通話。而且，在家裡、學校裡，說天津話都被視為是很“不成體統”的，所以我就成了一個不會說天津話的天津人。我打小兒看上去真是個“乖乖仔”，因為嗓門甜，幼稚園時就被園長帶到南大全校的員工大會上“發言”。我站在凳子上還夠不著桌上的麥克風，我就往桌上爬。身後臺上坐著的楊石先校長趕忙抱住我，把麥克風挪到我旁邊。我一點也不怯場，一口京腔大聲地對滿禮堂的人說：“我代表幼稚園的阿姨和小朋友，向叔叔姑姑們挑戰！”說著還揮起了小拳頭。楊校長笑了，全場人都笑了。那是五十年代初的事。後來一直到上了學，因為這口“京片子”特別讓人“賞識”，我沒少上臺表演、上廣播播音，打那兒我才懂得了裝腔作勢地說話那叫“朗誦”。可我就不願意那麼拿腔拿調地說話。越不讓說天津話，我就越對天津話和那些大院外說天津話的天津人感興趣，骨子裡就越想“出軌”。
我有一個表哥，是姑姑的孩子，家住在城裡，離娘娘宮不遠。他周圍生活的都是“會說天津話的天津人”。小時候我特別羨慕表哥，他不僅會說天津話，而且能走街串巷自己去上學。他不僅去過娘娘宮、南市、北大關，甚至連“千（謙）德莊”、“萬德莊”、“鬼市”、“三不管兒”他都知道。有一次他來我家，還神秘兮兮地拿出一個紙盒子，偷偷打開給我看，裡面有一隻線繩拴著的大蜻蜓。他說，這不是蜻蜓，那些黃辣椒、紅辣椒、小黑鬼兒才叫蜻蜓呢。這個天津話叫“老喝”。“為嘛叫‘老喝’呢？”我問。表哥說：“你吊過‘老喝’嗎？揪一棵長蘆葦，剝去了葉，把它拴在蘆葦尖上，然後到河邊吆喝。”說著表哥跳上床，弓著腰，晃盪著一隻胳膊，大聲拉長音吆喝：“嘀嘀唩，嘀嘀唩，大老喝——嘀嘀唩，嘀嘀唩，大老母則（子）——”還沒等表哥吆喝完，姑姑一巴掌打在他屁股上，嘴裡喝道：“說些麼挲？岑東西！”說著把表哥的“老喝”也扔了出去。表哥拉著他媽媽的衣裳哭鬧著要賠。奶奶在一旁說了：“賠麼挲？賠麼挲？陪你堂前咯坐坐。”小時候我一直不懂“岑東西”是個什麼東西。後來看《兒女英雄傳》才明白“岑東西”原來就是“村東西”，是罵人愚蠢、粗野、下賤的意思。安徽話“村”讀出來就是“cen岑”。還有一個“老喝”的“喝”字，表哥所說不足為憑。其實字典上有一個“蠚”字（《康熙》：蠚，《集韻》《正韻》黑各切音郝《類篇》蟲毒《廣韻》蟄也《博雅》痛也。），音、形都差不多，我看寫作“老蠚”蠻不錯，雖然“蠚”的原義是“毒蟲蟄人”的“蟄”，但比起有些文章中寫的“老賀”“老鶴”要好得多了。
有一年春節，姑姑特別高興，帶我和哥哥去她家過年，奶奶還特地給我們哥倆和表哥一人兩塊壓歲錢。我終於走進另一個生活圈。我們一進姑姑家院兒，鄰居們都出來看。一個胖墩墩的婦女拽住姑姑說：“呦，高娘，瞧你家zei（這）倆小qier（戚），多光鮮！”當時我和哥哥一人穿了一件藍色海虎絨的小大衣，腳上是過年新買的黃色小皮鞋。而這院兒裡的孩子們腳上穿的不是球鞋就是家納底兒自己做的棉鞋。哥哥和表哥早已一溜煙跑進家門，就我“毽兒蹬的”似地一個個跟人家說“您過年好。”人家都誇我“哎呦，zhe（這）小der（的）怎麼那麼耐（愛）姨兒（人）呀！”
