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董懌翎
近期，與獨立音樂相關的消息不斷——首屆上海國際獨立音樂季順利落下帷幕、《樂隊的夏天2》開播、草莓音樂節宣佈正式迴歸。同諸多行業一樣，獨立音樂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嚴重衝擊，但一些音樂人也在線上嘗試中找到了機遇。
作為中國文化創意的代表產業之一，獨立音樂及其從業者的生存狀況和後疫情時代發展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的關注。7月28日，UNESCO在全球範圍內推廣的ResiliArt（堅韌藝術）項目邀請太合音樂集團國際部總經理倪兵、摩登天空國際事業部總經理張然、育音堂創辦人張海生、獨立唱片公司美麗音樂CEO許波和武漢Livehouse VOX創始人朱寧參加線上對話。
根據五位參與者的分享，疫情對中國獨立音樂產業鏈各環節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表演現場票房、場地運營受衝擊最嚴重。此外，雖然部分獨立音樂轉戰線上受到歡迎，但線上演出始終無法取代線下演出的感官體驗，而且從長期來看，由於產業鏈尚不完善，線上粉絲的忠誠度和線下轉換的的效果尚未可知。
此次線上對話的主持人，UNESCO《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2005國際公約》的專家組成員、莫納什大學媒體、電影和新聞學院高級講師顧鑫博士認為，獨立音樂不僅是能為城市帶來經濟效益的一種產業，更是能塑造社會價值、為城市面貌增加獨特性、豐富城市居民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因此，為其服務的公共政策不應僅限於對企業的經濟支持。8月3日，針對後疫情時代的城市文化公共政策以及中國獨立音樂的發展，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對顧鑫進行了專訪。
今年早些時候，四川地下電子音樂謹慎重啟，獨立音樂人LUCA在成都Cue Club表演。John Yingling 圖
澎湃新聞：UNESCO的ResiliArt項目中提到了“文化讓我們更堅韌並帶來希望（Culture makes us resilient and gives us hope）”，您如何理解這句話？
顧鑫：過去二十多年，創意產業、創意經濟等詞的提出造成全球文化行業嚴重商業化，人們越來越忽視文化對社會帶來的經濟效益之外的作用。新冠肺炎疫情讓UNESCO等國際組織以及一些國家文化機構認識到，需要重新認識文化在社會中扮演的多重角色。
根據一些已經成型的ResiliArt項目的反饋，無論身處何處，人們都認為文化扮演了以下幾種重要角色：
1）在疫情期間，文化成為人與人交流的重要紐帶。
2）當人們受到重大事件的打擊，文化是重要的情感宣洩方式。
3）文化是很重要的社會經濟門類。
4）文化也是國家軟實力的重要體現，它代表一種話語權，是塑造整個世界範圍內文化價值觀的重要途徑。
5）文化多樣性是國家文明程度的體現。
由於西方的很多獨立文化產業並不能完全靠自身在市場環境中生存，尤其是在疫情期間，因此它們與政府之間的依賴關係比較強，這與中國的情況很不一樣。ResiliArt希望探討如何從公共政策角度更好地服務於文化創意產業，幫助它們存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無論是對美術館、博物館、戲劇院等傳統“文化產業”，還是對20多年前才獲得“創意產業”這一定義的音樂行業等，政府始終認為，對於具有高度文化價值但又無法獨立在市場上生存的行業，政府有責任進行扶持。
