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新
經過慎重考慮和磋商，大約在1959年底或1960年初，北京和上海就上海越劇院一團進京一事達成一致。擬議調往北京的上海越劇院一團是上海越劇院的主力團隊，名演員多，名列當年“越劇十姐妹”的就有範瑞娟、傅全香和吳小樓三人。
雖然，從誕生之初，越劇演員就有“跑碼頭”的傳統。解放後，上海的各越劇團也經常去外地演出。但即使這樣，一個完整的劇團遷往另一個陌生的城市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1953年，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在上海拍攝完成，它也是新中國第一部彩色電影（上海市檔案館藏）
“流傳最廣的地方劇種”
眾所周知，越劇是發端於浙江嵊縣的一種地方戲曲。但從1917年嵊縣“小歌班”初闖上海灘，到上世紀20年代女子越劇的興起，再到大名鼎鼎的“越劇十姐妹”，上海才是越劇成長、成熟並且發揚光大的地方。上海佔有越劇的“半壁江山”，在上海這樣的“大碼頭”站住腳，在越劇界才算成功。
解放前上海出版的各種越劇報刊（上海市檔案館藏）
1949年5月，上海解放。不到一年，在1950年的4月12日，華東越劇實驗劇團就在上海成立，這也是新上海第一個國有戲劇院團。1955年3月24日，華東越劇實驗劇團改為上海越劇院，並在越劇院下成立了一、二、三團，集聚了一大批知名越劇演員。此時，全上海共有越劇團30多個，全國的越劇名角也大半集中在上海。
1950年夏天，由“越劇十姐妹”中的範瑞娟、傅全香領銜的上海東山越藝社一行60餘人，在文化部藝術局局長田漢的支持下進京演出，引起轟動。1951年，加入華東越劇實驗劇團的東山越藝社原班人馬再度進京，在中南海懷仁堂上演《梁山伯與祝英臺》，招待外國貴賓、全國英模代表和回國觀光休養的志願軍代表。這兩次演出還受到中央領導的關注，毛主席、周總理等都觀看了演出，並給予肯定。
1950年，東山越藝社進京演出。圖為周總理與東山越藝社主要演員範瑞娟（前排右二）、傅全香（前排左二）等合影
1952年，由範瑞娟、傅全香領銜主演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在北京舉行的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上獲得一等獎。1953年，《梁山伯與祝英臺》被拍攝成電影，由範瑞娟、袁雪芬分飾梁山伯和祝英臺，這也是
新中國第一部彩色電影。
1952年，範瑞娟（右）、傅全香演出《梁山伯與祝英臺》劇照
到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越劇已傳播到全國20多個省份，各地越劇團總計有100多個，獲得了全國性的聲譽和知名度，被稱為是“流傳最廣的地方劇種” 。不僅如此，越劇還走出了國門，1954年4月至7月間，周恩來總理赴瑞士參加日內瓦國際會議時，就曾為與會的外國政要和新聞記者放映《梁山伯與祝英臺》，越劇由此名揚海外，梁祝的愛情故事被譽為“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
一封來自首都北京的信函
隨著越劇影響的不斷擴大。全國各地紛紛要求上海的越劇團落戶，作為越劇大市的上海也義不容辭。1956年，上海春光越劇團離開上海，前往甘肅蘭州支援，組建蘭州市越劇團。1958年，上海縣越劇團、永樂越劇團分別前往貴州、甘肅支援。而在更早的1950年，上海聯合女子越劇團赴天津演出，在天津連續演出3年並赴朝鮮慰問志願軍後，經天津市“收編”，成為天津市越劇團。
1953年，袁雪芬（右）、範瑞娟（左）在演出《梁山伯與祝英臺》時與芬蘭友人合影（上海市檔案館藏）
1959年6月14日，分管宣傳文教工作的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石西民收到了一封來自首都北京的信函，來信人是北京市委對口分管文教的書記處書記陳克寒。陳克寒在信中寫道：
