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轉載自公眾號“三聯學術通訊”（ID：sdx_bulletin）
2020年，是費孝通先生誕辰110週年。費孝通（1910—2005），江蘇吳江人。20世紀中國享有國際聲譽的卓越學者，中國社會學、人類學和民族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一生以書生自任，筆耕不輟；而且學以致用，知行合一，致力於探尋適合中國文化與社會傳統的現代化之路。
三聯書店上個世紀40年代即開始出版費先生的作品，與他的合作長達半個多世紀。為了全面呈現費先生不同時期的學術思想成果，我們從其七百餘萬字的著述中遴選最有代表性的作品12種，涉及農村農民問題、邊區民族問題、文明文化問題、世界觀察與學術反思等多個層面，將在年底前後與讀者見面，希望費先生來源於時代又超越時代的思考能夠繼續澤惠當下的中國知識界和普通讀者。
“三聯書情”將陸續刊發費先生不同時期的文章，敬請讀者留意。
費孝通先生畫像（寧成春繪）
暮年漫談
文｜費孝通
過了90歲之後，感覺得身體內部的變化似乎加快了，體力又有降低。我就想，不管今後有多少時間屬於我，眼前的時光還是要把它利用起來，浪費掉總是可惜的。怎麼用呢？依我現在的條件看，還是得采用老辦法，那就是寫點東西。
大概年紀大，睡覺少了，躺在床上闔了眼，腦筋卻不肯休息，常常像小時候看過的走馬燈一般，把一些往事重又放映出來。我想把這些場景記錄下來，或許能為讀者瞭解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提供一些素材。
最後的士紳階層
我是研究社會學的，所以很自然地就想到要弄清楚我這個人的社會地位是怎樣的，是屬於哪個社會階層的人？這個問題使我想起上個世紀40年代末我寫過的一本書：《中國的士紳》。這本書裡討論的是中國傳統社會中一批特殊的人群，他們絕大多數是地主或是退休官僚；他們有文化，雖然不當官，卻和官府關係密切，在社會上有地位，在鄉里說話算數；他們不從事農業勞動，但有的人設館教書，傳授書本知識。這種人物就是我們所謂的紳士，也叫士大夫。用現在的話說，他們是一批知識分子，尋根溯源的話，應該說孔夫子是他們的老祖宗了。
我的老家吳江縣同裡鎮，歷史上是一個地主和退休官僚、也就是這些紳士居住的好地方。著名的退思園就是清代光緒年間，安徽鳳潁六泗兵備道任蘭生被解職後在這裡建的住所。到我這一輩人，同裡還有“楊柳松柏”四大戶的說法。楊指的是我的外祖父楊敦頤（楊粹卿）；柳是柳亞子，著名詩人；松是金松岑，金松岑就是名噪一時的小說《孽海花》前六回的作者，1902年他在同裡創辦同川學堂，教授外語、數理化等新知識；柏是張伯儒（“伯”“柏”同音），曾經當過孫中山先生的秘書。這些大戶人家在鄉里地位很高，也有一定的影響。
“大戶人家”也有稱作“世家”的，在我們家鄉還有“牆門人家”的叫法。我覺得這是很形象的稱呼，它表明這種人家住的房子，有高高的圍牆，有氣派的大門，幾重院落，幾道院門；而普通農民的家就沒有這麼講究了，他們的房屋為了生產活動的需要，房屋的門和牆壁都是可以拆卸下來的。牆門人家的子弟被稱作世家子弟、書香子弟、讀書人家等等，名堂很多。這些人的出路就是念書考科舉，考上了可以做官，一人當官，親親戚戚都沾光。小的時候鄰居就叫我“阿官”。當然，在中國的各個歷史時期，這一層人中間也有不少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中國的士紳》這本書是我的老師派克的女兒Greta Redfield來清華講學時，記錄了我口述的內容，她回美國後用英文整理出來，署了我的名字出版。對於紳權這個問題，我沒有繼續寫下去。後來華盛頓大學有位教授曾經在一本書的序言裡責問我：為什麼對這個問題不再講下去了？我明白他提出這樣責問的用意，因為再講下去，必然要涉及到政治、政權方面的問題。當時在美國有那麼一些人就希望我鼓吹“民主”，成為一個所謂的“民主旗手”。可是，這時候中國的政治局面已經起了變化。
《中國士紳》英文版和中文版（三聯書店）
事實上，士紳階層在中國的社會結構中佔了很重要的地位，離開了士紳階層就不容易理解中國的社會。我從小有機會接觸這個階層的人，所以對他們比較熟悉，並且在我的一生經歷中看到了這一個舊中國士紳階層最後走過的路程。
早年生活
我是1910年出生的。我們家裡最長的一輩是祖母和她的妹妹（孩子們叫她三好婆），我從小是三好婆帶大的，所以同她的感情很深，家裡的不少事情，是從她跟我絮絮叨叨的講話中瞭解到的。祖母家姓周，她在我十幾歲時去世了。我對祖母家的事情知道得很少，只能從三好婆講的故事裡知道個大概。三好婆給我講過不少關於太平天國“長毛造反”的故事。1851年，洪秀全揭竿而起，這場太平天國農民革命的矛頭指向了中央的皇權，在地方上，他們造反的對象則是以曾國藩為頭子的地主、士紳階級。1853年和1860年，太平軍兩次攻打到蘇州一帶。我小的時候，雖然這場革命已經過去了四五十年，但是還能經常從祖母和三好婆那裡聽到關於“長毛”的故事，並且知道了由於這次“長毛造反”，周家受到了很大的衝擊一一祖母的父親在太平軍打到蘇州一帶時被長毛“擄”了去，從此下落不明、不知生死。在我祖母和她的妹妹心裡，她們的父親沒有死，只不過是失蹤了，因為我見過祖母和她的妹妹在某個日子裡，會把一隻鞋丟到街上去。在我們家鄉這是一種“儀式”，意思是讓失蹤的親人能夠認得回家的路，趕快回來。不管怎樣，可以說祖母家極有可能被太平天國這場風暴沖掉了，一家人四散而失去了聯繫。所以，在我的記憶裡，除了祖母和三好婆之外，周家沒有其他的親戚了。
祖母是個小腳老太太，而且小得站都站不穩，幹家務活很困難。而三好婆是個“半大腳”，就是曾經纏過腳，後來又放開了。我不知道她們姐妹之間相差多少歲，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差別。不過我知道，太平軍是禁止婦女纏足的，三好婆是不是因為這個緣故才不得不把纏過的腳又放開了？我小的時候就知道，三好婆因為不願讓人看到她的一雙大腳，穿著長裙把腳遮住，沒有把腳纏小，一直是她平生引以為憾的一件事。祖母也有不順心的事，可能也是因為受到太平軍的衝擊，她很小的時候就到費家做童養媳，因此和祖父成親的時候沒有坐花轎進門，對於這件事祖母始終耿耿於懷，感覺抬不起頭，壓力很大，一生都擺脫不掉自己是“童養媳”、“小媳婦”的陰影。後來我在《中國士紳》裡有一段描寫“小媳婦”的文字，就是體會到祖母那時的感覺而寫出來的。要知道， “裹小腳”、“坐花轎”都是那個時代表示是“牆門裡的人”這種身份的標誌，然而，祖母和三好婆卻與之擦肩而過，她們懊惱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聽祖母說我的祖父很聰明，喜歡研究算學，但不知道為什麼，他一生沒有考過科舉；膝下四兒一女，老二過繼給了別人，我父親費瑛按排行老四，大家都叫他“四阿哥”。費家除了有田產以外，還在同裡開了一家典當鋪。我父親還沒有成家的時候祖父就去世了，沒有給我留下什麼印象，連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祖父去世後，大伯伯當了家。祖母沒有什麼文化，管教不了大伯，大伯是個不務正業的紈絝子弟，當家以後在同裡開了一家大煙館。歷史上，自19世紀中期英法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帝國主義列強逐步加強了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不僅向中國傾銷他們的棉紡織品、毛紡織品等商品，還別有用心地大量推銷鴉片。由於清政府禁菸失敗，使得許多老百姓染上吸食鴉片的惡習。大伯就是在這樣的局勢下開了煙館，他為了獨霸市場使盡了手段，竟然逼得一個生意上的對手跑到費家的院子裡吞鴉片自殺。大伯的惡行激起了人們的憤怒，一群人擁進我家裡砸爛了不少東西。據說從這次事件以後大伯的生意一落千丈，費家逐步走向敗落，在家鄉站不住腳，不久全家就搬到了蘇州。
