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你是gay嗎？”
他笑著回答：“對啊，你要介紹人給我認識嗎？”
2001年，代班主持李敖在錄製《文茜小妹大》時的突然一句話，讓蔡康永在毫無準備的情況下在公眾面前出櫃了。
這次出櫃，也引爆了冷卻已久的同志話題。
在當時，同性戀還是一個敏感話題。作為公眾人物，更是鮮有人會袒露自己的性取向。
孤獨的蔡康永成為了許多人的心靈導師，他需要去安撫很多來諮詢自己的人。
一切都會好的，一切都會好的。
可是真的會嗎？
14年後，蔡康永在《奇葩說》舞臺上幾度哽咽落淚，希望大家不要把他們當做妖怪。
似乎這麼多年過去了，社會對這個群體的苛刻並沒有得到寬容。
1986年，臺北，麥當勞門口。
這是28歲的祁家威首次召開國際記者會公開出櫃的地點。
那高高懸起的彩虹旗，象徵著他臺灣第一位公開出櫃的同性戀的身份。
祁家威看起來很瘦弱，兩條腿就像竹竿一樣，一米七八的個子卻只有90斤。在當時，臺北還處在戒嚴階段，他卻宣稱，自己一方面要致力於同性婚姻平權，另一方面要致力於艾滋病的防治。
11年前，當時17歲的祁家威立志終生情感為同性，並且對全校師生坦白。等到畢業後，他想穩定下來找一份工作，卻是四處碰壁。
剛開始，他做過補習班輔導老師，卻因同性戀身份不被歡迎；後來做大樓管理員，再次因公開性取向而被開除。
鑑於艾滋病在全球蔓延之勢，祁家威成為了那個年代的臺灣第一個被汙名化的人。
在臺北各大夜市、花市，他套上自制的廣告牌紙箱，有時扮耶穌，有時扮埃及豔后，有時只穿肉色內褲，全身掛滿安全套，不顧路人的眼光，希望大家為艾滋病解囊相助。
有一次，一個人捐了五十塊之後問道：這是防治什麼？他指了身上的標語，對方馬上變臉：“艾滋病啊！退錢退錢。”
因為他明白，只有靠驚世駭俗的做法才能吸引公眾關注同志話題。
祁家威把籌來的善款，都用於發放安全套或免費幫人做艾滋篩檢。
許多人不敢露臉，祁家威就一個人騎著舊摩托車，來回奔波住家與檢驗所之間。由於經常與感染者接觸，他自己每4個月就驗一次血。
天真的祁家威以為，只要自己在艾滋這方面給社會留有一點貢獻，臺灣高層或許不會把他立刻“做掉”。
時間回到1986年，祁家威和自己的同性伴侶吵架，提到了“離婚”的字眼。對方戲謔地說：那你得先證明我們有婚結。
於是他一個人去立法院陳情，爭取同性婚姻權，得到的回應卻是“少數之變態”“違背社會善良風俗”。
那是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臺灣還處於戒嚴和解嚴的社會動盪時期，“人權”、“女權”、“同志權”不僅很難被“法律”保障、被社會理解，更是無法被高層領導接受。
不久之後，想要同性婚姻的祁家威就被臺灣警備總部關押——理由是艾滋病的傳播者，待遇等同於政治犯。
一切的平權運動似乎又回到了原點。
1989年，李銀河迎來了自己的人生轉折。
當時，她師從費孝通，開始做同性戀研究，進入性學研究的領域，成為了中國大陸同性戀研究的先行者，但這也成為了她後來不斷引起風波和譭譽參半的源頭。
那時候，中國大陸尚處於保守時期，李銀河的思想難免顯得更加前衛。
因為同性戀者在人群中的比例較少，同時也不願意暴露自己的身份，李銀河的研究面臨著重重困難。
於是，她在《北京晚報》上刊登廣告，徵集參加研究的志願者。王小波甚至還幫忙去公共場所拍攝過廁所文學。
經過三年的研究，1992年，李銀河和王小波合著了一本《他們的世界——中國男同性戀群落透視》，在修訂增補再版之後成為了同性戀群體的“聖經”——《同性戀亞文化》，在當時沉寂的中國大陸激起了水花。