“西民同志：北京市的南方人一天比一天多，各機關、企業，特別是中央機關的一些負責同志常常反映，希望北京有一個越劇團，經常能夠看到越劇。我們磋商很久，感到隨便向別的地方要一個越劇團來，因為一部分北京人眼界較高，也不能滿足要求。因此，要求上海市委大力支援，從上海越劇院調撥一個團給我們。這件事，你們如能答應，確實功德無量。如何，盼復，或面告到上海開會的劉仁同志。敬禮。陳克寒 六月十四日”
來自首都北京的請求引起了上海方面的高度關注，石西民作出批示：
“其五同志閱後轉平羽同志。我認為北京要的越劇團是非送不可的。遲送、被動送，不如早送、主動送。不知平羽同志意下如何。望研究一辦法並覆。”
石西民批示中提到的其五同志，是指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陳其五，平羽同志則是指時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長徐平羽。於是，上海支援越劇團赴京提上了上海文化界領導的議事日程。
“這三個方案，請考慮決定”
經過一個多月的醞釀，上海方面敲定了向北京支援越劇團的意向。上海市檔案館保存有一封上海市文化局就越劇團進京等事給陳克寒的信件底稿，落款日期是1959年7月28日。信中明確提到：
“（一）調合作越劇團去（主要演員戚雅仙、畢春芳），這個團藝術水平較高，演員比較整齊，政治條件也尚好。（二）調青年越劇團去，這個團的成員都是青年，目前藝術水平稍差，但很有培養髮展前途。（三）調上海越劇院一團去，以範瑞娟、傅全香為主。”
信中還寫道：“這三個方案，請考慮決定。”從檔案中看，上海方面似乎是把究竟調哪一個越劇團進京的決定權交給了北京方面。
經過慎重考慮和磋商，大約在1959年底或1960年初，北京和上海就上海越劇院一團進京一事達成一致。1960年3月3日，北京市文化局致函上海市文化局，該函同時抄送了文化部藝術局。函中這樣寫道：
“上海市文化局：隨著首都工農業生產、城市建設的發展，和廣大群眾的要求，本市需要一個越劇團。蒙你局大力支援，確定將上海市越劇院一團調京，我局謹表謝意。我局已基本做好接待上海市越劇院一團來京的各項準備工作，我們打算在三月上旬派員到你局商談有關接交事宜。特先函達。”
擬議調往北京的上海越劇院一團是上海越劇院的主力團隊，名演員多，名列當年 “越劇十姐妹”的就有範瑞娟、傅全香和吳小樓三人。雖然，從誕生之初，越劇演員就有“跑碼頭”的傳統。解放後，上海的各越劇團也經常去外地演出。但即使這樣，一個完整的劇團遷往另一個陌生的城市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有許多工作需要仔細謀劃。
1947年8月，“越劇十姐妹”合影（前排左起：徐天紅、傅全香、袁雪芬、竺水招、範瑞娟、吳小樓；後排左起：張桂鳳、筱丹桂、徐玉蘭、尹桂芳）
1960年3月12日，上海市文化局黨組就調越劇院一團進京一事向上海市委宣傳部遞交了請示。請示中提到，“一團原有的主要演員：範瑞娟、傅全香、陸錦花、吳小樓、陳琦、張金花、金豔芳等全部調去 ……原屬一團的五個學員，隨團同去。”
由於越劇院一團著名演員多，不少演員都屬於高工資、高收入，有的還有一定的政治待遇和特殊補貼。比如範瑞娟，解放初期就是華東越劇實驗劇團的副團長，上海越劇工會主席，1951年又被選為全國青聯委員，還是全國政協的特邀代表，是上海戲劇界乃至文藝界的代表性人物。此外，她還是市人大代表，傅全香也是市政協委員。她們兩人又都是二級演員，享受每月肉蛋各3斤、糖1斤的補貼，其他如陸錦花、吳小樓等演員也享受一定的優待政策。
1947年8月，“越劇十姐妹”義演《山河戀》（左起：尹桂芳、傅全香、徐玉蘭、竺水招、吳小樓、筱丹桂、徐惠琴、袁雪芬、範瑞娟）
為了解決去京人員的後顧之憂，請示特別提出：“劇團主要業務幹部原有政治上的安排以及副食品供應上的額外照顧，請北京市文化局參照北京市的有關規定，予以適當安排和照顧；全團工作人員的工資仍按原待遇不變。”
對於去北京的劇團成員家屬，請示中也明確提出：“所有家屬均隨團遷去，不能同行者，今後陸續遷去，所需路費由北京市文化局負擔。劇團人員的家屬的安家和債務困難，也請北京市文化局借支或補助。”請示中還明確：“擬在四月底前做好動員，劇目加工排練，設備添置等工作，四月下旬去北京，五月一日在北京市演出。”