我的祖父和楊敦頤是好朋友。楊家在同裡是有名的大戶人家，擁有不少田地，開有一家米行，在蘇州十全街還開了振豐織布廠。在我父親還小的時候，費楊兩家就結下兒女親家，楊敦頤答應把女兒嫁給我父親並且要經常關照費家。祖父去世後，楊敦頤依照諾言，把我父親接到他家，同他的孩子一道上學；嫁女兒的時候，又考慮到費家經濟狀況不好，所以在女兒的嫁妝裡有一份田產，外祖父想用這份田地來保證女兒婚後的生活。
費孝通外祖父家老宅
楊敦頤曾經在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大壽時，特意加試的甲辰恩科上考中了舉人，被派到鎮江做學臺，這個官相當於現在教育廳長的職務。可是沒幹多久他就辭官不做，應聘到商務印書館當了一名編輯。參與了《辭海》的編纂工作。外祖父的國學底子很好，尤其在文字學方面很有造詣。記得我小時候聽過他給學生講中國文字起源、文字結構的課，還學會背誦不少口訣。
楊敦頤
雖然外祖父的國學基礎深厚，卻不守舊。從我母親和幾個舅舅受教育的狀況可以看出，外祖父是個樂於接受新鮮事物的人。大舅舅楊千里秉承父業，國學基礎紮實，在書法、金石、詩詞方面都有很深的功底，民國時期靠筆桿子做了官，當過相當於行政院秘書長的官職。另一個舅舅是清華大學畢業生，和胡適是同班同學，並一同被送到美國留學，學機械，回國後在天津辦工廠、開洋行，創下“抵羊牌”毛線這個名牌產品。還有一個楊左匋舅舅也留學美國，後來在好萊塢畫動畫片，參與有名的動畫片《白雪公主和七個小矮人》的製作。六舅舅學西醫，是一名醫生。最小的楊錫璆舅舅是建築設計師，解放前在上海設計過好幾處像劇場這樣的大型建築；解放後調到北京，參加了北京“十大建築”的設計工作。
我的母親楊紉蘭畢業於當時最“新潮”的上海務本女學，可以說是中國第一批接受西方教育的女學生裡的一個，後來她一直是站在了當時社會潮流的前邊。我手頭有一張1911年媽媽抱著我同哥哥、姐姐一起照的相片，有趣的是，照片上兩個哥哥身穿幼兒園制服，手裡拿著紅十字小旗，這在90年前的中國是很少見的。原來是因為當時母親在家鄉開辦了吳江縣有史以來的第一家蒙養院（幼兒園）。兩個哥哥是蒙養院的學生，所以穿著統一的服裝（後來我也成了蒙養院的學生）。蒙養院的學生除了學識字，還做遊戲、學跳舞、學唱歌，有腳踏風琴伴奏，那時候這些事都是很新鮮的。
1911年，楊紉蘭懷抱剛滿8個月的費孝通，其餘四人左起依次為長子費振東，次子費青，女兒費達生，三子費霍
母親對我一生的影響很大。她是個思想開放的人，樂於接受新事物，除了在家鄉辦新學，她還帶頭剪短髮，講求男女平等，注重子女教育。記得在出版《愛我家鄉》這本書的時候，我特意在卷前編入父母遺稿各一篇，從母親寫的那篇《〈女鍾界〉序》裡，可以體會到她的思想境界。
我的童年正處在軍閥混戰的時期，整個國家動盪不安，老百姓常常因為打仗而四處避難。我家也同樣，一旦有個風吹草動，母親就帶著我們幾個孩子，從縣城逃回同里老家。這樣的逃難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們不是有錢人家，但是靠父親的工資，每天都能吃飽飯，還可以有肉吃，屬於中等家庭吧。有一段時間裡，大概是媽媽有意鍛鍊我，要我負責記家裡每天支出的賬目，所以至今我還記得，我們家每天可以買7個銅板的肉，花十幾文錢買米，一個銅板10文錢，再加上買蔬菜，一天的伙食費大約十多個銅板。記得有一次的假期裡，在蘇州上學的大哥、姐姐都回來了，媽媽把我們叫到一起，要我把賬本拿出來總結一下，把各項支出畫在座標紙上，其中最高最粗的線是教育費用的支出。媽媽說，在花錢的時候，她首先要把我們幾個孩子上學所需要的費用留足，然後才考慮別的花銷。這件事我一直記著，以至幾十年以後，在一次政協會上我用這個例子來說明國家在花錢的時候，也應該先留出一筆經費來保證教育的支出，其他的錢，多就多用點，少就節約點。國家和家庭理財的道理應該是相通的。
在媽媽的安排下，我們這一代五個孩子都受到較好的教育。大哥費振東畢業於上海南洋大學，在學校參加了共產黨，是學生會的領導人之一，“五卅”運動時南洋大學學生上街遊行，他是領隊，走在隊伍的第一排。畢業後去了印尼的一家華僑報館當主筆，教過書。後來與黨組織失去聯繫，脫黨了。他在南洋20多年，積極從事民主運動，和朋友們一道組織了蘇島民主同盟，1949年回國，參加了第一屆全國政協會議。姐姐費達生從蘇州女子蠶校畢業後到日本留學，學成回國專攻繅絲和蠶絲業技術改革，幫助家鄉農民發展養蠶業。姐姐的工作對我後來的學術研究起了很重要的影響。三哥費青在東吳大學學法律，後來考取公費去德國留學。解放前他屢屢在法庭上為共產黨員和進步學生辯護；解放後在中國政法大學當副教務長，是中國法律界的元老。四哥費霍受舅舅的影響，進蘇州工業專科學校學土木建築專業。哥哥姐姐們做人做事的榜樣，對我起了很好的影響。我自己則是受到了從幼稚園到大學一套比較完整的教育，後來又到英國留學。留學是用清政府庚子賠款的錢，其實這是美國人用中國人的錢來資助中國的年輕人出國學習，有很強的政治性，目的是要培養出受西方思想影響的一代人，加深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他們這樣做的結果，確實在中國造就了一批接受西方文化的知識分子，就是這批人發起了五四運動，從西方引進“科學”和“民主”的思想。
我父親曾經考中清王朝最後一屆秀才，科舉制廢止後，吳江縣把他們一批人送到日本留學，學的是教育學。我聽父親說，他們這些留學生並不懂日文，日本學校請懂得中文的老師給他們上課，又由於日文在文字上同中文有部分相通，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他們和日本人可以下圍棋．可以進行筆談。父親回國以後在家鄉創辦了吳江中學，還應張謇的邀請到南通當過教員。他在南通教書的這一年我出生了，為作紀念，父親在我的名字裡用了一個“通”字。父親一生沒離開過教育工作，在當江蘇省視學的時候，經常到全省各地的學校巡視，做調查。有時候他會帶回一些地方誌，這些書常常引起我的興趣。
