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郁達夫（節選）
孫席珍
一
凡是和郁達夫先生有過交往或曾經會見過他的人，幾乎沒有一個不對他抱有好感的。正如讀過他的作品的人，無論對其所寫的人和事贊同與否，有什麼想法和看法，由於他文采斐然，筆致清新，誰也饒有興趣地樂於把它終卷，而感到這是一種藝術的享受。無疑，他是我國現代最有才華的作家之一。自從“五四”初期，他還是一個年輕的流東學生時，為了響應國內洶湧澎湃的新文化運動脫穎而出，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默默地消失在遙遠的海南域外，前後20餘年之間，他陸續寫作了小說、散文、詩歌以及其他各種論述，除掉翻譯，總計200多萬字，為我國文藝寶庫增添了不少看似平淡實際富有新意的珍藏。言念及此，對於他正當盛年橫罹慘禍的意外的不幸遭遇，輒復為之疾首痛心，嗟嘆不已。
他處世溫雅恬靜，悠然自適；對人不卑不亢，平易可親——這種性格，好像天生就是如此的。我不想妄稱與他有何深交，謬託知己，但就以往接觸和聞見所及，他縱有不快之事，並無慍色；偶或與人意見相左，有所爭論，也總是心平氣和地相對，從無悻悻之詞。平生唯有一事引為奇恥大辱，即《毀家詩紀》末首《金縷曲》中提到的“縱齊傾錢塘潮水，奇羞難洗”的那件事，對於那個害得他家破人亡的國民黨黨棍，銜恨不消；但因“別有戴天仇恨在......先逐寇，再驅雉！”從而不辭辛勞，奔赴前線，後來迫於形勢，遠適異域，終遭殺身之禍。從這一短短的辭章中，不難看出他在國難家仇兩相比較之下，孰輕孰重，主次分明，恩怨有別，足見他決不是無原則、無主張的好好先生，而確是識大體、有遠見的卓越之士。在這一點上，他自己也深悔當年不聽魯迅先生的勸阻，卒至留下終生未能彌補的難言之痛——當我寫到這裡時，也不禁為之擲筆長太息。
二
我是在一個極其偶然的機緣中第一次遇見他的。那是1923年北京秋季的一天，漸進薄暮，我為了趕往報館上班，匆忙地在北河沿的衰柳下朝南行走，無意中從一位行人身旁摩肩而過，那人似乎踉蹌了一下，而我一時竟未覺察，直到已經越過他一丈多路，忽然意識到自己太無禮貌，才回身駐足，等待他緩步過來，向他道歉。他望了我一眼，連說“沒關係”，並且和藹地說：“你好像有要緊事，還是趕路去吧。”我向他鞠了個躬，“那末，請多原諒”。道聲“再會”，便繼續前行。幾次回頭，見他毫不介意、若無其事的樣子，才放心地重新加快了腳步。那天雖有過這樣一番遇合，但當時並不知道他就是蜚聲文壇的郁達夫。
哪知相隔幾天以後，是星期日的午前，仍然在上次遇見他的那一帶衰柳岸邊，我從南河沿歐美同學會借了布萊克和彭斯的兩部詩集，邊低頭前行邊背誦著《天真之歌》和《經驗之歌》中的一些詩句，幾乎又與一位迎面而來的行人相碰。我趕忙站住，抬頭一望，不免有點發怔，想不到正是上次遇見的那位先生。
“您是鬱先生嗎？我太冒失，差點又衝撞您了。”
他微微一笑問：“你是哪一系的同學？怎麼認識我的？”
我告訴他：“我沒有聽過您的課，是在刊物上見過您的造影，和那次相遇的印象聯繫起來，才這樣認定的。”然後說出了自己的姓名。
“唔，我也看見過你發表的一些詩歌。你手上拿的是什麼詩集？”
我如實地向他彙報後，他點點頭說：“不錯，不錯，你喜歡的幾位早期浪漫詩人，確實清新可喜......不過晚期有些詩人也不乏佳作，讀來非常感人。”
我知道他所說的晚期浪漫詩人，未必是指羅賽蒂兄妹以及史溫彭等等，可能指的是道生（他的文章裡常寫作璫生），於是我說：“我還剛剛在開始學習，幼稚得很。外國詩，一般只取其比較淺顯易解的試著讀讀。無論哪個時代、哪位詩人的名作，都還讀得太少。”
“那也沒啥要緊，而且這是每個喜歡弄弄文學的人難免要經歷的過程。今後只要多讀些名著，多看點世相，也不妨時常寫寫，自然會得成長、充實起來的。”