在中國，雖然人們經常提“文化創意產業”這一整合概念，但政府相關部門為“文化”與“創意”產業提供服務的立場並不相同——劇院、京劇、崑曲等與中國傳統文化相關的產業很大程度上仍然通過政府買單得到支持，很多從業人員拿的是政府工資；而創業產業可以理解為“下海經商”，從業者要在市場上尋找自己的價值與生存模式。這就導致創意產業在中國得到的政府支持較少，即便有，也大多是出於經濟價值角度的考量。
澎湃新聞：UNESCO為什麼選擇關注中國的獨立音樂市場，它有著怎樣的代表性？
顧鑫：對許多國家來說，目前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是大型演出場地與公共文藝機構，因此UNESCO大部分項目都在關注芭蕾、戲劇等行業。於是我提出，是否能給更草根、小眾、有地方特色的獨立文化工作者發聲的權利，因為他們鮮少在公共政策上被關注或有機會體現自己的價值，這個想法得到了UNESCO的支持。
至於為什麼選擇關注獨立音樂，我認為，中國獨立音樂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雖然以一種亞文化的形式存在於中國社會，但具有非常廣的受眾。因此，未來獨立音樂成功與否實際上對於中國整個創意產業具有很強的導向性。具體來說，中國獨立音樂的代表性主要體現在：
1）起步較晚，因此在做本地音樂的同時又具有一種世界性。中國獨立音樂的音樂生產模式，包括藝人和一些產業鏈的模式，既借鑑於其他國家，又有本地化的調整。可以說，獨立音樂是一種極具中國創意產業發展特色的門類。
2）深受地緣性影響。中國獨立音樂的發展受到日本、韓國、中國港臺地區獨立音樂的影響，同時也存在競爭關係。比如韓國流行音樂（K-pop）在國際上具有較高的影響力，中國獨立音樂要突圍的難度很高，如何去塑造具有中國特色的音樂風格和內容是很大的挑戰。
3）完善的產業鏈尚未形成。在線上討論中有嘉賓提到粉絲流動性強、忠誠度不高、現有流媒體平臺與樂隊內容、風格契合度不高等問題。中國獨立音樂產業中樂隊、場地管理以及粉絲運營方面很多知識大多通過與國際藝人合作，學習、嫁接到國內，還存在不足。行業中鮮少有可以堅持10年以上的樂隊或品牌。
4）行業具有發展潛力。目前職業音樂人佔中國人口比例非常小，我在田野中瞭解到，大部分音樂人都有正常工作，只將音樂作為一種愛好，從這個角度來看，獨立音樂更接近於一種“家庭手工業”（cottage industry）的狀態，缺少全情投入的音樂人以及專業管理人士。此外，根據音樂數據分析公司Soundcharts統計，2017年，日本有3000多家Livehouse場地，而這一數字在中國僅為300，意味著每473萬人一個場地。
5）獨立與流行之間界定不明確。這也是獨立音樂沒有形成完善產業鏈的重要因素。我們需要意識到，獨立音樂雖然不會與主流音樂合併，但兩者不應該是對立的關係，而是相輔相成。
6）創意保護機制尚待探索。長久以來，在中國市場維護版權非常困難，特別是對處於底層、每年作品數量不多的音樂人來說。目前全球很多地方都在探討，版權如何重新形成對獨立音樂製作更有益的模式，讓做小眾音樂的人得以生存，我認為這也是中國市場應該關注的問題。
澎湃新聞：線上討論的參與者認為，獨立音樂從線下到線上的轉變並不是長久之計。在中國後疫情時期，獨立音樂產業會發生什麼變化，音樂人除了自身的經營之外，還需要哪些支持？
顧鑫：現在大家很糾結，怎麼做才是獨立音樂的成功之道？這種思路其實並不正確，因為獨立音樂沒有固定模式，唯一確定的是要做出符合中國文化特色的亞文化，方法可能有很多種，但最重要的是要避免走向同質化。這意味著場地的開發、藝人的管理、整個產業鏈的完善，都要去想新的辦法做出不一樣的東西，以保持多元化發展的空間，這才是保持獨立音樂亞文化特色的發展趨勢。