我在小學、中學的時候就喜歡寫文章，我是班上辦壁報和校刊的積極分子。我之所以喜歡寫作，是從喜歡看書開始的。還在小學的時候，我的一位姑父，從上海為我訂了一份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少年》雜誌，每一期雜誌我都很用心地從頭看到尾，時間長了就產生了給《少年》投稿的念頭，而且我投的稿真的在那上面發表出來了，當時看到自己的文章用鉛字印在白紙上，非常激動，它成了一股強烈的誘惑力，鼓勵我不斷地寫作。從此寫文章就成了我學生時代最大的愛好，影響了我一生。因為文章寫得不錯，高中畢業時我還獲得了學校獎勵的一個寫著“國文猛進”的銀牌。
我小的時候念過一點古文，曾經用古文體寫過幾篇文章，自以為古文基礎還好，其實只能說是中文底子還說得過去而已。要是說“國學”，那麼我的基礎就差得多了。我認為所謂國學，不僅僅是懂得古文，還要對中國的哲學思想、人文思想有深刻的理解才行。我在這方面沒有下過工夫，基礎不夠紮實，研究得也不夠深入。
上大學
我從東吳大學附中畢業，直接升入東吳大學，這中間曾經報考南洋大學，但是沒考上。當時大學生普遍都想畢業後出國留學，不然就覺得低人一等。對我來講這種出國留學的願望更加強烈，為什麼會這樣呢？說起來也是年輕人爭強好勝。小的時候，由於我家的經濟條件比外祖父家差，我們幾個兄弟心裡不服氣，暗地裡跟幾個舅舅比賽，不管在哪方面都想要超過他們。幾個舅舅天分都很高，學習成績很好，我上中學的時候已經有舅舅在國外留學了，我當然不能落後，暗下決心一定要出國留學，不能落在舅舅後邊。
在20世紀初，像我這樣家裡沒有條件送出國留學的人，有幾條路可走。一條是考官費。記得當時清華每年會在報上登出公告，寫明這一年有哪些學科招考官費留學生，要考哪幾門功課等等，一般一科只招收一個人，各校拔尖的學生都會報名，考上了就像中狀元一樣。據我所知人類學只招收過一次，是許烺光考上了。我二哥費青，也是考上清華大學公費留學資格，到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攻讀法律。
另一條路是爭取國外大學的助學金，這需要有教授推薦。那時國內的普通大學與國外聯繫比較少，所以推薦的機會也少；然而教會大學由於與國外的聯繫多，推薦學生的機會就多。有的學生為了得到推薦的機會就多方設法託關係、走門路，甚至巴結老師。那時最好的教會學校是聖約翰大學，第二是南洋大學。這些學校出來的學生都能講一口地道的英語；東吳大學就差一點，我們講的是“蘇州味”的英文。
還有就是畢業後留校當助教，先工作幾年後再出去。林耀華走的就是這條路。
我在東吳大學上二年級的時候，碰到了“五卅”運動。我是學生會的幹部，跟大家一起上街遊行。恰巧這時醫務室的一個校醫與某學生髮生口角，動手打了這個學生，在處理過程中，學校當局明顯偏袒校醫，學生們很不滿意，事情越鬧越大，整個校園鬧起來，學生們開會聲討、罷課抗議。事情平息後，校方要開除帶頭鬧事的學生，我是其中的一個，後來因為大多數老師認為我的功課好、品行也不錯，就沒有開除我，但是東吳大學是不能要我了，責令我轉學。這樣我就到了燕京大學。
費孝通在東吳大學時任學生會秘書、校刊通訊秘書，圖為費孝通（右2）與校刊同事合影
那時候燕京大學允許新入學的學生，先聽課再選擇專業，可以挑選先生，我就將各個系主任講的課聽了一遍。記得我聽了比較有名的、教心理學的陸志偉先生的課，也聽了社會學系主任許世濂的課，最後我選定了社會學系。
在社會學系我認識了吳文藻老師。我知道他是我小時候就崇拜的冰心女士的丈夫，所以從心裡就認定他一定是個“不凡”的人才。後來逐漸加深了了解，吳文藻老師的確是與眾不同。比如燕京的一些老師都用英文給學生上課，甚至國文課都用英文來講，有的老師還給自己起個英文名字。但是吳文藻不這樣，他用中文給我們講課，記得他曾經用中文給我們講解一本英文寫的西方社會思想史。用中文講英文教本，實際上就是現場“口頭翻譯”；吳文藻也不給自己起外國名字，後來他更提出“社會學本土化”的口號。這是吳老師的特點，有中國味，我是很贊成的。
大學畢業出國留學，是當時大學生夢寐以求的。要出國就得有老師推薦，我就跟定了吳文藻老師。我從燕京畢業的時候有一個去美國密執根大學學習的機會，但是與我同時畢業的還有楊慶堃，為了不跟好朋友競爭，我放棄了這個機會，聽從吳文藻老師的安排，報考清華研究院。其實吳老師有一個大計劃，他想經過司徒雷登的同意，把英國牛津大學的導師制引進到燕京，為了實施這一計劃，他在哈佛大學成立100週年的聚會上，同當時社會學界的領頭人，英國的馬林諾斯基教授接上了頭，馬氏同意了吳老師的這個設想。可惜後來因為爆發了抗日戰爭，這個事情沒有成功。
吳文藻和冰心
為了“社會學本土化”，吳老師千方百計想通過各種渠道把他選中的學生送到國外學習，培養中國自己的社會學人才，誰去哪裡，跟哪位老師學習，怎麼出去，他心裡都有數，他想通過清華送我去英國師從馬林諾斯基。
那時，燕京校園裡學術空氣活躍，在社會科學這個圈子裡，一些學歷史學的人成立了一個“神州國光社”，用馬列主義的觀點講中國社會史，那時馬列主義和非馬列主義兩種思想鬥得厲害，雙方論戰激烈。他們的爭論引起我很大興趣，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爭論加強了我對研究中國問題的決心。在雙方論戰的人當中我最佩服的是顧頡剛，他寫的《古史辨》我都認真讀過；他用民俗資料來印證歷史和他的歷史地理學都影響過我，1933年我的畢業論文《親迎婚俗之研究》，就是以地方誌為根據，觀察結婚時新郎要不要去迎接新娘這樣一種民間風俗的地理分佈，來看文化的變遷的。
1935年從清華研究院畢業，經過一年準備，我終於踏上去英國留學的道路。
1938年，抗日烽火己燃遍中國大地。我從英國輾轉回到昆明，便立即加入吳文藻老師組建的燕京大學和雲南大學合作的“實地調查工作站”，下鄉搞實地調查研究。
1940年冬，由於日軍飛機的轟炸，在昆明城裡跑警報的次數越來越多，“實地調查工作站”不得不疏散到城外去。搬到什麼地方去呢？經吳文藻的介紹，我們選定了呈貢縣古城村外的魁星閣。魁星是“主宰文章興衰的神”。這座破敗的三層古廟的外面風景很美，內部卻陳舊不堪，地板踩上去嘎吱作響，牆縫裡藏著小蟲，叮得人渾身發癢。我們把一層作了廚房，自己開伙；二樓擺上桌子辦公；三樓住人。張之毅、田汝康、谷苞、史國衡等幾個人就在這裡安頓下來，雖然條件簡陋、生活艱苦，但大家情緒很高。後來大家都把這裡叫做“魁閣”。
我沒有住到魁閣，因為那時候我的妻子快要生孩子了。按當地民間習俗，不是當地的人是不能把孩子生在這裡的，我們不得不住到呈貢縣城一個姓李的保長家裡。我們住的房間下面是豬圈，住在豬圈上面，真是別有一股氣味。不久孩子就降生了。
