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患：北宋與西夏爆發三年戰爭，北宋大傷元氣：
西夏李元昊對吐蕃和回鶻打了幾次戰爭，結果都勝利了，李元昊開始膨脹了，想要稱帝，就派使者給趙禎上表文，內容就是炫耀、和趙禎平起平坐，然後給自己找了一個牛逼祖宗拓跋氏，趙禎一看錶文氣得不行，滿滿地惡意，“李元昊不是党項麼，這還要不要臉了。”
李元昊
滿朝文很多都是有資歷沒有能力的閒人，有能力的人有沒有話語權，當時宰相是張士遜和章得象，這兩個人你沒有印象吧，沒有印象就對了，其實我也沒有印象，因為他們沒有幹出特別的事來，朝議的結果就是不承認李元昊稱帝的合法性，並出臺了一系類對西夏的外交舉措。
李元昊看到北宋的態度，“還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這個小趙也太不給面子呀，得給北宋一點顏色看看，”1040年，李元昊大舉進攻北宋，在三川口（今陝西延安西北）雙方打了三天三夜，“三川口之戰”北宋大敗，大敗原因我就一句就夠了，文官幹武官的活，你不要好奇，懂宋史都知道，這是宋朝的國策：以文抑武，你得習慣宋朝的這種畫風。
韓琦看到戰報氣得吐血，皇帝都是沒有錯了，錯的只有管事的宰相，韓琦就上書，臭罵宰相只顧享受不幹正事，導致四個宰相下野，趙禎一看，韓琦是個人才呀，於是趙禎就派韓琦和范仲淹去陝西戍邊去了，防止李元昊那小子再打過來，韓琦年輕氣盛，不聽老噴子范仲淹的勸阻，為什麼說噴子呢，因為范仲淹逮住誰噴誰，是自帶言官屬性，連領導（宰相）都噴，結果被貶多次，韓琦執意出兵，李元昊誘敵深入在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北）設伏，韓琦傻乎乎跳了進去，
1041年“好水川之戰”，北宋大敗，傷亡萬人以上。 好水川之戰
趙禎得知消息大怒，“這兩貨中看不中用呀，還是欠扁（貶）呀”，於是，韓琦和范仲淹被貶。
1042年，李元昊一看高興了，北宋軍隊這麼弱雞，於是李元昊調動了國庫最後的資源，之後西夏國庫可以跑耗子了，發動第三次戰爭，宋軍在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部)陷入西夏軍隊的重圍，北宋又是大敗，葛懷敏等15員將領戰死，北宋九千餘人幾乎全軍覆沒。
二，內憂外患的產物：慶曆新政
1043年，北宋官僚隊伍龐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遼和西夏威脅著北方和西北邊疆，社會危機日益嚴重，噴子范仲淹開始改革，史稱“慶曆新政”，新政符合趙禎的利益，也符合這個北宋的利益，但是觸犯貴族的利益，貴族勢力龐大，1045年，“慶曆新政”宣告失敗，但是這次失敗，范仲淹再次被貶，老範並沒有頹廢，1046年，老範喊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口號，顯示老範並沒有放棄。
范仲淹
三，大筆的戰爭賠款：北宋陷入財政危機（這是慶曆改革主要原因）
1042年，遼國從這幾場戰爭中看到北宋軍隊的羸弱，遼國敲詐北宋，問趙禎要賠款，打打不贏，趙禎屈辱的繼續認慫，“澶淵之盟”歲幣的基礎上，增加銀10萬兩、絹10萬匹，“譚淵之盟”+“慶曆增幣”=共計歲幣銀20萬兩，娟30萬匹，這個件事遼國稱“重熙增幣”，北宋稱“慶曆增幣”，“慶曆增幣”趙禎是有條件的，就是遼國必須約束西夏，向西夏施壓和談，沒事別瞎胡鬧。
譚淵之盟
事後證明趙禎高估了遼國的軍力，大遼已經不是以前的大遼了。西夏攻打北宋的時候，遼國是支持西夏的，但是遼國趁火打劫讓李元昊非常不爽，這是牆頭草的行徑呀，李元昊有事沒事就撩撥一下遼國邊軍，遼國也惱了“這小夥子也太囂張了，需要讓他認清現實”，
1044年遼國對西夏開戰，由於多年來遼國養尊處優，遼國以後失敗告終，第二、三次進攻西夏也失敗了，也側面反映了遼國正在走向衰弱。
遼國和西夏大戰
李元昊還是非常雞賊，一方面知道到西夏的國庫都能跑耗子了，不能再打仗，打仗目的就是為了搶土地搶人搶錢，另外一方面擔心樹立遼國和北宋兩個敵人還是非常心虛的，一旦北宋和遼國聯手攻西夏，那就玩砸了，細思極恐，於是就派使者去議和，趙禎是沒有理由拒絕，
1044年10月雙方簽署了“慶曆和議”，協議內容裡有點長，不過值得玩味的就是戰爭賠款的說法，“議和協議”裡說的是賞賜給西夏，“宋朝每年賜給西夏銀5萬兩，絹13萬匹，茶2萬斤;另外，每年還要在各種節日賜給西夏銀2.2萬兩，絹2.3萬匹，茶1萬斤。”能把戰爭賠款說得如此清新脫俗的，也只有北宋的文人了，聰明全用到這上面了。四，內憂：來至黃河氾濫決口的威脅：