同性戀研究成果的出版過程也經歷了很多曲折，由於話題過於敏感，本來約稿的北京出版社不敢出版。
不想讓成果毀於一旦，李銀河只好找到香港天地圖書公司，出了第一版。次年，才又在外地的一個出版社出版了本土的版本。
與此同時，臺北。
在入獄162天后被蔣經國赦免的祁家威並沒有偃旗息鼓。
1992到1994年，他向“內政部”提同性婚姻行政訴訟，被回絕；1998到2000年他轉攻“司法院”，5關“司法”關卡，一路打一路輸，最終提起“大法官釋憲”，未被受理。
一直都很堅強的“平權先鋒”祁家威有些失望。
“我沒招可出了。”
1996年12月，臺灣婦女運動者彭婉如在夜間遇害，全身赤裸，頸部、胸部、臉部多處刀傷，為此，婦女新知基金會推動了“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
這一次的遊行不僅推動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的設立，也是第一次有近300名同志走上街頭，喊出“婦女要夜行權，同志要日行權”的口號。
隨著“女權火照夜路大遊行”的出場，同志群體意識到，需要以自己的名義走上街頭，而第一個提供這個機會的是馬英九。
馬英九任臺北市市長時，於2003年11月1日首次引進了在美國已有30餘年歷史的“同性戀驕傲大遊行”。
這次遊行給了同性戀群體“解縛”的可能。
“我們從新公園出發，走到西門町紅樓廣場。”祁家威回憶，那次，他高舉彩虹旗走上街頭，站在一輛送貨車上，要所有經過的人、車，都不得不抬頭看向他，“這是一種心戰，不能讓同志被輕視。”從此以後，只要是遊行，祁家威總要找到最高點。
雖然，這是臺灣平權運動的一大進步，可是，據臺北市官方統計，首次驕傲大遊行僅僅來了幾百人，大家戴著口罩、墨鏡、扮裝，甚至是面具，並不願完全曝光於眾。
2000年4月，一個15歲的初三少年葉永鋕在課間消失無蹤，後來被發現倒在廁所的血泊之中，至今死因都未得查明。
調查顯示，葉永鋕生前被同學歧視“娘娘腔”，長期受到肉體和精神上的欺辱和恐嚇。
葉永鋕的母親陳君汝，一個淳樸堅強的普通農村婦女，化悲慟為力量，一次次奔走在第一線。她從一個人的母親“陳太太”變成一群人的“葉媽媽”，對那些有著和自己兒子類似遭遇的孩子們高呼：“不要怕，做自己！”
這個事件震驚了臺灣全島，為了紀念葉永鋕，臺灣LGBT群體送他“玫瑰少年”的稱號，也推動了《性別平等教育法》於2004年開始在各中小學推行。它從教育入手，在青少年心智啟蒙之時就給予關於性別、歧視、平等的正確引導。
誰能想到歷史的車輪總是如此相似。
19年後的今天，也是一個15歲的初中少年小碩，在微博上留下遺言後宣稱自殺。
在遺書中，小碩稱自己是一名同性戀，並且遭到自己同學和家人的欺凌，實在難堪重負而想要離開世界。
幸運的是，小碩被成功的救了下來，不幸的是，葉永鋕卻永遠的離開了人間。
與當時的臺灣一樣，大陸的同志平權也進入了低潮，甚至是處於“閉口不談”的狀態。
2001年，湖南衛視《有話好說》欄目播出“走近同性戀”，邀請了李銀河和男同志導演崔子恩、女同志畫家石頭三人到演播室探討對同性戀的認識。
這檔45分鐘的訪談節目首次打破了中國大陸電視媒體此前對同性戀一貫的失語狀態。
用主持人馬東的話說，公開談論同性戀就像“捅破一層窗戶紙”，而他認為，“在一個健康開放的環境裡，不應該有任何事情，明明客觀存在，大家卻有意視而不見。”