吃完年飯，我就吵著讓表哥帶我們出去看“年”，就是上街看大夥是怎麼過年。姑姑囑咐我們只許一人買一串糖葫蘆，別的吃的不許買。這我懂，因為街上的東西不衛生吃了會生病。媽媽就給我們念過報上登的新聞《金糕害死小桂芝》，說的就是一個小女孩吃了街上買的變質的京糕（那時候管京糕就叫“金糕”），結果中毒死了。所以從小我們對大街上賣的吃食特別感興趣又特別害怕，所以還特別愛往小吃攤上看。一上街我就看見一群小孩圍著一個小木樁吃著什麼，小木樁還冒著熱氣嗚嗚響。表哥說：“賣熟梨糕的。”他還指著旁邊推車上切著賣的黃乎乎的“厚餅”說：“瞧見了嗎？那叫‘大力糕’，不能多吃，吃多了力氣太大會漲死。”
“真的呀？”我吃驚地說。
“這祘嘛，我在南市看見過打把式的，他們能吞劍、吞鐵球，吞進去的鐵球還在肉皮下面滾來滾去。他們就吃‘大力糕’做的‘大力丸’。”
表哥說的簡直把我驚呆了。可這不祘完，表哥又說：“沒見過吧？天津衛吃的怪東西多著哪。” 表哥神秘地說：“聽說過嗎，拿人耳朵做的炸糕？拿肚臍眼烙餅？還有用眼睛擠出來的麵條？”接著表哥用天津話說：“哎，介（這）奏（就）叫‘耳朵眼兒雜（炸）糕’、‘肚及（臍）眼兒騷（燒）餅’、‘擠估眼兒麵條兒’。”表哥所說博大精深的天津小吃徹底把我鎮服了。長大後我才知道滿不那麼回事（這裡有一個天津話的“吃字兒”。本應該說“滿不是那麼回事”，可天津話說的時候把“是”字給“吃”了，就變成“滿不那麼回事”了）。“熟梨糕”“大梨糕”“大力丸”根本是三種東西，誰和誰也不挨著。肚臍眼兒燒餅就是杜生奇（也有說叫“杜稱奇”）家烙的什錦餡燒餅。至於“擠估眼兒麵條兒”那更是表哥瞎掰。
男孩子過年最愛的就是放鞭炮。大街上賣鞭炮的海去了。什麼“麻雷子”“二踢腳”“掛兒鞭”，但那都是大人放的，適宜我們小孩兒放的還是花炮。但太貴的小孩兒也買不起，像呲花的泥娃娃好幾毛一個我們都嫌貴了點。表哥帶我們在一個老頭兒的小攤兒上買到一種呲花“躥地鼠”，是泥做的，像個小蝸牛，裡邊有火藥，剋個口兒拿香一點，它就呲著花滿地亂躥，5分錢能買一把。我們仨各買了一毛錢的。表哥指著一種栓在一根細籤子上的小炮兒對我說：“那是‘鑽天猴’，點著了‘嗞溜’一下就鑽到天上‘啪’地一下就炸了。”哥哥在一旁也躥嘚我：“好玩極了，小二，你買吧。我們幫你放。”“行。”我一下就買了十個。他倆誰也沒買，因為嫌貴，要五分錢倆呢。最後表哥還帶我們買了一種細細的、裹著金銀線的細紙卷兒，表哥說這叫“滴滴金兒”。這時候天也黑了。表哥點燃手裡的“滴滴金兒”，紙卷兒頭上便伴著噼噼啪啪的炸響冒出五顏六色的火星。表哥一邊揮動手臂用火星畫出各種各樣的圖案，嘴裡一邊用天津話唱著“滴滴金兒冒火星兒——滴滴金兒冒火星兒——”。我們也學著表哥的樣兒，一邊用天津話唱著“滴滴金兒冒火星兒——滴滴金兒冒火星兒——”，一邊揮動著手裡的“滴滴金兒”，黑夜裡，我們身邊全是五顏六色的火花，人就像在仙境一般。