1015年，李垂在其著作《導河形勝書》，這一部關於水利的書，此人比較耿直，不願意趨炎附勢，因此也得罪了人，但是治學不夠嚴謹，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沒有治水的經驗，還正在瞭解黃河中，只相信自己看到的和推理的，根據他的研究發現：黃河的河道會一直北移，最後黃河下游的河道從河南、山東境內，改到河北的燕雲十六州境內，該地屬於遼國的領地，你說你研究黃河，就研究吧，對黃河的心情和脾氣又不瞭解，還瞎逼逼，為了引起有心人的注意，腦洞清奇，語不驚人死不休，李垂認為“遼國可能會利用黃河改道，派遣水師順黃河逆流而上進攻汴京”，純粹好心辦壞事的一個人，
1033年，他雖然掛了，但是這本書給“三易回河”埋下了伏筆，也給北宋的衰亡埋下了一顆定時炸彈。北宋對母親河只知索取，沒有一個感恩的心，黃河周邊樹木嚴重砍伐，導致黃河河床一次次地被抬高，史書記載：北宋時期，黃河及其支流共出現泛溢154次，平均每2.4年就有一次大的決口。僅黃河干流大範圍氾濫和改道就有近80次，災害範圍波及黃淮、河北等很多地區，制約了北宋的經濟、政治、軍事等的發展，這是任何一個執政者都必須面對的一個問題，除非你放任不管。
黃河不能繼續北流，還得想法設法改道東流，這是因為滿朝文武深信李垂的觀點，李垂的《導河形勝書》介紹，如果北流到遼國，遼國可能水路進軍北宋，把戰船直接開到北宋都城汴河裡，可惜的是這本書了誇大了黃河的危害，忽略了產生黃河氾濫改道根本原因，就算成功改道了也是治標不治本，黃河會繼續氾濫的。
按照當時情況來分析，李垂的擔心是多餘的：
第一，軍事角度:就算流到大遼境內，北方人一向不善水戰，還有就是當時遼國軍事實力已經開始衰弱了，比如：1044年、1045年、1049年西夏和遼國戰爭，遼國都是慘敗，遼國軍事威脅已經不是很大了；
第二，經濟角度：遼國安逸太久決策層也腐敗嚴重一片奢侈風，遼國地處北方，經濟相對劣勢，再加上當戰艦的建造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財力，打造一個水軍價值不菲，而且還要逆流而上，可能性實在太小了。
第三，自然角度：以黃河脾氣，到了遼國也不會安分的，隨便發幾次洪水，遼國也是非常頭疼的，拖垮遼國經濟都是有可能的。
黃河壺口
1034年，趙禎剛繼位不久，就決心治理黃河，徹底解決這個麻煩，這是趙禎第一次給黃河改道，改道後的黃幹流史稱“橫隴故道”。
1048年6月，黃河再次決口，整個“橫隴故道”都廢掉了，宣告了1034年的改道失敗，趙禎非常失望，不能讓黃河氾濫在惡化下去了，再議黃河改道事宜。
1051年，“三易回河”第一易：宋仁宗趙禎期間，河北轉運使李仲昌提議堵塞商胡北流河道，開六塔河以恢復橫隴故道。此議遭到歐陽修的強烈反對，朝議結果是歐陽修反對無效，1056年，引黃河水入橫隴故道的當晚，水流宣洩不及再次決口，河北數千裡一片汪洋，人民死傷無數，北宋經濟受到重創。
1075年，“三易回河”第二易：宋神宗趙頊期間，由於黃河氾濫的影響，稅收持續縮水，趙頊同意王安石改道的提議，結果“二易回河”導致在北起海河，南至淮河這個區域，形成了嚴重的洪泛區，北宋脆弱經濟再次受到打擊。
1099年，“三易回河”第三易：宋哲宗趙煦期間，黃河仍然不安分，到處惹禍，趙煦決定再次改道，結果仍然被現實打臉，黃河再度決堤，引起特大洪水，甚至將山上禹廟都沖毀了。
由於北宋對遼國和西夏的戰爭接連失利，導致了每年的大量的戰爭賠款；
由於變法改革的失敗，土地兼併日益嚴重，社會矛盾日益加深，冗兵冗官支出費用更是加倍 ，加重了北宋的財政壓力；
由於黃河氾濫造成的大量白地無法耕種，導致稅收縮水，又給脆弱的北宋財政補了一刀。
執政者只能想辦法控制黃河別再進一步的泛濫，讓北宋的錢包鼓起來，北宋在沒有現在先進黃河治理的知識和技術情況下，表現了極大的勇氣和毅力，動用不太富裕的國庫，進行了三次大規模黃河改道工程，這是北宋的無奈之舉，雖然失敗了，但是北宋君臣已經盡最大的努力。
現實就是現實，北宋的滿朝文武認知有限，這是歷史的侷限，無法提出對黃河治理更好的方案。
參考文獻：
《宋史》
《國史通鑑》
《導河形勝書》
《方輿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