魁閣的工作很快就開展起來，我在魁閣算什麼腳色呢？可以說是個“小頭頭”或“大服務員”吧。在這裡工作的人都不是在讀的學生，他們是聯大或清華的畢業生，是助教待遇；我在這裡也不正式開課，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是不滿意老的那套講課方法一一先生講學生聽。我就學馬林諾斯基老師的“席明納”那套，用討論的辦法，由學生依照自己的興趣提出問題，想出研究的路子，然後下到實際中去觀察、調查，各人做各人的題目；過一段時間再集中起來，大家一起談感受、念論文，我談我的看法，他們講他們的道理，互相爭論、共同研究，無拘無束。我們研究的範圍很廣，比如張之毅跟我搞農村調查，田汝康到一家國營機器廠調查女工情況，谷苞研究地方社區、村子的行政系統……
青年費孝通在魁閣
我們出去搞調查是打著雲南大學的牌子，通過縣、鄉政府下去，靠了行政系統還是行得通的。當同學們選定題目，確定調查點以後，我就去跟有關單位接頭，向他們講清楚調查的內容、調查的目的、有什麼意義和商量一些細節。同時我們還儘量利用一些私人關係來打開局面。田汝康去機器廠調查，就利用了跟廠裡管事的人相熟，住到廠裡去，能夠接觸到女工，後來寫了《內地女工》的調查報告。我去祿村也是靠了私人的關係。那時候我剛從英國回到昆明，人地生疏，去哪兒搞調查一時還沒著落。這時候我在街上偶遇在昆明工作的燕京同學王武科，他的老家在祿豐，而且是個“大戶人家”，他知道我的情況後，帶我去了祿豐，介紹我住到他親戚家，這家人信奉基督教。說來也巧，我的一個信基督教的姨母楊季威這時正在這裡傳教，村裡人都知道她，憑著同學的親戚和姨母的關係，我很快被當地老百姓接納，他們願意跟我談心、講真話，這對調查工作大有幫助。後來張之毅參加進來，我帶著他串門調查，同農民打交道，讓他知道怎麼根據實際情況提出問題等等。事實上我在魁閣只帶了張之毅一個人。
如果說在祿村我是靠私人關係打開了局面，那麼易村這個調查點則是在兩眼一抹黑的情況下，僅僅和當地政府接洽一番後就貿然闖了進去。這個地方離昆明約150公里，只有一段路通汽車，剩下的路程只能騎在運貨的馬背上前進，這段路整整走了6天。這次旅行雖然已經過去了60多年，然而當年旅途上的情景還歷歷在目。一天馬幫在滇池邊的一個寨子裡過夜，沒地方住，我和張之毅就在一座破店的菩薩腳下搭個鋪位睡下，月亮慢慢爬上屋頂，透過殘垣頹壁灑在菩薩身上，四周一片寂靜，望著幽幽的月光，真是別有一番情趣。我還記得，在一所村子裡的小學校借宿，清晨告辭時，兩位素不相識的女教師，硬要塞給我們十幾個雞蛋，說是帶了路上吃。
易村是一個很少有外地人進入的偏僻小山村，我們一個人都不認識，卻要硬生生地打進去。初到那裡，村裡安排我們住到一所無人居住、頗為寬敞的房子裡，我對張之毅說，這裡面一定有“道理”，後來一打聽，原來這是一間經常鬧鬼的“鬼屋”，沒人敢住，所以借給我們，我們就住在鬼屋裡開始工作。起初老百姓不知道我們來幹什麼，自然是不歡迎，甚至生出我們會妨礙他們生活的傳言。我們就和村民拉家常，不斷地向村民解釋來這裡的目的，說明不會影響他們的生計。那時我在雲南大學和西南聯大講課，不能在易村久留，十多天後就回昆明瞭，留下張之毅一個人。經過他的努力，終於完成了《易村手工業》的調查報告。易村之後，我們又開闢了玉村的調查基地。
我的這套做法吸引了一批同學參加進來，在魁閣形成了一支大約有十幾個人的小小的研究隊伍，並且搞出了一批研究成果。除了張之毅的《易村手工業》、《玉村土地與商業》、《洱村小農經濟》，還有史國衡的《昆廠勞工》、《箇舊礦工》；谷苞的《化城鎮的基層政權》；田汝康的《芒市邊民的擺》、《內地女工》；胡慶鈞的《呈貢基層權力結構》等。當時物質條件很差，為了在魁閣的刊物上發表這些文章，我們就自己刻蠟版，用油印機印刷，此外還準備了一部分英文材料。因為我們的工作引起了一些人的關注，這時許烺光來我們這裡看過，太平洋學會的人也來了；還來了一些外國人，李約瑟是其中的一個，他對我們的評價還挺高；費正清（Fairbank）夫婦參觀時看得很細，回國後為魁閣做了不少宣傳，以至於魁閣在國外的名聲比在國內響，有點“牆內開花，牆外香”的勁頭。後來太平洋學會出版了我們的一本書。這些事情促使了我能夠作為雲南大學教授，被派到美國進行學術研究和文化交流。
這段時間裡我一面講課，一面寫文章，還要自己動手刻蠟版、印刷、出“小報”，雖然整天忙忙碌碌，卻勁道十足。
1944年我從美國訪問回來，想繼續在魁閣搞學術研究，但是，國內時局更加動盪了，國民黨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反對，昆明的民主運動一浪高過一浪，終於爆發了震驚世界的“李聞事件”。我也被國民黨政府列入黑名單，被迫於1946年底遠赴英倫暫避。
延續了6年的魁閣也在這樣的局面裡收場了，這個收場好像是個沒有“結束”的結束。
經過了八年持久的抗戰和三年偉大的解放戰爭，中國人民終於迎來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和全國人民一樣也開始了新的生活，努力爭取做到自己的步子能夠合上時代的節拍，這樣又過了半個多世紀。這是後話。
三位外國老師和三位國學大師
在一次紀念北京大學100週年舉辦的“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我講了對小平同志提出社會學等學科“需要趕快補課”這一問題的認識。那麼補課的問題具體到我自己，該怎樣補呢？這些年來，我感到這個世界變化得太大太快，有點跟不上了，究其原因，還是因為我的學術基礎沒有打牢。我從東吳大學醫預科轉學到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時候，已經是三年級的學生了，可以說是半路出家，落下了不少一二年級時已經學過的社會學基礎課。當我決定要補課的時候，從書架上找出美國芝加哥大學社會學教授派克（E. Park）和伯吉斯合編的《社會學這門科學的引論》這本書作為我補課的入門教材。後來我把溫習這本書的感受寫成了《補課札記》，文章的副標題是重溫派克社會學。派克就是1932年我在燕京社會學系上學時接觸到的第一位外國老師。在這篇札記裡我把派克老師的一生大體上都講到了，這裡就不再重複。可以說派克老師的學術思想使我終生受益。
派克、伯吉斯合編的《社會學這門科學的引論》
為了建立起“中國的社會學”，培養中國人自己的研究隊伍，吳文藻老師不遺餘力，費盡了心思。我是被吳老師看中的學生之一，為了通過清華公派留學生的機會把我送到英國去學習，他先是說服清華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系在1933年招收人類學研究生，然後又親自帶領我去拜見該系的史祿國（Shirokogorov）教授，得到了史氏的首肯之後，經過考試，我終於成了史祿國在中國惟一的及門弟子。
史祿國老師是俄國人，應該是屬於那種因為祖國變了色被打入另冊的白俄知識分子。關於這位學者的身世，我知道得不多，也搞不清楚他是怎麼來到中國的，只聽說他來清華之前在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工作。傅胖子（私下裡大家都這樣稱呼他）在當時的學術界裡是僅次於胡適的人物，很有勢力。他是搞考古、民族史出身，學術上更靠近德國傳播學派那一套，不接受英美人類學的東西。據說因為史氏在研究院與同事們合不來，鬧翻了，傅胖子就把他安排到清華。