不計得失，上海方面盡其所能
為了支援北京，上海方面可以說是盡其所能。上海越劇院共有三個演員劇團，一團全體人員進京，幾乎抽去了一半業務骨幹力量。
上海越劇院原有範瑞娟、徐玉蘭、陸錦花、丁賽君、陳少春、陳琦等6名當家小生，抽去了範瑞娟、陸錦花、陳琦3人；傅全香、王文娟、呂瑞英、金綵鳳4名當家花旦，抽去傅全香1人；主要老生張桂鳳、吳小樓2人，抽去吳小樓1人；中層老生錢妙花、鄭志梅、吳天芳、任棣華4人中抽去吳天芳、任棣華2人；主要老旦周寶奎、金豔芳2人中抽去金豔芳1人；主要小丑魏小云、竺菊香、沈紅笑、馮筱儂、鄭來君5人中抽去沈紅笑、馮筱儂2人。
1970年代，徐玉蘭（左三）、袁雪芬（中）、傅全香（右二）輔導上海越劇院學館學生
青年小生、青年花旦中也各抽去了三分之一。最終，隨一團學習的青年學員中也去了12人，佔全部青年學員的一半，超過原定比例。由於上海越劇院原有的樂隊、編劇、劇務、舞美、燈光等人員都是統一使用，越劇院也妥為考慮，在不影響劇院自身演出的情況下，各抽調了一些業務骨幹隨團前往。
上海越劇進京，不僅領導層面“大開綠燈”，涉及到的演員也積極響應，他們不計個人得失，在很短的時間裡就做好出發的準備。就這樣，1960年4月，上海越劇院一團離開了熟悉的城市和觀眾，成建制前往北京。
到首都後，這支隊伍成為北京市越劇團，並在五月份的北京市文藝匯演中演出了越劇《劈山救母》，深受北京市民歡迎。在給遷京劇團的慰問信中，上海市文化局這樣寫道：
“你們這次調往北京，是廣大北京市人民群眾的需要，也是上海黨和人民對你們的委託，你們很愉快地去了，並且積極認真地做好了搬遷、建團、公演等各項工作，這是你們十年來在黨的教育和培養下思想覺悟和藝術水平顯著提高的結果。希望你們保持並且進一步發揚這種精神，無負於黨對你們的教育與期望。希望你全團同志在北京市委與文化局的領導下，鼓足幹勁，繼續躍進，更好地為工農兵服務。”
兩支進京越劇團的不同軌跡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和北京方面的文藝人才交流並不是單向的，在上海越劇院一團進京的同時，北京也積極回應上海在京劇銅錘花臉演員方面的急需，中國京劇院著名淨角趙文奎就此來滬，成為上海京劇院的臺柱子。
還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上海越劇院一團，1960年還有另外一支越劇團進京。當年初，中央冶金工業部向上海提出了支援越劇團、雜技團和歌舞團的請求，上海方面立即行動，
將徐彙區屬集體所有制的天鵝越劇團支援到北京。3月6日宣佈決定，3月30日下午6點23分，全團演員20人、學員11人、劇務3人、行政2人、樂隊9人和其他人員12人共57人乘坐火車赴京，其中包括著名女老生陳少鵬。天鵝越劇團進京後，與同期調往北京的浙江湖州越劇團一起，成為了冶金藝術劇院的附屬劇團，不久經改組成為冶金部文工團的一部分。
陳少鵬
同一年度，上海有兩支越劇隊伍進京，在當時引起了不小的轟動。次年，由於種種原因，成建制調往北京的上海越劇院一團回到上海，在上海這片養育了越劇的土地上精耕細作。而天鵝越劇團依然留在北京。1963年，冶金部文工團解散，天鵝越劇團人員劃歸文化部，更名為北京紅旗越劇團，繼續在北方大地傳揚越劇文化，後期還培養出李玲玉這樣的知名演員。
雖然這兩支隊伍到北京後的軌跡大為不同，但都是當年上海支援全國建設的見證。據檔案記載：到1960年時，上海文藝院團整團支援外地的計有39個，1932人（個別或部分人員支援外地的未計在內），其中1958年以後支援出去的即達23個劇團。
1979年9月，“越劇十姐妹”中八姐妹合影（前排左起：範瑞娟、袁雪芬、尹桂芳、吳小樓；後排左起：徐天紅、張桂鳳、傅全香、徐玉蘭）
（部分圖片源自上海越劇院、上海越劇藝術研究中心）
編輯|排版：周曉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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