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觀點：“低於美國經濟增長率的增長都不是增長”。美國近5年的增長率在1.5至3.5之間，如果按照增長的絕對值，我國的增長率需要保持在5以上才有增長優勢，並逐漸拉近與美國經濟總量的距離，這個距離指的是國內GDP的硬指標，不包括政治、文化、軍事和經濟的海外集聚度等軟實力。
通脹率與貨幣流通量直接有關，這是貨幣數量論的觀點。我認為，在2008年之後的“量化寬鬆”政策帶來的貨幣超發，本身不是個大問題。因為貨幣超發增加了投資，提高了收入水平並且刺激了消費，超發增加的是經濟增長動能，增加了儲蓄率，對經濟發展的前景和預期是有利的。如果認為貨幣超發造成了貨幣貶值，通脹率上升，事實情況不盡然。歐洲的幾輪量化寬鬆沒有造成高通脹率，反而有物價下跌的現象。美國先是低通脹，近期偏高，美聯儲從加息轉為降息，並且把通脹目標定在2%。
我認為問題是由經濟增長下行造成的通貨緊縮，增發貨幣是為了擺脫通縮，卻使通縮持續蔓延。部分經濟體的通脹間斷性走高，在持續了一個階段之後也有可能由通脹下行為通縮。單純地從貨幣金融的角度分析，應該把超過經濟體內的產品和服務的那部分貨幣吸收掉，利用資金池和“海綿效應”，圈出部分流動性。流動性貨幣從央行和金融機構生髮後，有2個循環，一是通過銀行貸款和政府投資流向實體，再到消費領域，這個循環，資金是在銀行體系內完成的；二是實體經濟和個人的經濟產出和消費創造了稅收，稅收在財政體系的運作下有積累和投資消費的走向。上述2個循環沒有包括資金流動性的多重取向，例如，有的機構和個人對證券市場的參與和海外投資等。
當前經濟處於深度調整期。未來十年，經濟還會像2008年以來的10年中持續的高投資、低增長嗎？我認為，在未來十年經濟有可能出現2個極點，一是經濟增長急速下滑（冰點），二是經濟增長快速膨脹（沸點）。理由是貨幣金融的運行對實體經濟的輸血和潤滑作用的可控能力失效，貨幣政策被實體經濟“俘虜”而失去主動的調節能力，這個調節能力對經濟體內部和外部兩個市場環境都很重要。
回到本文題目中的問題，我們的經濟增長率和通脹率在什麼區間較為合適和安全？在中長期，經濟增長率在4.5—7%，通脹率在1.5—4%，在這個區間內我們的國計民生可以持續，經濟安全能夠保持穩定。需要重視的是，產業政策與財政、貨幣政策一定要深度融合，密切協調合作，外部政策要積極，要堅持經濟全球化並且保持產業鏈的協作，大國的全產業鏈政策與中小經濟體的互補性不矛盾，產業供需層次上有區別和比較優勢的狀態應該得以保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