以場地為例，國外Livehouse發展比較久，粉絲習慣去現場看錶演，但在中國只有小部分觀眾會買票去現場，很多人不知道Livehouse，甚至以為那是酒吧、夜場，是不好的地方。那經過這次疫情，不少中國獨立音樂人嘗試在線上與觀眾交流，也把一些現場帶到公交車、船隻這種更符合大眾生活環境的空間設置中，這些創新值得鼓勵。
此外，同許多行業一樣，疫情可能會造成獨立音樂產業鏈的整合，規模大的企業收購一些場地空間、企業，就可能走向同質化，所以我覺得需要地方政府的力量，以維持本地獨立音樂生產的特色以及相關的空間與資源。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政府僅把獨立音樂當作產業來看待，就容易產生同質化的問題，而一旦我們跳脫出產業政策的瓶頸，思考這種亞文化對社會發展帶來的其他益處，或許可以找到途徑對其進行扶持。
比如在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有像Victoria Music Development Office, Creative Victoria這樣獨立於政府商務部門，同時又代表整個產業發展需求的公共機構。Creative Victoria有自己的專項資金，其來源為州政府每年的稅收，很大一部分都用於支持當地藝人、樂隊、小型的公司和場地。財政的獨立增強了機構的話語權，進而對音樂人和產業給予更直接的幫助，這是一種比較好的維持方法。
但值得注意的是，儘管設立了為個人或機構提供資金支持的機制，基於不能干預市場運作的原則，在過去近二十年間，西方很多國家政府已經喪失了對文化市場干預和塑造的功能。我覺得不管是哪個國家，都應該在文化市場和文化產業經營上體現出自己的價值，不該袖手旁觀。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在扮演好市場協調者、規範者這方面有很大的潛力，政府可以通過很多的策略去改變人們的消費習慣，併為整個產業與人們文化消費習慣的嫁接做很多有益的事情。
在線上討論中，幾位嘉賓都提到在疫情期間享受了稅收減免或者租金減免等政策。但我認為，目前將獨立音樂行業整體視為一般中小企業的做法不太合適，政策並不能惠及行業中的獨立音樂製作人和自由職業者。此外，對於很多場地方來說，疫情之前讓他們最頭疼的是外國藝人來演出，從公共政策角度來看，如果政府能在保證文化安全的同時適當解決這個問題，其實會比提供資金支持更有效，同時也能促進獨立音樂作為一種全球文化產業的交流與發展。
澎湃新聞：有參與者提到中國市場上獨立音樂供不應求的問題，您也在討論中提出“中國獨立音樂產業受疫情影響與其所處城市是否有關係”的問題。您如何理解中國獨立音樂與城市之間的關係以及供需之間所展現的矛盾？
顧鑫：獨立音樂在中國長期處於供低於求的狀態。疫情期間獨立音樂在線上大爆發，很多之前從未在Livehouse獲得名氣的音樂人，突然獲得了很多粉絲。張海生也在討論中提到，疫情之前育音堂的現場表演有40%是海外藝人，目前國內的藝人不足以填補這一空缺。這些都說明了中國市對不同類型的音樂風格、音樂人其實有很大的需求。在中國城市，一方面是場地的不足，另一方面獨立音樂還沒有找到更適合中國消費者的文化交流方式和場所。
音樂是城市空間重要的標籤和價值塑造工具，特別是對獨立音樂來說，它的價值並不完全體現在產品上。除了促進整個城市的經濟發展，它為城市面貌增加獨特性，進而提升旅遊體驗，同時，它也能豐富城市居民的文化生活。這也是為什麼國際上一些城市願意為獨立音樂買單，提供免費表演場地或者為藝人提供資助，因為獨立音樂為城市提供的文化多樣性並不是單從經濟角度就可以度量的。
或許一些城市都有意像利物浦那樣成為世界音樂之城，但這在實踐中非常困難。政府已經習慣於將各行各業當作產業來調配和管理，因此當某一社會門類的價值遠遠超過一個產業的時候，如何能夠創新性地去支持和開發，這是值得城市管理者去思考的問題。
責任編輯：張俊
校對：施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