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顯王三十三年，鄒人孟軻見魏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有以利吾國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徵利而國危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曰：“善。”
初，孟子師子思，嘗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詐也，此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為知仁義之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對梁王直以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資治通鑑》）
鄒人孟軻求見魏惠王。惠王問道：“老先生，你不遠千里而來，能給魏國帶來什麼利益呢？”孟子說：“您何必言利，只要做到仁義就可以了。國君說怎樣為國謀利益，大夫說怎樣為家族謀利益，百姓說怎樣為自己謀利益，上下相互爭利，則國家就危險了。有仁愛的人是不會拋棄親人的，講忠義的人是不會背棄他的國君的。”
當初孟子拜子思為師，曾經向老師請教治國之要。子思說：“首先要關注民生利益。”孟軻問道：“賢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談仁義就夠了，您為什麼要首先關注民生利益？”子思說：“仁義原本就是利益！國君不仁，則庶民無法安居樂業；國君不義，則庶民也會爾虞我詐，社會無法平穩運行，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經》中說：‘利，就是義的完美體現。’又說：‘只有保障了民生，道德才能得到弘揚。’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
司馬光：子思和孟子的話，都是一個道理。只有仁義的人才知道仁義是最大的利益，不仁義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對魏惠王直接宣揚仁義，閉口不談利，是因為談話的對象不同的緣故。
關於利益這個問題，孔子也曾經談到過。子張問仁於孔子。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其中“惠”直接與民生有關。看來孔子並不避諱談利益，只是這利益要合於仁義。孔子也曾經對子產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其中“養民也惠”和“使民也義”都關係到民生利益。所以說，孔子之仁德，並不迴避利益，離開利益的仁德是空中樓閣，對社會沒有實際意義。
在談到教育的時候，孔子也曾經有過如下的表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魏惠王已經提出了問題，想要知道儒家的仁義對治理國家的作用如何。而孟子只說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這就讓惠王撞在了南牆上。
根據以上分析看來，儒家思想在春秋戰國時期不能為諸侯所用，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所求的是攻城掠地之能，一方面因為儒家思想沒有爭戰殺伐之力。還有一個方面是因為，孟子等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過於清高，且不能由淺入深、由表及裡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弄得如魏惠王一樣一頭霧水，不知所云，自然不能收到推行的實際效果。再者，如前所說，儒家思想是守成之學，而無開山之力。在戰國時期推廣，也是勉為其難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