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陽冷卻，地球變得不適宜居住。人類只剩下一條出路：逃離太陽系。這是電影《流浪地球》（The Wandering Earth）的引子，聽起來這多半是一部好萊塢大片。預告片裡甚至還有《盜夢空間》（Inception）式的霧號。然而，這並非一部全白人出演的美國電影，而是根據明星作家劉慈欣的同名科幻小說改編的中國電影。在裡面拯救人類的，不是美國人，而是中國人。
對未來的藝術描繪，傳統上被視作西方的專利，並且明顯缺乏多樣性。不過，新地方、新作者，正在以他們的角度描繪未來。近些年裡，中國的科幻小說創作一片繁榮，有劉慈欣的《三體》等一批醒目之作。自從大片《黑豹》（Black Panther）上映以來，非洲未來主義（Afrofuturism）也有了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在世界各地，科幻小說正在蓬勃發展。
「科幻小說現在已經成了一種全球現象，」韋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從事中國科幻與文學研究的副教授宋明煒說。「這是該文學體裁最引人注目的發展之一，因為它超越了西方，尤其是英美在這個類型中佔有的主導地位。」
這場新運動範圍廣泛，從19世紀的俄羅斯科幻小說，到植根於黑人受壓迫經歷的非洲未來主義，無所不包。它既有關於革命歷史和外星人的中國科幻作品，也有關於移民和自由貿易的墨西哥未來主義電影。
「目前，最有意思的科幻小說來自非傳統的地方，」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專門研究全球科幻小說的副教授班納吉（Anindita Banerjee）說。「中國或者非洲等地方正在傳播他們的聲音——但在今天的繁榮之前，這種現象也有著更為悠遠的歷史。」
顛覆性的小說
目前，劉慈欣、郝景芳等作家的作品都有了英文翻譯，中國科幻小說在西方越來越受歡迎。然而，在他們之前，科幻小說在中國的歷史並不短。
這個文學類型在中國經歷了三次浪潮：一次是1902年，帝制在中國結束之後；一次是1949年中國革命之後；目前的這個「新浪潮」始於上世紀90年代，當時中國以飛速發展的模式向前推進。「在90年代，冒出新一代作家，在他們當中，劉慈欣是最重要的一位，」宋明煒說。
《三體》首版於2006年，劉慈欣被視為推動中國科幻小說進入主流的功臣。2014年，它被翻譯成英語，一年後，獲得了科幻小說界的奧斯卡——雨果獎。故事講述了一位天體物理學家在「文革」期間參與政府秘密研究，無意間把外星人招到地球的故事。
《流浪地球》預計於2019年2月上映，講述的是科學家發現太陽將把地球燒成灰燼後，宇航員為人類尋找新行星的故事
中國的科幻小說被視為對這個國家崛起和快速現代化的反映，在西方也變得越來越流行。但這個文學類型也涉及對言論自由的壓制，往往表現出現實中黑暗的、不可見的面向。在劉慈欣的作品中，這通常意味著平行現實和具有挑戰性的物理狀態。但反過來，郝景芳的《北京摺疊》則展現出一個等級森嚴的未來北京，這裡大地翻轉，給三個社會階層提供數量不一的日照時間。
「這一波新的科幻小說，具有黑暗和顛覆性的一面，所描述的要麼是現實的隱形維度，要麼是用國家夢想話語去支配現實的荒謬性，」宋明煒說。
《三體》和中國科幻小說往往含有爭議性的主題。例如，《三體》一開場，就描繪了主人公的父親在「文革」最亂的時候被批鬥致死。
「我總是對這個文學類別的持續繁榮感到驚訝，」宋明煒說。「其中一些作品非常具有顛覆性和挑釁性。但到目前為止，它們還沒有受到審查。為什麼會持續發展，我的觀點是，那是因為它們不是抗議文學。這是一種運用想像力探索未知現實的文學體裁，但沒有直接挑戰中國政府。」這些看不見的現實是關鍵。他說：「科幻小說描繪了中國現實中隱形的部分，在中國崛起的光輝形像背後。」
讓隱形顯形
另一種著眼於隱形現實的藝術形式，就是非洲未來主義。「從《銀翼殺手》（Blade Runner）到《傑森一家》(The Jetsons)，對未來的描繪往往非常『白』，有色人種經常缺失不見。」佐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非洲未來主義的副教授莫里斯（Susana Morris）說。「非洲未來主義重新設想了以黑人為中心的未來主義是怎樣的風景。」
非洲未來主義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20年杜波依斯（WEB Du Bois）的短篇小說《彗星》（The Comet）。在這部作品裡，除了一名黑人男子和一名白人女子，所有人類都被殺害了。非洲未來主義最著名的例子，是2018年的超級英雄電影《黑豹》，它講述的是一個非殖民化的非洲國家瓦坎達（Wakanda）。這個國家能夠按照自己的條件發展，還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源——振金（Vibranium）。這為此部電影和科茨（Ta-Nehisi Coates）的同主題漫畫，提供了一個描繪未來主義黑人社會的場景。