李銀河對這個節目印象深刻。“我們做了這個首播播出來以後，重播就給叫停了，可能當時還是挺嚴厲的。”
節目播出後，湖南衛視遭到廣電總局通報批評，並被勒令停播整改，湖南衛視為了保護這檔在全國頗具影響力的節目，於是改頭換面變成《背後的故事》。
“當時有一些外國人問，中國究竟有沒有同性戀，”他們只能無奈的說，“政府都不表態、不說話、不敢承認國家有這樣一個群體。儘管事實就在那兒擺著，他們只不過是睜一眼閉一眼。”
2012年，臺灣“立法院”第一次將同志婚姻議題納入正式文書。
“立法院”外，臺北的同性戀驕傲大遊行從2003年只有幾百人戴著面具參與，發展到2012年已有多達65000人出現在隊伍中，主辦者還開展了一個月的遊行環島活動，邀請參與者達20個社會團體與民眾自發組織，從高雄美麗島捷運站出發，攜臺灣同志遊行10週年紀念彩虹旗，一棒接一棒，環臺一週。
2013年，祁家威和伴侶再次來到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被以不符《民法》規定為由拒絕。
與此同時，同性戀驕傲大遊行有67000人參加，再創紀錄。一個月之後，反同婚群體護家盟也發起反對“多元成家草案”和反同婚的遊行，展開反制。緊接著，著名歌手張惠妹召開免費演唱會，“憑愛入場”，聲援婚姻平權。
再往後的遊行則不僅有明星現身，更有蔡英文、蘇貞昌等政界大佬在“臉書”上遙相呼應。
當時尚未成為臺灣地區領導人的蔡英文就明確表達自己是同性戀的支持者：“我支持婚姻平權，讓每個人都可以自由去愛，追求幸福。”
此時的同性戀驕傲大遊行已不再是同性戀者的自娛，它轉變成了一個多方參與的大型派對。
在各縣市地方層面，這麼多年的鬥爭，也終於迎來了曙光。
2015年5月20日，高雄開始受理同性伴侶在戶政信息系統加註“伴侶關係”的標註。緊接著，臺北市、臺中市、臺南市、新北市、嘉義市、桃園市、彰化縣、新竹縣、宜蘭縣都宣佈可在戶籍處登記伴侶關係。
但是這種標註並無“法律效力”，不能擁有遺產繼承等婚姻帶來的權利，也不會顯示在身份證、戶口簿上，標記之後，配偶欄依舊是空的。
與此同時，早已皺紋滿面的祁家威在七夕情人節當日，再次向司法院提出釋憲聲請。2017 年初，司法院宣佈受理。
就像祁家威一樣，李銀河從未放棄在大陸為同性戀群體爭取利益。
10多年來，她一直持續地推動同性婚姻提案，即便暫時沒有太多人大代表關注，短時間內也許難以通過，但她的行動，帶動了很多人的參與意識，讓更多人關注到了同性戀群體還沒有獲得平等的權利。
2015年，兩會召開。
李銀河再次提交關於同性婚姻的提案，並委託一位人大代表提交兩會。
她在提案中指出，同性戀不違反中國法律，同性戀者是具有各項權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同性戀者當中有人有結婚的要求，他們的要求與他們作為公民的權利沒有衝突，應該得到承認。
隨後在天涯社區，一篇題為《天涯網友簽名支持同性婚姻提案》的貼子引起網友們積極響應。短短几天內，瀏覽人數超過 25000人，網友跟貼超過1800條。在同性戀網站有超過2000人簽名，逾七成的發言者表示“支持和理解”。
一切都在朝著好的方向走去，雖然偏見與歧視依然存在。
2017年，《網絡視聽節目內容審核通則》的頒佈，讓同志群體感到寒冬的到來。
通則中將“同性戀”納入“非正常的性關係、性行為”，還將其與“亂倫、同性戀、性變態、性侵犯、性虐待及性暴力”視為等同，並要求視聽節目中相關內容必須刪除。
通則一經發布，引起演藝圈創作人員及支持同志群體的群眾一片譁然。
