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的狞厉风格
殷周文化，有同有异，就大体而言，殷人有信仰，周人有理想。信仰与理想，它们不太一样，殷人事神，要有信仰，信仰是绝对的，有时可以不讲道理，讲多了理，反而产生怀疑。周人崇圣，圣代表了理想，理想要讲道理，道理讲多了，理性就会觉醒。
拿信仰往道理上讲，周人就这样消解了殷人的信仰，文化开始转向。王国维说，中国政治与文化变革，没有比殷周之际更为激烈的了。
周人讲究“合理性”，成了文化标准，这是上古史的一次文化大革命，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王权易姓，还在于用历史理性取代了宗教信仰而引领文明，并为中国文化定型。
信仰，以神为前提，讲道理，以历史为依据，一部《周易》，64卦，384爻，每一卦，每一爻，那些卦辞和爻辞，都来自历史，都是用历史的经验教训讲道理，前车之鉴。
中国历史，从三代开始，就是一部革命史，而三代以来的历史，则是以“汤武革命”为核心建构的。
夏殷之际，的商汤高举“率民以事神”的旗帜，鸣条一战灭了夏桀，是为“神化”革命；殷周之际文、武灭商革命，在文化上，从“事神”转向“民心”和“崇圣”，是“圣化”革命。
商王作为人间最高政治权威，同时又是最大的神职人员——巫觋。王有王的逻辑，他要求绝对权力，要与天、帝合一，成为最高存在。
因此，纣王信“我生不有命在天”？他真把自己放在天上了。他认为自己已经完成“天人合一”或叫“天王合一”，他就是天，就是帝，其命在天，谁能奈何？可周文王却发现，天命无常，天靠不住，还要靠人，靠有德，靠民心。
天命在哪里？殷人确信，熔铸在青铜里，开裂在龟甲上，以为只有重器与灵物，才能承载天意。而文王开始用蓍草算命，认为天命在无常里，也在民心。
周文王用算卦代替殷人的占卜，以“算命”代替“卜命”，用阴阳二爻，开启了中国哲学的源头。虽说“哲学说希腊语”，但别忘了，哲学还说过古汉语，就是从《周易》说起的。
文王起卦，以阴阳二爻，演数理，贞知不确定性，以64卦、384爻，覆盖历史，囊括人事，天命似乎就可以用基于历史经验来算解了。这一命运意识已远在殷人之上，当殷人还在诉诸某种神秘的直观时，他已经开始了抽象的演算了，以乾坤开头，以“既济”与“未济”收尾，将人世间的种种变化都包含其中。立天道，立地道，立人道，把天地人统一起来，做整体思考。
殷人占卜，窥视裂纹，完全出于偶然。而文王算卦，是要把握必然性，走出殷人神话思维，进入理性之域。殷人卜兆，寄希望于神谕；而周人起卦，则是认识自己，把自己放到卦、爻的变幻中去，人事的全部可能性都包含在里面了。
西周礼乐之美
冬戈簋，口径22cm，重5.5千克，陕西省宝鸡市扶风县庄白村出土
就这样，一个囚徒，一个将死之囚，竟然要在狱中为天命立算法。因此，不要把革命者关进监狱，那样他就有机会获得天命的眷顾。周文王在羑里被关了七年，他失去了身体自由，却获得了心灵自由，思想从“事神”中解放，并算到了可以用民心革殷纣王的命。
这就是“易传”所说的“天地革而四时成，顺乎天而应乎人”。春夏秋冬四季变换，正是一个季节革下一个季节的命的过程，也叫受命过程，此乃天地之大德，孕育人类。
革命，是自然规律的一部分，其合法性源于天地，基于民心，以德为本。“德”者，得也，得天命，得民心也。天命无常，是革命的前提，为革命者提供机会。
就这样，革命的理性，穿透神话思维，没有奔向信仰的天空，却在历史中成长。思想，在历史领域，不会产生信仰，但要确立理想。当圣人的理想，以国家的形态出现时，就形成了儒家传统的君子人格理想国。
假如汤武革命的理性精神，没有被历史化，而是进入形而上学，它是否能像古希腊哲学一样，孕育一次更加伟大的信仰？显然不会！因为革命就其本性而言，是对信仰的否定，一个充满革命精神的民族，很难真正确立什么不变的信仰，而是习惯于在革命的浪潮中，以一种信仰取代另一种信仰。最深刻的信仰，都在哲学中萌芽，柏拉图的理念，就是诞生神的哲学之床，而从历史中分娩的，则是饱含了一大堆经验教训的早熟的圣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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