我們正喊得蹦得起勁兒的時候，別人打著燈籠出來了。最可氣得是，打燈籠的小孩嘴裡都在用天津話唱：“有打的燈籠快出來，沒打的燈籠別出來。有打的燈籠快出來，沒打的燈籠別出來。”那燈籠什麼樣的都有。最貴的有用透明紙紮的荷花燈、鯉魚燈；還有各式各樣圓的扁的、紅的粉的紗燈；便宜的還有四塊畫著花的玻璃做的方燈。後來我聽到了那首兒歌的“完整版”：“有打的燈籠快出來，沒打的燈籠抱小孩。金魚柺子大花籃。”最後一句說的就是各式各色燈籠。至於“柺子”，那是天津人對鯽魚的特稱，小的叫“鯽魚瓜子”，一拃以上的就叫“柺子”。
表哥對我說：“小二，你去買個玻璃燈吧。”我說：“行。”於是我們飛快地跑去買了一個畫著花鳥的玻璃燈。打上燈籠，我們也可以用天津話大聲唱“有打燈籠的快出來，沒打燈籠的別出來”了。我喊得最歡，跺著腳，直著脖子，使出了吃奶的勁兒。開始燈籠還在我手裡，後來不知怎麼地就跑到哥哥和表哥手裡了，可我覺得用天津話大聲喊叫比打燈籠還過癮，一直到回家那燈籠始終沒回我手，我的壓歲錢也不知怎麼全花光了，哥哥和表哥的錢還剩了不少。回到家我衝奶奶大哭，要奶奶賠。但不管怎樣，那是我一生中過的第一個、也是最難忘的一個“天津話年”。
後來我簡直有點“迷”上天津話了，還專門“拜師”求學天津話，蒐羅天津土語俗話，成效我自覺還不錯，可我一開口說天津話，他們聽了總覺得“那——麼，不是味兒”，直衝我喊“二哥、二爺、二奶奶，你快饒了我們吧！”說歸說笑歸笑，反正那些年我學了不少東西。再後來，我讀了李世瑜先生的文章，才系統地知道了“天津方言島”，知道了天津話與安徽話的淵源，這時，許多埋藏在我心中的“歷史積澱”紛紛“發酵”。比如，我想起有一次不知怎麼提起了天津老話兒管黎明天剛亮和傍晚天剛黑的時候叫“媽（抹）匝（眨）眼”、“雀摸黑”。父親說，其實“抹眨眼”那是一句安徽話。安徽人把傍晚天剛黑叫“抹眨眼”。另外，天一黑，鳥就看不見了，就要飛回樹林，所以天剛黑也叫做“雀矇眼”、“雀摸黑”，就是俗話說的“鳥歸林，雞上架”的時候。天津人不是管“夜盲症”叫“雀盲眼”嗎？這可能是一點痕跡吧。回想起父親的話，我恍然大悟，天津話說的得“螞蚱眼兒”不會就是“抹眨眼”吧。天津人還說“抹撒眼”、“抹搭眼”、“晚暮晌兒”、“晚巴晌兒”、“插（擦）目黑”，還有“夜了晚兒”，都是說的天剛黑。許多人還都提到天津話裡夾雜著不少滿語、蒙語詞彙。恰巧，我下鄉插隊幾十年的地方，正是滿、蒙、漢人雜居的科爾沁大草原，我恰恰又對滿、蒙民俗特別感興趣，並從事過滿、蒙民俗研究。但那時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些“機緣”全匯聚到了天津話上。我之所以寫《衛嘴子嚼字》就是這些“機緣”所致吧。
2009年己丑正月寫於父親的白楊樓書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