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尔文法则是英国现在对抗疫情的根本逻辑，而政体和国情不同则是他们采取现有政策的的托辞，“近乎无情的理性冷静”其实就是极端的自私与冷酷。
欧洲有民主的传统，在历史上也少有极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去看看欧洲的历史，总是一盘散沙。而他们数千年的统治者，不过把人民作为一种财产，进入现代社会，他们的政府与人民更像是一种雇佣关系。他们是平等的，但是同时他们中也没有人有“铁肩担道义”的意识，没有大家长的责任感。
没有容忍的自由是不会产生向心力的，没有向心力的组织里更没有人敢于约束别人，他们只能等，等一个所有人都后悔的机会，才能顺水推舟的采取一些措施，这种弱政府架构确实令个体自由，但也错失了很多很好的机会。领导者无法高屋建瓯的主动推动社会的变革，而只有祈祷民众内耗之后的幡然醒悟。这其实就是“我看着你犯错，然后再来求我”的套路。欧洲的崛起源自他们的自由，曾经迸发出无数的天才灵感并得以实施，而现在他们的自由过了头。无数的历史告诉我们，再厉害的江湖高手在成建制的正规部队面前也只是待宰的羔羊。
拿破仑、俾斯麦和希特勒曾经试图改变他们国民的性格，可惜拿破仑毁于旧势力的反扑，俾斯麦的继任者们毁于邻居的围攻，而希特勒则毁于自身的狭隘和自大。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君子的理想是“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制订了“三纲五常”，皇帝称天下百姓为“子民”，一切的社会构建都基于“家”的模式而来，而吸收了传统中国文化和现代马克思主义建立的新中国政体，事实上延续了这一思想，在中国，政府对人民负有无限责任。
老子曾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有“老我老而及人之老，幼我幼而及人之幼”的传统，所以中国民间事实上有着兼具人文关怀和牺牲精神的风尚，中国人的这种风尚基于同理心而来，“兔死狐悲”的成语用在这里似乎有点煞风景，但是我们喜欢设身处地的从别人角度来看问题的习惯事实上让这个社会更具人情味，也更温情，这些让一切更和谐，而和谐，减少了内斗和纷争，降低了社会内耗，维持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团结与向心力。
无限责任的政府与“天下一家”的人民结合，令中国敢于也勇于做出果断决定，采取强硬政策。中国人其实骨子里是勇敢的，他们总是热烈的赞美和纪念那些勇敢的人，他们也衷心的欢迎那些有利于他们的勇敢行动，而事实上，中国民众也常常对行动犹豫软弱的政府怒其
不争。
中国人民也热爱自由，看看他们闭门不出的各种段子就知道他们的憋闷了，但同时他们更爱的是一种规则內的自由，一种自制、自律的自由。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中国人的自由怎么来呢？在于适应规则约束并成为一种本能，你看，连孔夫子也要用一生的“日三省吾身”才能在七十高龄做到完全适应规则。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人其实一生都在修行，以自赎一份完美的规则与欲望折衷的自由。
基于主观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放纵的自私，基于客观而勇于做出某种牺牲的自由本质上是一种自律的大爱。
基于这种自私，所以西方会肆无忌惮的插手他国事务，指指点点;会无所顾忌的在他国土地上轻启战火，然留下一片废墟还心安理得;也是基于这样一种自私，他们常常乐于短视的标榜自己，而无视同胞及长远的利益;还是基于这样一种自私，当政者放弃了责任，不敢触动资本和民众的自由:嗜血的资本惴惴不安，放纵的民众还在笑话别人杞人忧天。而基于自律的大爱，中国常常以一种勿伤天和的态度来探索事物，以悲天悯人的精神来对待世界，而对于那些自我感动的伪道德，孔子说“赐失之矣”，今人有词“圣母婊”。
国民性格是很难改变的。传说中的大洪水世代，欧美人选择了更经济的“诺亚方舟”躲避灾难，牺牲的是更多的生命;今天，他们依然选择逃离，他们今天的方舟是达尔文法则下的优胜劣汰，是人体的免疫力和运气;东方民族大洪水世代选择了直面困难，开山引流，人定胜天，牺牲的是几代人的安逸，换来的是族群的昌盛;我们今天依然选择了迎难直上，“誓灭一切敌”，牺牲的是短暂的繁荣，换来的是百姓的长远的安康。绕过困难的小聪明，从来不是中华民族的主流选择，如果有迂回，那也只是为了更好的解决敌人！常常有人嘲笑愚公，殊不知，我们自己就是愚公，千百年来，一直都是！
当疫情发生，中国和欧美都面临着艰难的抉择，中国选择了生命第一，不惜经济代价以确保百姓健康，所以在宣布封城后股市暴跌;欧美选择经济第一，生命可以靠后，所以特朗普在股市创记录的暴跌后才宣布国家紧急状态，而欧洲也将如此。
自制还是自由，生命第一还是金钱第一，这就是中国和和欧美的区别，也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