我在《人不知而不恆》這篇文章裡說過，在清華園裡“史氏深居簡出，與世隔絕”，這就使得同事們更摸不清他的底細，難以瞭解，以致對他“多是以禮相待，甚至於莫測高深而採取敬而遠之的態度”。其實從出身來看，他是一個真正的歐洲學者，他眼裡的學術世界與中國學者的學術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他認為社會學的學生，將來是去做青年會這樣一類的工作，是為人們提供服務的，他還認為像陳達研究的人口學，應該是警察局管的事，談不上是什麼“學問”。史氏所講的“學問”，也就是現在人們講的“學科意識”，是要研究“人”，研究中國就是研究中國的“人”。又比如考試的時候，他出了這樣一個題目，問歐洲有多少種語言系統？外國語言嘛，無非有英語、法語、德語等等，從來沒有人給我講過什麼“系統”，我答不上來。可以說，當時在中國是沒有人懂得他講的是什麼，更談不上了解史氏在學術上有什麼成就了。
我考上研究生以後，史老師根據自己的學術經歷為我設計了三個學習階段：第一階段是學體質人類學，第二階段是學語言學，第三階段才學文化人類學，每個階段用兩年的時間。現在看來，他的教學安排是有道理的，是學習人類學的一套東西。他要我“慢慢地學”。那時候清華研究院沒有規定學習年限，一直可以做下去，甚至“老死”在那裡。研究院一個研究員，每月有30塊錢工資。花銷很少，伙食費每月7塊錢、洗衣費半年交1塊錢，住宿、水、電都不花錢，條件很不錯。我預備“泡”它6年。
可是，第二年學校變了章程，研究生學習兩年後，如果考試及格就可以畢業，不能無限期地“泡”下去。因此我完成了第一階段課程後提前畢業了。史老師說：你的學業還沒有全部學完，就到國外繼續學吧。他同意我去英國師從馬林諾斯基。但是作為他的學生，兩手空空出去是不行的，所以要我到少數民族地區搞一年調查，積累一些資料再出去。吳文藻老師也同意這個建議。恰巧這個時候，廣西省政府提出了一個關於廣西省特種民族研究的課題。吳老師就去找張君勱（張跟我哥哥費青也很熟悉）商量，經張的斡旋，掌握廣西大權的李宗仁，同意我和新婚的妻子王同惠進入瑤山搞調查。程思遠也過問了這件事。然而調查中途出了事故，王同惠犧牲，我受重傷，調查工作被迫停止。因為跟張君勱有這層關係，所以在我整理的大瑤山調查報告《花藍瑤社會組織》第一次出版時，在扉頁上有“謹以此書送給張君勱老師”的話。
史氏這個大家眼裡的“怪人”，終於在清華園裡呆不下去了，在安排好我和王同惠去廣西大瑤山做調查後，他也離開了清華園。
大瑤山受傷後，姐姐邀我回蘇南家鄉休養。我被姐姐在家鄉所做的工作和農民的生活所吸引，並且對眼前看到的情況做了一些調查。1936年9月，我帶了這些調查材料，奔赴倫敦求學。等我從英國回來時，日寇已經佔領了大半個中國。由於時局動盪，自1935年分手後，我就沒有機會同史老師再見面，直到抗戰結束，回到北平後，聽說史老師已於1939年去世了。我雖然跟隨史老師只有短短的兩年，但是卻受到了他的嚴格訓練，並且培養了在困難條件下自己解決問題的能力，使我受益終生。
隨著時光的流逝，幾十年過去了，我越來越體會到史老師教學上的用心。他先要我學習體質人類學，教我通過數學和統計學的方法，在混合的人群裡分辨出不同的類型；而且他講的體質人類學不單單指人體的形態，還深入到人的生理現象。他認為中國廣東人的骨骼小、人體瘦，是因為受到內分泌的影響，廣東人的這些特徵與他們的遺傳和經歷都有關係，同時也形成性格上的不同；他還認為人同人要來往、要交流，需要“語言”，所以學好語言是至關重要的；人的互相瞭解、行為的配合等等組成了社會，這不只是一般生理上的活動，裡面還有更深一層的東西一一心靈的配合。史氏之所以有這樣一個他還來不及深入探討的領域，是緣於他對通古斯人社會文化中的薩滿信仰的研究。通古斯人認為，薩滿是能夠跟神對話的巫師。人們通常把這個現象看成是迷信或原始宗教，史氏卻認為這是一種在社會生活裡積累形成的生理、心理的文化表現。我們知道，古代先民的生活是非常接近和親近大自然的，所以人身上存在的一股自然的、內在的能力都能毫無保留地顯示出來（這裡包含著一些現在已經不再表現出來，而實際上還在發生作用的東西），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越來越遠離自然，這種表現能力也隨之弱化了，有些現象則被歸到“宗教”裡去，現在人們不再把它當作“科學”來研究了。史老師要我學了體質人類學、語言學之後，最後才進入對世界上多種文化的比較研究。
記得當年史老師說過“心理學之外還應該有個東西”這樣的話，那時我還不能懂得這話裡的含義。如今上了年紀，腦子裡經常出現一些過去沒有想過的問題，近年來我寫了一些文章就是講這些問題的，比如“天人合一”的思想，又比如“人”所特有的所謂“心態”、“精神世界”等等究竟是個什麼東西？這個看不見摸不著的東西，將來是不是能夠“捕捉”到？也許能夠用什麼儀器測定出來……有了這些想法，我覺得似乎跟史老師更靠近了。
史老師的理論寬闊、廣博、深奧，我曾經說過：“他在理論上的貢獻也許就在把生物現象接上社會和文化現象，突破人類的精神領域，再從宗教信仰進入現在所謂意識形態和精神境界。這樣一以貫之地把人之所以為人，全部放進自然現象之中，作為理性思考的對象，建立一門名副其實的人類學。”同時我也知道，我這樣總結史氏的理論“是很冒失和草率的”。作為他的學生，我至今還不能深入理解他的理論，不能不感到自慚自疚。
我還願意提到的是，1986年我三訪英倫期間，一位知道我是史祿國學生的英國朋友特意跑來告訴我，史祿國在蘇聯恢復了名譽，他的著作可以公開出版了，而且承認他是通古斯研究的權威。1990年蘇聯解體前夕，我有緣去莫斯科訪問，親自證實了這位英國朋友所說不虛。我想史老師地下有知，當可含笑九泉。
1936年暑期過後，我到英國留學，進了倫敦經濟政治學院，跟當時英國人類學功能派大師馬林諾斯基（B. Malinowski）學習人類學。關於在英國學習的情況和對馬老師的瞭解，我在《留英記》、《重讀〈江村經濟〉序言》和《讀馬老師遺著（文化動態論〉書後》等一些文章裡已經寫了很多，不再贅述。
馬林諾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1884—1942)
《留英記》裡寫了一段馬老師為我安排的一場考試，考試的“考官”是英國當時最著名的“東方學者”丹尼森·羅斯爵士。考試結束後，在和馬老師一起吃晚飯時，他特意向我講明請羅斯作考官的道理，他說羅斯是英國研究東方學的“頭”，他研究的範圍主要是中東這一塊，遠東（包括中國）雖然不是他研究的中心，但也屬於他的“地盤”，別人是不好瞎闖進去的。現在我們人類學要“入侵他的領地”，不經過他點頭是不行的，他能來主持並通過你的考試，是他對人類學進入“東方”這一領域的研究表示認可，不容易。接著話題一轉，馬老師從學科和學術的角度指出我今後努力的方向。他說，這篇論文只是你研究中國的開始，運用這種方法可以擴大研究範圍，包括宗教、意識形態、語言等等。他還鼓勵我說，你回去後一定要繼續做下去，大有前途，你已經在你的研究事業上，砌了第一塊磚。接著他當我的面，拿起電話和倫敦一家出版公司的老闆商定出版我的論文，並答應為這本書寫序言。放下電話後他考慮起這本書的書名，沉思了一刻說，這本書是不是叫Earthbound （土地所限制的）……但隨即又改變主意說，你的第二本書用這個名字吧。馬老師寫的序言得到了50英鎊的稿費，他把這筆稿費作為禮物送給了我。