然而，非洲未來主義並不侷限於超級英雄。「人們通常認為非洲未來主義是一個文學類型，其實它是一種文化運動。它不僅僅是黑人科幻小說。它是流散在海外的黑人思考我們的過去與未來的一種方式，」莫里斯說。因此，非洲未來主義包括小說、電影、藝術和時尚（莫里斯注意到歌手碧昂斯偶爾會使用非洲未來主義的意像）等支流。
在文學領域，尼日利亞裔美國作家歐柯拉福（Nnedi Okorafor）的《賓蒂》（Binti）脫穎而出。這本2015年的作品，描繪了在距今1000年的未來，一個以納米比亞欣巴人為原型的非洲部落。他們是一個高度發達又與世隔絕的群體，在書中，他們的一位高等數學專家被送到一所星際大學，故事在那裡展開。莫里斯說：「這是一個融合了傳統與創新的偉大故事。」
非洲未來主義並不是一種與特定國家或地區聯繫在一起的文學類型，而是由世界各地的黑人所實踐，用莫里斯的話說，他們流散在海外。對於這些散居海外的人而言，與傳統的互動非常重要。莫里斯提到了三佛卡（Sanfoka）——那是加納阿肯人的象徵，通常的形像是一隻一邊向前飛一邊向後看的鳥。「非洲未來主義揭示了創新與傳統之間的動態關係，它位於海外移民的內心深處，」莫里斯說。「向前走的時候，會回頭看。」
太空中的布爾什維克
俄羅斯和東歐的科幻小說有著悠久的歷史傳統，可以追溯到19世紀：它產生了一批重要的科幻作家，像俄羅斯作家扎米亞京（Yevgeny Zamyatin），代表作包括《我們》（We，1924年）；波蘭作家萊姆（Stanislaw Lem），他對美國的科幻小說產生了重要影響。甚至像早期的布爾什維克波格丹諾夫（Alexander Bogdanov）也寫過科幻小說，他1908年的小說《紅星》（Red Star），描繪了一個住的全是社會主義者的火星。
人造衛星的上天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1957年，蘇聯率先發射了一顆繞地球運行的衛星，引發了科幻小說的熱潮，並導致對舊科幻作品的重新發現。之前蘇聯社會受到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中的現實主義的壓制，但隨著人造衛星的發射，它一躍進入了未來主義。班納吉援引德波大學（DePauw University）的科幻專家奇切裡-羅內（Istvan Csicsery-Ronay）的話說，這在蘇聯引起了「日常生活的科幻化」。
這甚至延伸到了電影領域。1972年，塔科夫斯基（Andrei Tarkovsky）拍攝電影《索拉里斯星》（Solaris），被譽為是《2001太空漫遊》（2001: A Space Odyssey）的翻版；而塔科夫斯基的另一部電影《潛行者》（Stalker），改編自1971年的小說《路邊野餐》（The Roadside Picnic），它描寫了穿越一個神秘的核荒地的經歷。有意思的是，又過了幾十年，它啟發了今天烏克蘭的一款電子遊戲系列STALKER
俄羅斯的經驗，尤其是蘇聯時期的經驗，與當前非西方科幻小說的興起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對班納吉來說，這與她的個人經歷有關。「我在印度東部的一個煤礦之鄉長大，」她說。「這個地方的文化資源比較匱乏，但能看到一套譯自俄語的科幻書，價格也不貴。太空競賽見證了蘇聯科幻小說創作的復興，加之他們經典的科幻小說，都在亞非拉國家得到譯介和廣泛傳播。甚至來到了印度農村。」
藉由這樣一個途徑，俄羅斯的科幻小說成為了一種新的全球科幻小說的孵化器。「在劉慈欣的作品中，你能看到蘇聯科幻小說的影子，」班納吉說。
從西方到其他地方
科幻小說在全球的興起，對我們如何看待這一文學類型的演變提出了質疑。過去，它被視為以西方為中心，向世界其他地區傳播。「傳統觀點認為，科幻小說的傳播與工業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張是平行的，」班納吉說。「因此，它應該是從西方走向其他地方，因為工業資本主義最早就是在那裡產生的。現在，這種觀點正面臨挑戰，我們正在思考西方以外發生了什麼。」
不是所有非西方科幻小說都是政治性的，但想像另類的未來可以成為動員和行動的工具。「我們在一些來自亞非拉的科幻小說中發現，人們認識到，一種普世的、新自由主義的社會和文化模式是不可持續的，」班納吉說。她以2008年的墨西哥科幻影片《睡眠經銷商》（Sleep Dealer）為例，該片描繪了一種未來：美國關閉了與墨西哥的邊境，但墨西哥人遠程控制代替他們在美國境內勞動的機器人。這部電影以未來主義的方式反映了自由貿易和移民等問題。
在《睡眠經銷商》裡，墨西哥工人被接入一個網絡，同時控制在美國的機器人從事非技術勞動：一旦機器人耗盡能量，就會遭到拋棄。
但除了關於反抗的全球性反思之外，非西方科幻小說還利用了一種全球意識，幫它征服本土之外的受眾。「中國的科幻小說不僅僅吸引了中國人，」宋明煒說，「是因為它觸及了人類面臨的共同問題，比如人類的生存，以及如何在極端的情況下成為一個有道德的人。這些都是當下世界每個人都需要思考的基本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