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显王三十三年，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者，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资治通鉴》）
邹人孟轲求见魏惠王。惠王问道：“老先生，你不远千里而来，能给魏国带来什么利益呢？”孟子说：“您何必言利，只要做到仁义就可以了。国君说怎样为国谋利益，大夫说怎样为家族谋利益，百姓说怎样为自己谋利益，上下相互争利，则国家就危险了。有仁爱的人是不会抛弃亲人的，讲忠义的人是不会背弃他的国君的。”
当初孟子拜子思为师，曾经向老师请教治国之要。子思说：“首先要关注民生利益。”孟轲问道：“贤德的人教育百姓，只谈仁义就够了，您为什么要首先关注民生利益？”子思说：“仁义原本就是利益！国君不仁，则庶民无法安居乐业；国君不义，则庶民也会尔虞我诈，社会无法平稳运行，这就造成最大的不利。所以《易经》中说：‘利，就是义的完美体现。’又说：‘只有保障了民生，道德才能得到弘扬。’这些是利益中最重要的。”
司马光：子思和孟子的话，都是一个道理。只有仁义的人才知道仁义是最大的利益，不仁义的人是不知道的。所以孟子对魏惠王直接宣扬仁义，闭口不谈利，是因为谈话的对象不同的缘故。
关于利益这个问题，孔子也曾经谈到过。子张问仁于孔子。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其中“惠”直接与民生有关。看来孔子并不避讳谈利益，只是这利益要合于仁义。孔子也曾经对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其中“养民也惠”和“使民也义”都关系到民生利益。所以说，孔子之仁德，并不回避利益，离开利益的仁德是空中楼阁，对社会没有实际意义。
在谈到教育的时候，孔子也曾经有过如下的表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魏惠王已经提出了问题，想要知道儒家的仁义对治理国家的作用如何。而孟子只说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就让惠王撞在了南墙上。
根据以上分析看来，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能为诸侯所用，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所求的是攻城掠地之能，一方面因为儒家思想没有争战杀伐之力。还有一个方面是因为，孟子等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过于清高，且不能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弄得如魏惠王一样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自然不能收到推行的实际效果。再者，如前所说，儒家思想是守成之学，而无开山之力。在战国时期推广，也是勉为其难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