那時候的他們有夢，關於愛情，關於婚姻，關於平等待遇。如今他們深夜飲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夢破碎的聲音。
“等這一天等了41年6個月24天。”
2017年3月24日，那是祁家威首次踏進憲法法庭。
在憲法法庭上，祁家威發出質問：同性戀在醫學上是正常的人也是對的人，婚姻是正常的事也是對的事，對的人要去做對的事，為什麼不可以？
兩個月後，臺灣最高立院外人潮湧動，彩虹旗飛揚，人們舉著各色各樣的標語擁抱歡呼，有的甚至喜極而泣、情不自禁。
那是一位極瘦削的白髮老人，右手握著象徵 LGBTQ 的彩虹旗，精神抖擻地大步向前走，只來得及匆匆看鏡頭一眼。
與41年前首次公開出櫃時一樣的神采奕奕。
祁家威終於等到了期待已久的結果——臺灣司法院大法官釋憲宣佈，現行的《民法》不允許同性婚姻違憲。這也標誌著，中國臺灣即將成為亞洲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的地區。
隔海相望。
大陸的同志群體並沒有得到官方的認可，視聽節目禁止同性戀內容，新浪微博刪除les超話。
但還是有像祁家威一樣的鬥士出現。
2015年，湖南長沙。
孫文林和男朋友來到芙蓉區民政局登記結婚被拒，遂於12月16日和代理律師石伏龍向芙蓉區人民法院提交了起訴材料，請求判令芙蓉區民政局為其辦理婚姻登記，被稱作“同性戀維權第一案”。
雖然最後的結果不盡人意，但至少邁出了維權的第一步，我們就有理由相信未來會越來越好。
蔡康永曾說：對異性戀而言，同性戀可能是個“話題”，但對同志來說這缺是“生活”，生活非常麻煩，你我各有辛酸，何苦互相為難？也希望未來有一天，不會再有人為了跟我同樣的原因而感慨落淚。
這麼多年來，不斷的有人為了爭取權利而鬥爭，都在為了蔡康永說的那一天而努力。
你問他們為什麼？
其實也不為什麼，有些事情多一些人知道，也足夠世界變好一點了。
他們只是想以後不會被歧視，他們只是想得到所謂的“正常人”的權益，他們只是想消除那些關於“同性戀”“異性戀”的標籤。
憑什麼只是談戀愛，卻不能被人看到？
憑什麼只是想結婚，卻永遠都不可能？
憑什麼連自己喜歡誰，都不能大大方方地放在陽光下面？
再過一週，臺灣就要開放同性婚姻登記了，而大陸距離這個目標還遙遙無期。
在大江大河的時代裡，個體的力量有時看起來很小。在與其他更加寬容的社會的對比中，我們甚至會覺得迷茫、絕望。
但也正因為我們並未獲得時代的饋贈，我們才註定將在矛盾中前進，在泥濘中獲得力量，未來無限可期。
誰能知道在19世紀80年代在公園驅趕同性戀的警察，在去年卻為同性戀遊行騎警車為開道。
誰能知道瘦弱的祁家威，能夠堅持41年，堅持在每一個與同性戀有關的遊行中找到最高處。他不喊話，不發言，只是努力地搖動手裡的彩虹旗。
還是要有希望的，終會有一天痴人說夢也會美夢成真。
願一切的歧視不要因為人多勢眾而變成正義。
參考資料：
北美留學生日報《臺灣同性戀合法化背後真相：這是條血與淚交織的艱難之路》
別處world《從少年到白頭，這個男人用了三十年推動臺灣同性婚姻平權》
呂昊《75歲男同性戀：我等到一切都已不再重要》
鳳凰網《李銀河：據我所知，同性戀騙老婆花招極多》
—END—
作者：可樂弟弟
插畫：三刺先生
編輯：森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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