這樣隨隨便便地談著，不覺已陪他走了一大段路。忽然他伸手從衣袋裡摸出一隻時表來看了看，問我道：“你可會得喝酒？”
“不大會，稍稍能喝兩口。”
“此刻你打算到哪裡去？”
“打算回公寓去吃午飯。”
“那麼，乘此菊黃蟹肥時節，同我去做件雅人雅事吧。”
我不即答話，因為在北京，食蟹是一項很奢侈的消費，而且著名的館子只有正陽樓獨家經營，那裡螃蟹每隻索價一元，而其時我們每月的伙食費不過三五元錢，太貴了，不合算。他見我似有躊躇之狀，便慨然說：“興之所至，偶一為之，又何妨呢？”我看他語氣誠懇，意態爽然，就頷首示意無語地跟著他走了。
途中我回想起，到京一年多來，我還只上過一次正陽樓，那是孫伏園先生邀我同去的。那天伏老和我都穿著西服，伏老比較矮胖，上唇蓄著一撇小鬍子，儀表很像個日本中、上流紳士，因此進了館子，一步踏上樓梯，下面堂倌便高聲招呼：“東洋客人兩位上樓。”樓上應聲道：“請......”伏老聽出鄉音，笑嘻嘻地用紹興話分辯道：“伢（a,我或我們）明明是同鄉人，嘎裡來格（哪兒來的）東洋客人？”於是堂倌也含笑表示歉意，並且立刻更正：“剛上樓的兩位是紹興客人。”樓上仍應聲說：“請......”我講了這段故事，他聽了哈哈大笑，說：“伏園反應真快呀。但今天可不放心，我們穿的都是布袍，堂倌大概會說兩位寒酸客人上樓了。”
這樣說笑著，上了正陽樓。坐定以後，他叫了兩斤 紹酒，團臍、尖臍各兩隻。
我說：“不消這麼多。”
“要麼不吃，要吃，總該吃得痛快些，每人兩隻，不算多。”他既堅持各二，我也就不再說什麼了。
話題仍然回到詩歌方面。我冒昧問他：“聽說您最喜愛的詩人是英國的道生和清代的黃仲則，是這樣嗎？”
“大概是的，由於他們的作品情思真切，意境清新......”
酒和蟹上來後，他拿起酒壺滿斟了兩杯，把一杯遞給我，一杯自己舉起先呷了一口說：“酒味很醇，不錯。”就動手剝蟹，然後緩緩地對我說：“剛才談起道生的詩，那是我近來無聊孤寂時候的好侶伴。他只活了33歲，一生僅留下薄薄的三卷詩集，並無長篇鉅製，因此他的清詞麗句，很少為人所稱道。你問我哪些是他的名篇，我看他的詩差不多每首都發乎至情，出自肺腑，哀感頑豔，為千古薄命詩人所罕有。即如他的第一卷詩集裡的那首：
無限的悲哀呀，
燃燒著我的愁懷。
切莫傷心淚落，
快把那明朝忘卻。
就十分悽楚動人。又如題為 Beata Solitudo（= Blessed solitude)的那首詩，大意是：
我們要去尋找
一個寂靜的所在，
在那裡我們將忘掉一切，
同時也將被完全忘卻。
這種獨特的境界，恐怕連史溫彭也未必寫得出。還有一首《現在我不如西奈拉治下的時候了》，熱情如火，句句如黃鐘大呂，寫幻象消滅的悲哀，猶如千尋飛瀑，直逼讀者心胸，大批評家石蒙士稱之為現代最了不起的抒情詩中的一首，我也很有同感。”
聽了他這一段話，我說：“前些時候，偶然聽人唱著一首歌曲，不知作者是誰，其中有這麼幾句：
夜——留下一片寂寞，
河邊只有我們兩個。
……
不知是世界遺棄了我們，
還是我們把它遺忘？
我很表欣賞，認為這正是從道生的那首 Beata Solitudo 中脫胎出來的。您看對嗎？”
“唔，OK”，他正雙手持螯，便點點頭說：“你這年輕人很能夠領會詩的情致哪。”同時叫堂倌添了一斤酒，話題也就轉到黃仲則身上。
我問：“黃仲則的詩，您最喜歡哪幾首？”
這時他已略有幾分酒意，笑著回答：“這可難住我了，《兩當軒詩集》何止千首，叫我從哪裡說起呢？”
“不少人都稱許他的‘悄立市橋人不識，一星如月看多時’兩句，不知您以為如何？”
“這兩句確也不壞，但黃仲則別有許多好詩......此刻也一言難盡。”
“我看到蘇曼殊《燕子龕隨筆》裡提到黃仲則的兩句詩：‘似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宵？’說這是‘相少情多人語’，您認為對嗎？”