考試一結束，我就準備啟程回國。那時候規定公派的留學生回國，可以買二等艙的船票，票價70多英鎊。為了省錢我買的是四等艙，只花了16英鎊。這樣加上馬老師送的50鎊，我同到昆明的時候口袋裡大約還剩下100英鎊。
抗戰時期搞調查研究的條件十分惡劣，經費也很困難。雖然吳文藻老師從搞到的中英庚款裡撥出一點錢給我們，再加上我回國時節餘的那100英鎊，要下鄉搞調查仍然時時感到捉襟見肘。可是我們用了這點錢，首先選擇了陸豐縣的一個村子，開始了調查研究工作，後來又開闢了易村和玉村兩個調查基地。1945年底，我把在這三個村子調查的成果結集成書出版，書名是Earthboud China （中文書名《雲南三村》）。所以說，我回國後所走的路子是馬老師提出來的；寫的書，書名是馬老師起的；甚至研究經費也有一部分是馬老師送的。我在馬老師指引的道路上走了好幾年。
Earthboud China （《雲南三村》）
前面我說過，我從小接受“新學”培養，沒有上過私塾，連最普通的《三字經》、《百家姓》也沒念過，是一個對中國傳統文化缺乏基本訓練的知識分子，所以這次補課，除了補社會學基礎課之外，也要補一補中國傳統文化課，於是就找了陳寅恪、錢穆、梁漱溟三位國學大師的著作來讀。真是開卷有益，讀他們的書很有收穫，不僅加深了我對中國文化精神的理解，還加深了我對中西文化比較的研究。
以上三位先生都已作古，對於他們，應該說我心儀已久。抗戰時期，陳寅恪先生在西南聯大任教，我也在那裡教書，可以說是同事，但是一直沒有什麼交往。雖然沒有交往，但是我知道他是位卓有成就的歷史學家，稱得上是一位學貫中西的學者，而且生性耿直、坦蕩，很有點舊知識分子那股“士可殺不可辱”的勁頭。不幸的是，陳寅恪先生沒能熬過“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
錢穆（賓四）先生和我的關係說來倒有趣。他是我故鄉鄰縣無錫人，1895年出生，長我15歲，他是蘇州草橋中學的畢業生。草橋中學和我們家似乎有點緣分，我父親曾經在那裡教過書，大哥、二哥在那裡讀過書。錢穆先生後來先後在燕京、清華、西南聯大任教，在這段時間裡，我也正在這三個地方，但是我們兩人一直沒有碰頭，好像被一層什麼東西隔開了，相互間有距離。他沒有進入潘光旦或吳文藻的圈子裡。在我的印象裡，他和顧頡剛一樣，同學術界裡的“學閥”不和。他在清華講中國通史，觀點上同范文瀾唱對臺戲，但是在學生中的影響並不大，也沒有在我的腦子裡留下什麼印象。
一直到進入了21世紀我退休了，為了補課我才細細地讀他的書，越讀越覺得他同我近了，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比如我覺得在社會和自然的關係上，最好的表達方式就是中國古代“天人合一”的說法。讀了賓四先生的書以後，發現他是個熱衷於“天人合一”的歷史學家，據說他在去世前曾對夫人說，他對“天人合一”有了新的體會。可惜沒來得及把這個體會寫下來。然而，讀了錢穆先生的書，僅從他所強調的，從“天”“人”關係的認識上去思考東西方文化的差異這一觀點，就使我在考慮這個問題的時候，有了豁然開朗的感覺。
這次也補讀了梁漱溟先生的書。我在做學生的時候就讀過他的書，但是沒有全部讀懂，所以對我早年的影響不大。記得從燕京畢業後，有一段時間參加了梁先生在山東鄒平縣搞的鄉村建設工作。梁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輩，是當代中國卓越的思想家。
1945年我參加民主同盟的時候，梁先生是民盟的秘書長，但是我們接觸不多，沒什麼私交。解放後交往才比較多起來，特別是出事後（指梁先生當面頂撞毛主席一事），覺得他能這樣做很不簡單，很同情他，可是又感到梁先生的做法有點“傻”，不過從中可以看出這個人很“厲害”。
1988年，在香港召開過一個由香港大學主辦的，主題是“中國宗教倫理和現代化”的研討會。我們很想請梁先生親自來參加，但那時他已九十六歲高齡，不能承擔旅途之勞。為了表示支持這次會議，梁先生在家裡做了一次發言，特意錄了像，要我們在會上放映。在這次會上我發表了《論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觀》的講話，講了我學習梁先生文化體系的一些體會。會後，當我回到北京，驚悉梁先生於6月23日不幸逝世，令我倍感哀痛。
據說，梁先生去世前，有人問先生：在民主黨派人士中，對誰的印象最好？他隨口答道：費孝通。費孝通這個人樣樣通，近年來深入農村工礦，使他更通了。他的名字裡就有一個“通”宇嘛。他還對另一位訪問他的人說：費孝通是走江南談江南，走江北談江北，希望現在的年輕人也能如此。我聽說以後心裡想，他這樣講，也許是因為我眼他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吧。
這次再讀梁先生的書，發現有兩條我同梁先生連接上了，一條是對社區的研究，另一條是對中國文化的態度一一反對全盤西化，主張不能脫離中國文化來談文化的變遷；提倡從傳統的基礎出發，改造一些不合時宜的傳統做法來適應新的時代潮流。總的講都不是“革命”的，是主張在承認傳統的基礎上，逐步的，不是激烈的變革。可以說是“改良主義”吧，但是這個詞不好聽。
當今世界的局勢，要求中國文化能夠迅速適應發生著的急劇變化；與此同時，西方文化也同樣應該要適應這個變化的局面，大家互相“適應”。這叫“磨合主義”，東西方文化要互相磨合，共同創造一個新的世界文化。這是我的主張。
關於民族識別工作
自從進大瑤山與瑤族同胞接觸以後，“少數民族”這個概念才在我的腦筋裡比較清晰起來。按道理說，像我這樣一個在滿清政府垮臺前一年，在一個少數民族統治漢族的年代裡出生的人，應該是在充滿民族矛盾的環境里長大的，怎麼對“少數民族”會沒什麼深刻的印象呢？但是，的確如此，我小的時候對於自己是漢族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意識，幾個哥哥有過留辮子的經歷，我沒有；懂事以後知道有回民街、清真寺、回民不吃豬肉這樣的事實，但只把它當作是一種風俗習慣、一種宗教，比如對回族，重其“教”而不重其“族”；對滿族則重“旗”而不重“滿”，旗人有特權，可以做大官，大家並沒有把“族”作為一個政治概念來對待。事實上，那時候住在漢族地區的漢人，一般不會感覺到所謂的“民族壓迫”，不像元朝時那樣（我們可以從大量歷史記載和傳說故事、民間習俗上看到元朝時存在著激烈的民族矛盾）。當然清朝初期為留長辮子也有過“留髮”、“留頭”的問題，後來這種矛盾減少了，甚至出現乾隆皇帝下江南是去找他的外婆家這樣的民間傳說，以此來證明滿族皇帝跟漢族有血統關係，用來沖淡民族矛盾。
