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是諸暨女孩馬弋涵的生日，2020年的這一天她就成年了。高考結束，上大學，這對許多女孩子來說都是一個實現多年願望的好時機，比如燙捲髮、去旅遊、看一場演唱會。
馬弋涵也有一個願望，想在成年這一天實現，但她的願望和別人不一樣，甚至有點太與眾不同了——她決定登記遺體器官捐獻。
媽媽獨自拉扯兩個孩子長大
感受到了太多身邊朋友給予的善意
其實這個念頭早在馬弋涵還沒上初中的時候就在心裡種下了一顆種子，而種下這顆種子的人，是她的媽媽周笑菲。
馬弋涵生活在一個單親家庭，父母早在8年前離婚，媽媽周笑菲帶著馬弋涵和小3歲的弟弟回到了諸暨老家生活。在充滿愛意的家裡長大，雖然生活貧困，但兩個孩子從媽媽身上學會了堅強和樂觀。
一個女人獨自將兩個孩子拉扯大，日子過得不容易，“當時孩子的學費是朋友們湊的，生活費差不多也是，連住的地方都是朋友們給解決的，還有很多很多。”周笑菲說。
這麼多年都是靠著周邊朋友的善意生活過來的，周笑菲覺得自己接受了太多幫助和關心。懷著感激和虧欠交織的矛盾心情，周笑菲加入了公益圈。
通過朋友介紹，周笑菲接觸到了“快樂義工俱樂部”，大家逢年過節都會買一些水果牛奶去養老院看望老人，幫忙打掃一下衛生、理髮、剪指甲、洗曬被子什麼的，也會帶女兒和兒子一起參加。
周笑菲堅信，父母對子女的教育要身體力行，耐心對孩子進行引導也是很重要的。“一開始，孩子們去做公益還沒什麼感覺，總以為是在玩，慢慢地他們開始發現，原來幫助別人自己也會感受到快樂和幸福。”
馬弋涵在看望老人
去貧困山區體驗生活後
她開始一對一資助當地學生
2015年的暑假，周笑菲帶兩個孩子去了貧困山區，讓他們體驗一下生活。“一般人家裡都看不到冰箱、洗衣機、空調，只有幾戶人家有電視，但也是破破爛爛的黑白電視，看上一會就顯示不出來了，有手機的人也很少很少，信號很微弱。”周笑菲回憶，“別的義工說，早幾年連電都沒有，大家只能靠煤油燈照明。”
貧困山區體驗生活（左一為馬弋涵）
孩子們跟著當地人摘茶葉、割草餵豬喂牛、下地幹農活，一天只能吃兩餐，還經常只能吃路邊摘的野草，睡在臭烘烘的豬棚牛棚裡……在當地生活的半個月對兩個孩子都產生了很大的衝擊，馬弋涵意識到，自己並不寬裕的生活對他們來說竟然成了奢望，她還產生了長大後回來支教的念頭。
貧困山區體驗生活（右一為馬弋涵）
回來後，馬弋涵決定一對一幫扶當地的一個小學生，每年資助500元用來購買學習用品，去年資助對象升上初中後，這筆支出變成了1000元。馬弋涵告訴記者，她說會一直資助到對方考上大學。
她經常去公益素食管做義工
每年還要用壓歲錢捐款、捐物資
諸暨有一家公益性質的素食館，叫雨花齋，每天都會為上百人提供一頓免費的午餐，一直靠社會愛心人士的捐助支撐到現在。店裡都是義工，大家有空就會來幫忙洗菜、燒飯、打飯、洗碗、搞衛生。
周笑菲也是其中一員，她不僅自己去，還帶著馬弋涵姐弟倆一起去。
從很多年前開始，周笑菲就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早上醒來睜眼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開雨花齋的微信群，分3筆進行捐款，一筆是自己捐的3塊錢，還有兩筆是幫兒子和女兒各自捐的1塊錢。
馬弋涵像媽媽，是個善良的女孩子，她和弟弟還會用壓歲錢買10袋50斤的大米、20桶5升的油捐給雨花齋，光這筆開銷每年都在3千元以上。這筆錢，照例用的是姐弟倆自己的壓歲錢。
疫情開始後，馬弋涵也一直在關注，通過不同渠道多次捐款，每次都是一百兩百得捐，從不心疼。
媽媽成了“領頭羊”
姐弟倆都要登記遺體器官捐獻
周笑菲還經常獻血，5年前，她在一次獻血時看到有人在籤遺體器官捐獻志願書，就跑過去問，瞭解情況後，周笑菲當場就簽了名，成為了全國第29954名遺體器官捐獻志願者。
馬弋涵簽下遺體器官捐贈志願書
“反正人死之後也是付之一炬，為什麼不能拿有用的器官去多救幾個人呢？”在周笑菲看來，這也是延續自己生命的另一種方式，“我希望以後如果我的親人遇到了困難，也有人能像我這樣願意站出來捐獻器官。”
身邊有很多人提出質疑，很多人都以為遺體器官捐獻是要生生將活人身體裡的器官摘除，周笑菲一遍又一遍向家人和朋友們解釋，其實是在人臨終之際，保留可用的器官，可以救人。
周笑菲70多歲的母親在搞明白遺體器官捐獻是一件什麼事之後，很興奮得說自己也要捐。但是後來因為周笑菲的姐姐反對，最終沒能成功。
馬弋涵對這件事的第一反應是：“這不是一件好事嗎，大姨為什麼要反對呢？”
有了媽媽帶頭，對馬弋涵來說，捐獻遺體器官似乎成了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這件事在快要成年的關頭被正式提上議程。
“考慮到生日那天我在外地上學，可能會不太方便，就打算先去籤一份志願書，這樣等我一成年，就可以直接在線上辦理登記了。”馬弋涵並沒有感覺到這會有什麼特別之處，“倒是比我小3歲的弟弟已經急不可耐了，說成年以後也要馬上登記，像我們一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