他似乎稍稍有所觸動：“這話說得很妙——‘相少情多’，我也贊同，也很符合黃仲則的身份。”然後嘆了口氣，說：“曼殊自是絕頂聰明人，他做詩工底並不很深，但能吸收眾長，善於融合貫通，也就是善於化。他除深受李太白的影響外，也頗取法於陸放翁、龔定庵等輩。即如他那首著名的小詩《春雨》，很可能是從黃仲則的‘獨立市橋’轉化出來的，不過黃仲則表的是靜態，曼殊寫的是動態，所以讀起來後者的形象較為鮮明，境界也更為清新些。”
食蟹是很要花時間的，那天他興致很好，談笑風生，不知不覺過了中班打烊時間，已經午後2點多鐘了。由他會了鈔，就跟他走出館子，陪他走了一段路才分手。
以上所記，是我和郁達夫先生正式結交的開端。其時他是北大經濟系統計學講師，我是個普通學生，從名分上說，他是師，我是生；論年齡，他長我10歲，他是前輩，我是晚輩；若從文學事業上講，他早已卓然成家，我還剛剛起步。因此，爾後無論見面或通信時，我都稱他為先生，他則稱我為密斯特或君。
孫席珍
(1906-1984)，原名彭，學名志新，以字行，筆名丁非、丁飛、明琪、司馬珺、鄒宏道等，紹興縣平水鎮人。6歲時因家遭火災焚燬，全家遷往上海，在上海小學畢業後隨姐入蕪湖萃文中學。1922年，進北京大學並任《晨報副刊》校對，與趙景深、焦菊隱、於毅夫、蹇先艾等組織綠波社，編輯《京報文學週刊》。
從16歲起發表詩歌。先後發表《稚兒的春天》、《黃花》等新自由詩數百首。被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稱讚為"詩孩"。還積極參加文學社團活動，創作散文、小說，小說《槐花》引起讀者較大反響，被人稱為"京華才子"。
1925年，五卅運動發生，以北大學生代表身份投身革命，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釋放後由北大同學介紹，加入共青團。1926年三一八慘案後，南下廣州，不久即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並隨林伯渠參加北伐，擔任連、營政治指導員和團政治助理。武漢克復後，被調任總政治部秘書，在郭沫若領導下負責主編南昌版《革命軍日報》。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郭沫若被通緝，席珍被調到第三軍政治部當科長，參加八一南昌起義。起義失敗後，一度流亡日本。1930年春回國，在河南洛陽師範、北京師大、中國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任講師。積極參加左翼文化運動，參與發起組織北方"左聯"，被推舉為常委兼書記。1934年，被國民黨逮捕，次年出獄後任中國大學兼東北大學教授，再次赴日本，代表北方左聯與東京左聯質文社聯繫。一二九運動後，被北方局批准為北平特別黨員小組成員。1936年，和曹靖華、李何林等發起另組北平作家協會，被選為常委兼書記。
抗日戰爭期間，輾轉北京、天津、山東、河南、湖北、湖南、福建、江西、貴州等省市，從事文化救亡運動。抗戰勝利後，受聯合國經濟總署之聘任專門委員，負責外文編譯工作，後在河南大學等校任教。
新中國成立後，歷任南京大學、浙江師範學院、杭州大學中文系教授。其間曾與孫望等人合編上海《人民詩歌》，並被選為中國作協浙江分會副主席。1980年，被聘任中國魯迅研究學會顧問、中國寫作學會副會長、浙江省寫作學會會長等。
著有創作集《花環》等10種，專著《近代文藝思潮》等14種，論文集《外國文學論集》等7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