對清朝的歷史我沒有下工夫研究過。滿族這樣一個小民族，為什麼能夠打進關來，能夠長久地、穩固地統治這麼一個人數眾多的漢族和幅員遼闊的中國？對這個問題，我還沒有深刻的理解。比如曾國藩，他是漢族人，實力很強，如果他腦子裡再加上一個“民族主義”，是完全可以起來推翻清王朝的，但是他沒有這樣做，而是遵循“忠君”的那套思想，極力鞏固清政權；再看太平天國起義，也沒有表現出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
清朝末年，以孫中山為首的同盟會，提出了“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但是孫中山始終強調革命最要緊的是推翻封建專制制度，他認為中國數千年來的君主專制政體，不是國民所能忍受的，“就算漢人為君，也不能不革命”。與此同時他提出了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概念。在這之前，雖然明末清初的時候就有“反清復明”的口號，但是，中國人的民族意識並不十分強烈。依我看，孫中山他們提出民族劃分，是受到西方思想和當時經濟發展的影響。那時帝國主義勢力不斷入侵，洋人成了中國人要抵抗的主要對象。我想，孫中山強調的民族意識，主要還是用來對付西方帝國主義的。
其實，孫中山提出民族主義的時候，也有不少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這是“自找麻煩”。到了蔣介石國民黨時期，政策上是不分什麼“民族”的，認為中國就是中華民族一個民族，其他的都是漢族的“宗支”。記得我剛從英國回來的時候，看到顧頡剛先生的一篇文章，他也說中華民族只有一個。顧先生是我欽佩的老師，彼此也很熟悉。那時我還年輕，沒跟別人商量，也沒多加考慮，就寫文章反駁他。沒想到文章一登出來，顧先生一連寫了幾篇文章反對我的觀點，從而引起一場爭論。後來，還因為我的看法與當時政府的政策相悖，幾乎釀成一個“政治問題”。
對我來說，我從小就沒有注意過自己的民族身份，直到解放後在填寫各種各樣表格時，因為要填寫“民族”這一欄，這才特別提醒我是個漢族。應該說，新中國成立後實施的“民族政策”不是從我國本土裡生長出來的，而是學前蘇聯的那一套；也許跟我們剛剛建立新政權，想要區別於舊政權這個因素有關吧。我們知道，前蘇聯是非常強調“民族平等”的（蘇聯最多時有190多個民族，到20世紀70年代減少到一百零幾個），在這點上他們走得很遠，搞成聯邦制，對此毛主席是堅決反對的，我曾親耳聽到毛主席在說到這個問題時堅定地說，不能樣樣學蘇聯，這樣學蘇聯就不要革命了！當時我對毛主席把這個問題提得這麼高還不理解呢。
新中國成立後，如何貫徹民族政策，體現民族平等，在具體問題上碰到了許多困難，比如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時要有少數民族代表，這就得知道我們國家到底有多少少數民族？他們的人數有多少？他們居住在什麼地方？由於解放前國民黨政府的大漢族主義、實行民族壓迫和歧視政策，所以對大多數少數民族缺乏正確的瞭解，沒有什麼資料可供參考。在這樣心中無數的情況下，開展“民族識別”成了當務之急。
我是1950年被拉來搞這項工作，因為是半路插進來的，所以對前面作過的準備工作並不瞭解。當時我們主要是遵循毛主席關於民族工作的精神和斯大林關於民族的定義來進行民族界定。開始的時候，全國自報上來的民族有四百多個，這明顯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我們就按照斯大林的理論來處理。斯大林對“民族”的定義是：一個民族要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經濟基礎、共同的地域、共同的文化意識。但是實際情況是紛繁複雜的。比如要有共同的語言這一條，事實上就不那麼簡單，有時會出現歷史和現狀糾纏在一起的情況。有這樣一件事：在川甘邊境，居住著一種稱作“平武藏人”或“白馬藏族”的少數民族，1951年被暫定名為藏族。國慶15週年時，該族的一位女同志受到毛主席的接見，毛主席問她是哪個民族，她激動得一時說不出話，旁邊的人代她回答“是四川白馬藏族”。後來毛主席接見她的紀錄影片在她的故鄉放映，大家看了以後，感到歡欣鼓舞，但是對這個族名卻產生了異議，認為自己不是藏族。為了搞清楚這個“白馬藏族”，我們下了一番工夫，派人下去調查。正好這時候，我看到在聯合國工作的一位朋友寫的書，書裡有一段從語言學的角度分析這一地區的歷史，經過他的研究，發現這裡曾經被藏族征服過，這一地區的土人逐漸融合到藏族裡去了，所以語言上也受到藏語的影響。後來經過調查研究，我們發現不論從歷史還是現狀上看，他們的語言和藏語之間的確有差別，這種差別超過了藏語各方言之間的差別，同時也看到他們在宗教信仰等方面與藏族也有不同。從這些事實可以表明，“平武藏人”在歷史上並非藏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又比如一個民族歷史上曾經由於打冤家發生了戰爭，從此互不承認是同一族，這次自報的時候，要獨立出來自成一族，各說各的理，爭執不下，這樣的問題，有的拖到今天還沒解決好。還有原來的漢人，遷徙到了少數民族地區，日久天長，語言、風俗習慣都改變了，自認為一族。為了搞清楚他們的來歷，我們除了可以翻閱歷史古籍來了解他們祖先遷徙的路線，還可以下去到他們的宗廟，甚至墓地去調查，從那裡的一些碑文上也可以找到他們祖先的來源。當然問題還很多，以上僅僅是幾個例子。
從民族識別工作中，我深切地感到我們對少數民族的知識實在太少了，必須趕緊補上，於是向有關部門提了一個建議，希望能夠抽調力量，對每個少數民族的歷史、現狀進行調查研究，整理記錄下來。這個建議得到了領導的認同。令人欣慰的是，經過了我們民族工作者幾十年來的努力，我國的幾十個少數民族，基本上都有了一部簡史，這項工作已經搞出個模樣了。
今天，我們已經闖入了“全球化”的潮流之中，社會經濟正在飛速發展，我們的民族工作如何適應新形勢，這是每個民族工作者應該認真思考的問題。我想，那些多年來從事民族工作的朋友，一定會對我們民族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和弊端，有深刻的體會，他們一定可以提出很好的改進的意見和建議。作為一個退休的老民族工作者，我始終關心著少數民族兄弟發展的狀況。90歲那年，我到佳木斯同江市拜訪了赫哲族同胞，並且同那裡的同志討論了“小民族，大家庭”這個問題；2001年，在蘭州召開的“第六屆社會學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我做了《民族生存與發展》的演講，談了一些自己對民族工作的體會和想法，希望能對今後的民族工作有所幫助。我年紀大了，已經沒有機會再到少數民族地區去拜訪，只能坐在家裡，祝願他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儘快地富裕起來，踏上小康之路。
晚年費孝通
應該多讀點歷史
