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李耀文陪同楊得志來到77師
我來到77師不久，文化大革命就開始了。這場內亂初期，我和師黨委堅決執行中央軍委關於軍隊“不介入”的指示，採取各種措施，保持了部隊穩定。
1969年，濟南軍區副政委李耀文陪同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來到煙臺福山縣26軍77師，在我們師住了十幾天。
楊得志於1928年參加工農革命軍，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革命生涯中，歷任中國工農紅軍4軍45師班長、排長、連長，45師管理科科長、93團團長，紅1軍團1師1團團長、副師長，2師師長，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徵。
解放戰爭時期，歷任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隊長，八路軍115師343旅685團團長，344旅代旅長，冀魯豫支隊支隊長，八路軍2縱隊司令員，冀魯豫軍區司令員，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教導1旅旅長，晉冀魯豫軍區1縱隊司令員，晉察冀軍區第一、第二縱隊司令員，晉察冀野戰軍司令員，華北軍區第2兵團司令員，第19團司令員等職。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任第19兵團司令員兼陝西軍區司令員，中國人民志願軍19兵團司令員，中國人民志願軍副司令員、司令員，濟南軍區司令員，武漢軍區司令員，昆明軍區司令員，國防部副部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
兩位首長在77師期間，我經常陪同兩位首長到77師各團、營、連視察，調查研究，瞭解情況。楊司令員和李副政委每到一地，都詳細瞭解部隊訓練以及對“文革”的看法，並經常發表一些精彩的講話，使我受益很大。
兩位首長親切可信，每次見到楊司令員和李副政委，我都願意和他們說些心裡話。就"文革”問題，我和楊司令員、李副政委單獨進行過交流，我和他們的看法完全一致。我們是從戰爭年代走出來的革命軍人，我們浴血奮戰，建立了新中國。我們生怕“文革”把社會搞亂，引起國家動盪，影響經濟社會發展，我們時刻擔憂著黨和國家的前途。同時，我們也隨時作好準備，時刻聽從黨中央、中央軍委指揮，需要我們部隊作什麼，一聲令下立即行動。
58、參加了"三支兩軍"工作
1967年3月，周恩來總理在軍隊軍以上幹部會議上宣佈，地方上陷入癱瘓、半癱瘓的單位，包括邊防、沿海、交通要道、專政機構、機密要害部門，都應實行軍事管制。後來，中央軍委下達了《三支兩軍的決定》。
從1967年開始，軍隊派出大批人員赴地方參加"三支兩軍"，"三支兩軍”工作到1972年8月結束，人民解放軍先後派出280多萬人次參與，數量之大，持續時間之久，範圍之廣，影響之廣，在軍隊歷史上都是空前的。
"文革"之初，中央批示解放軍不介入方針。1966年底，地方派性猖獗，無政府主義氾濫，各級黨委陷入癱瘓，社會秩序混亂，武鬥成風，生產處於停滯狀態。
在嚴峻的形勢下，1967年1月，奉濟南軍區命令，26軍在煙臺執行“三支、兩軍”任務，軍師成立支左辦公室，整個工作由軍黨委集體領導，分工魏伯亭政委具體負責，並任煙臺地區革委會主任，副軍長陳福勝任副主任。33師負責文登，76師負責萊陽、萊西、招遠，77師負責福山、棲霞、招遠，守備6師負責乳山、文登，守備25師負責威海、牟平，軍直負責煙臺市。2月26軍抽調大批幹戰赴一線，落實春耕生產。又調部分幹戰赴勝利油田，華東石油學院“支左”。3月，根據軍區黨委決定，33師、77師分赴德州、惠民地區執行三支兩軍任務。6月，軍委命令76師赴江西執行"三支、兩軍“任務。
1967年至1970年期間，我主要是在福山縣、棲霞縣等地“支左"，我擔任福山縣革委會副主任。根據上級指示，我們77師具體負責福山縣(現福山區)、棲霞縣、招遠縣(現招遠市)三縣“支左"任務。我們還先後派出部分幹部戰士，赴濟南、青島、煙臺三市廠校“支左"。
我多次去過福山、棲霞等地，在當時社會秩序混亂、情況複雜、鬥爭激烈的情況下，我和部隊幹戰一起堅持說服教育，為制止武鬥、穩定局勢、恢復生產做了大量工作。
1968年，濟南軍區黨委辦公室來電，要求我組織一個班子，去山東省公安廳“支左"。我考慮到師長已帶領部隊去惠民地區(現濱州市)“支左"，一個單位不能兩個主官都不在崗，我向26軍政委魏伯亭彙報了我的想法。後來濟南軍區同意我的想法，改派軍區政治部保衛部部長去公安廳“支左”。
後來，我又參加第二次“支左”。1971年至1973年，我任26軍任政治部副主任期間，去東營市勝利油田“支左”。我和部隊"支左”人員一道，在維護社會穩定，減少工農業生產損失，儘可能減輕“文革”的破壞，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勝利完成了“支左”的任務。在油田"支左”，這裡不多說了，後邊專門講述這一段歷史。
59、進行了整黨建黨工作