歷史是什麼東西？它同人類的生活有什麼關係呢？這個問題我一直想講清楚。就從我自己講起吧。因為老了，隨時有可能會離開這個世界，這種感覺使我切身體會到作為一個人，的確是時代的過客。我活著要和許許多多人生活在一起，大家分工合作、互相來往，但是人一死就什麼都沒有了，那麼人活在世上有什麼意義？死了能留下什麼呢？這就產生了“三不朽”的思想。一個人死了，其實他並沒有離開這個世界。
為什麼這樣說呢，讓我們來看看生命是怎麼發生的。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說，生命是從無到有，從一個單細胞的阿米巴變形蟲經過億萬年，變成多細胞生物；從無性生殖到有性生殖，後來義有了動、植物之分……最後進化成了“人”。這個“人”逐漸進化，從原始人到現代人，他們的生活也從個體生活到群體生活。這是個大變化，這個變化引出了後來的人類學。“群體生活”並不是人類獨有的。我們知道在其它動植物中也有這種現象，比如海里有一種魚要附著在另一種魚身上。陸地上有一種植物要攀附在另一種植物上才能生存，它們互相依賴，大家“不聲不響”地進行合作，彼此之間並沒有意識上的交流；後來不斷地進化、升級，有了人，人是有意識的，知道互相間要合作，彼此有了交流。人還有“七情六慾”，靠了“五宮”來接受外界的刺激，並通過神經系統對刺激作出反應，產生了“行為”。人類學研究“人”，就是從研究人的行為開始的。但是，人還有一個心理活動，它遠遠超出了“神經反應”，而是一個很複雜的“綜合體”。人類的“意識”的發生，應該是心理學的源頭。
生命經過了億萬年的演變，歷經若干個階段，從低級到高級、從簡單到複雜，終於進化成最高級的“人”。我們知道，一切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它的前後、上下之間是脫離不了關係的，前面是後面、下面是上面的基礎。表面上我們只看到了“升級”以後的事物，其實下一層的“性質”並沒有被消滅，也就是基礎雖然退化了，表面上看不到了，但它並沒有消失。記得有一次，史祿國老師偶然發現我胳膊上的每個毛孔裡都長出兩三根汗毛，他很驚訝，說這是魚類魚鱗生長的特徵，是一種返祖現象，表明人類進化過程中有一段像“魚”一樣的階段。他說的意思，就是我們通常知道的，從胎兒在母體裡發育成長的過程裡，可以看到人類進化的各個階段。其實是胚胎學講的那套東西。
自然界從無機到有機、從無聲到有聲、從無識到有識、從無情到有情，一層一層地變，然而不是出來一個丟掉一個，而是“前面”包含在“後面”的變化裡，然而變化了以後的“後面”，已經不再是“前面”了。我們要研究人，就必須從研究人的進化過程開始。當年我學習體質人類學時，就是從瞭解阿米巴蟲開始，到解剖兔子（沒有做人體解剖）。史老師是要我瞭解，人的每一個器官都是有來歷的。他對發現我毛孔里長兩三根汗毛這件事感到非常得意，經常用這個例子來說明生物器官的進化。因此，可以說人是從自然界裡，經過一段很長很長時間進化而來的，這個漫長的古今之變就是歷史。
長期以來，學者們對於歷史的認識各不相同，是見仁見智。從史祿國和馬林諾斯基兩位老師身上可以看出，人類學這個圈子裡，對於“歷史”的看法也是不相同的，比如馬老師曾經寫過一篇文章，批評用歷史的方法來研究現代問題，雖然馬老師也聲明歷史還是有它的價值，但強調說不能用它來推論、預測社會的變化，不能用它來作為研究現代問題的根據。到我這一代人的時候，這個圈子裡更出現了人類社會學的研究不要混在歷史裡邊的提法。我受了這種提法的影響，有一段時期跟了潮流走，也不很重視歷史了。但是很快我就覺得從“今天”是可以推測“昨天”的，因為歷史並沒有“走”，它還包含在“現在”裡。人們一般不去關心這個時間概念一一我們說昨天已經過去了，如果仔細想想，你會覺得“昨天”並沒有走，今天裡有昨天的“成分”在；就像昨天的“我”還留在今天的“我”裡，可是今天的“我”已經有了變化，又不同於昨天的“我”了。這種看法，是把“事物”看作是不同時間上變化的集合體。
上個世紀40年代，我提出了“社會繼替”和“差序格局”的概念。就是要說明，人類社會因為“不斷地預備下新人物等著去接替舊人物死亡和退伍所發生的缺位”，所以能夠不斷延續下去，而且這種繼替不是在同一時間發生，是參差不齊的。同樣，也可以用繼替和差序的概念來看待人類的文化。近年來，我把對“文化”問題的一些思考寫出來，在刊物上發表了，這裡我就不再囉嗦。
關於歷史這個話題，這次只是開個頭，以後有機會再接著談吧。
去年在上海的一次討論會上我說過，現在的年輕人，甚至是學社會學的年輕人，都不大知道我們國家的歷史了，因此我希望大家加強歷史意識（不僅僅是知識），使我們在看待眼前事物時，能聯繫上延續了幾千年的中國文化。我們不能丟掉歷史，當然也不盲從歷史。我認為不懂得歷史就不會懂得文化。
我寄望於年輕人。
2003 年秋於北太平莊
（本文系費皖根據錄音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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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林片思：論文化自覺
師承·補課·治學（增訂本）
精選費孝通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凡12種，三百餘萬字，涉及農村農民問題、邊區民族問題、文明文化問題、世界觀察、學術反思等多個層面。其中有《江村經濟》《祿村農田》《鄉土中國》《鄉土重建》《生育制度》《中國士紳》《行行重行行》等有關中國鄉村經濟與社會結構的特質及其現代轉型的經典論述；費老一生關懷不輟的民族學研究《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晚年的文化文明論述與學術反思《孔林片思：論文化自覺》《師承·補課·治學》；《留英記》《美國與美國人》是從跨文化與比較人類學的視野對西方世界的觀察剖析，其中《美國人的性格》被稱為《鄉土中國》的姊妹篇；《繭》則是近期發現的作者1936年用英文寫作的中篇小說，為首次翻譯出版，對於理解費孝通早期的學術思想與時代思潮的關係提供了嶄新的維度。
費孝通晚年談話錄（1981—2000）
張冠生 記錄整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9-5
ISBN：9787108064165 定價：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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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書訊 | 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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