1967年10月27日，經過近一年半的“文革”動亂，各級黨組織陷於癱瘓狀態。為使黨組織得以恢復併發揮作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於已經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活動的批示》。
毛澤東在批發這個文件時指出：“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後稱“五十字建黨方針”）。
11月5日，他提出“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九大”閉幕時他又說：“有些外國人、新聞記者說，我們這個黨在重建。現在我們自己也提出這個口號，叫做整黨建黨。”
遵照中共中央關於整黨工作的指示，從1968年至1970年，77師各級黨委和支部都進行了整黨建黨。黨的"九大”之後，部隊開展了學習新黨章活動。我堅持原則，按上級要求組織部隊抓好黨建教育，做好黨建工作，不斷提高了部隊黨組織的領導核心和戰鬥保壘作用。
60、組織部隊野進行營拉練
七十年代，軍隊興起野營拉練和“三打三防”訓練。
“文化大革命”中軍事訓練受到衝擊，部隊軍事素質下降，嚴重地影響了部隊的戰鬥力。
1969年蘇聯軍隊挑起珍寶島武裝衝突，中國軍隊被迫進行還擊。面對蘇聯陳兵百萬的嚴峻形勢，毛澤東認為帝國主義有發動大戰的危險。他要求全黨都要學習軍事，注重戰爭，準備打仗。
全軍各部隊相繼召開戰備訓練會議，掀起為“準備打仗”而練兵的熱潮。1969年冬天，瀋陽軍區某師將部隊拉出營房，進行“千里野營”。與此同時，新疆軍區、濟南軍區的一些部隊也拉出營房進行拉練。
1970年2月，毛澤東在總參謀部關於新疆、瀋陽、濟南3個軍區野營拉練情況的報告上，揮筆批示：這樣訓練好。11月24日，毛澤東又在北京衛戍區《關於部隊進行千里戰備野營拉練的總結報告》上批示：“全軍是否利用冬季實行長途野營訓練一次，每個軍可分兩批（或不分批），每批2個月，實行官兵團結，軍民團結。”還嚴肅指出：“如不這樣訓練就會變成老爺兵”。12月6日，中央軍委轉發了毛澤東的批示和北京衛戍區的報告。
全軍響應毛澤東主席的號召，從當年的12月到次年的3月，迅速掀起了冬季長途野營訓練的熱潮。拉練的第一階段，側重進行階級教育、光榮傳統教育和演練行軍宿營、偵察警戒、生活管理、做群眾工作等；第二階段，主要搞一些急行軍、夜行軍，側重練指揮、練通信聯絡、練戰術技術、練諸兵種的協同動作和後勤保障。擔任機動作戰任務、守備任務和施工、基建、生產任務的部隊以及海、空軍地面部隊、軍隊院校和大軍區以上機關，也根據自己的情況組織了拉練。
野營拉練中，廣大指戰員在江河、山林、高原、戈壁沙漠等野戰環境，練習行軍、做飯、宿營、警戒。同時採取走訓與駐訓相結合的做法進行技術訓練和戰術訓練，演練突破、迂迴、包圍、追擊、防禦、反衝擊等攻防作戰戰術，演練打坦克、反空降、反空襲等戰術技術。海軍組織了海上拉練，鍛鍊海上作戰和生活能力。空軍組織了轉場訓練，鍛鍊部隊機動能力。
根據中央軍委和毛主席指示，1969年冬和1970年冬，我和77師領導、機關組織帶領所屬部隊先後兩次野營拉練，在膠東大地，冒著寒冬，苦練殺敵本領，提高了在實戰條件下，部隊走、打、吃、住、藏等能力。
野營拉練中，我還到一些連隊講傳統，教育幹戰提高野營拉練意義的認識。
野營拉練訓練，培養了部隊指戰員在野戰條件下“走、打、吃、住、藏”的能力和吃苦耐勞精神，密切了官兵關係，增強了軍政軍民團結。
61、抓好先進典型總結和宣傳工作
1969年7月17日，77師230團2連排長盛習友，為搶救章丘縣(現章丘區)胡山公社捲入洪水的9名婦女英勇獻身。
章丘縣胡山公社巴漏河谷山洪暴發，把過河的9名女社員卷激流中，正在附近山上施工的盛習友，聽到呼救聲，立即帶領戰士陳振太、程長春，飛速趕到現場，縱身跳進急流。經奮力搏鬥，共同救出7名女社員，當盛習友救出15歲女社員李風蘭，繼續搶救其他人時，不幸被激浪衝至5米多高的攔河壩下，壯烈犧牲。
我及時組織師團機關有關人員，對盛習友英雄事蹟進行總結，並上報上級。26軍決定給盛習友追記一等功，並報請中央軍委授予榮譽稱號。1971年5月24日，中央軍委授予盛習友“愛民模範"的榮譽稱號，並號召全軍向他學習。6月22日，盛習友命名大會在濟南隆重舉行，濟南軍區司令員楊得志代表中央軍委宣佈命令，政委袁昇平講話，號召全區部隊立即掀起深入學習盛習友先進事蹟的高潮。
根據上級要求，我組織召開了77師誓師大會，我在大會上講話，號召部隊紀念英雄，學習英雄。我們師配合26軍組織事蹟報告團，舉辦事蹟展覽，編排文藝節目，在軍內外進行巡迴報告和演出。
1970年3月29日下午，在青島擔負國防施工任務的77師230團3營機炮連戰士孫學林、雷學禮、胡書祥、毛瑞祥4名戰士，用自己的身體頂住了順著37度陡坡飛馳約一輛千斤重的失控礦車，保證了作業面上10名戰友的安全。孫學林、雷學禮2名同志英勇犧牲，另外兩名同志身負重傷。
我立即組織師團政治機關，對四位英雄事蹟進行總結上報。為表影他們捨己救人的崇高精神和英雄行為，軍黨委給四位英雄孫學林、雷學禮追記一等功，毛瑞祥、胡書祥記一等功。濟南軍區黨委作出了關於開展向"四英雄"學習的決定。
wP老馬根據父親劉乃晏口述和有關資料整理
202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