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意的假装
泻药。先解释一下概念。
所谓均田制，即帝王将无主土地按人头划给小农耕作，土地为国有制，耕作一定年限后归其所有。是中国古代北魏至唐前期政府推行的土地分配制度。
而所谓租调制，是曹操进驻冀州后颁行的一种制度，对土地所有者（包括自耕农和地主），每亩土地征收田租谷四升。每户征收户调绢二匹、绵二斤。户调取代汉代沉重的人头税，对农民有好处，也有利于大族豪强庇荫佃客。到了北魏前期，租调制规定：受田农民承担定额租调，一夫一妇每年纳粟2石、调帛或布1匹。丁男还要负担一定的徭役。
北魏时期，在北方经历长期战乱之后，户口迁徙，土地荒芜，国家赋税收入受到严重影响。为保证国家赋税来源，北魏孝文帝于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均田制并开始执行。均田制的实行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划分界限，而均田制实行前后，租调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般认为，新的租调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措施之一，而在我看来，租调制的变化，是均田制变化造成的一个后果。二者是因果，而非并行。下面我就比较一下租调制在均田制施行前后的变化。
《魏书·食货志》对实行均田制之前租调制度的记载如下：
“太和八年，始准古班百官之禄，以品第各有差。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至是，户增帛三匹，粟二石九斗，以为官司之禄。后增调外帛满二匹。”均田制实行于太合九年，而太合八年的记载正是均田令颁布前对租调制的一个真实写照。
而对实行均田制之后租调制度的记载是这样的：
“十年，给事中李冲上言：‘宜准古，五家立一邻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长取乡人强谨者。邻长复一夫，里长二，党长三。所复复征戍，余若民。三载亡愆则陟用，陟之一等。其民调，一夫一妇帛一匹，粟二石。民年十五以上未娶者，四人出一夫一妇之调；奴任耕，婢任绩者，八口当未娶者四；耕牛二十头当奴婢八。其麻布之乡，一夫一妇布一匹，下至牛，以此为降。大率十匹为工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俸，此外杂调。民年八十已上，听一子不从役。孤独癃老笃疾贫穷不能自存者，三长内迭养食之。’”太合十年，均田令已经颁布了一年，此时的租调制与之前已经有了一些不同。
综合这两段史料，大致比较出均田制实行前后租调制度的一些区别，我在此罗列如下：
第一，征收对象的差异。在推行均田制以前，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租调的征收，此后变成按受田对象为单位进行租调的征收。
第二，在均田制推行以前租调征收沿袭了过去的“ 九品混通” 方式，伺候则有所改变。这是因为推行均田制以后，每户纳税的多少是以受田丁口、奴隶、耕牛的数量来计算的，一般来说大户纳税就多，小户纳税就少，所以不再需要用“ 九品混通” 来进行调节。
第三，在推行均田以前，除征收租调正税以外，还要加征调外的运输费和官吏的傣禄。而新租调制规定：“大率十匹中五匹的公调，二匹为调外费，三匹为内外百官傣”，运输费和体禄开支都包括在正税之内，不再另立名目，这样使税制更加简化。
第四，旧租调制十分苛重，折租调制则较轻。李冲说实行新租调制，能使人知“均摇省赋之益”；《魏书·食货志》称“施行后，计省昔十有余倍。”都说明新租调制较旧租调制为轻。
租调制在均田制前后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上四点。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这还是要结合均田令的内容来说。
首先，均田令将大量土地给予了民众进行耕作，无主荒地和无地流民的矛盾得到了一定的解决。《魏书·食货志》记载了这么几条法令，如：“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恆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按户收税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容易出现社会矛盾激化等问题。因此，在人们得到土地后，按授田对象进行纳税，比之前更为合理，每个人的负担更为平均。
其次，不在实行九品混通。九品混通是曹操规定的租调制征收的原则。其所谓品就是户等，共分为上上、上中 、上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九品，按家产多少划定， 每年政府给地方官规定按户征调的定额，地方官根据这个定额 ， 由县宰召集乡邑三老，计赀、划等、定课，做到富户多纳，贫户少纳或不纳。但是均田制实施之后，按照受田丁口、奴隶、耕牛的数量来计算税额，也能做到富户多纳，贫户少纳。这样的话，九品混通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最后，由于均田制的实施，人们手中的土地得到了保证，收入也趋于稳定。这样的情况下，自然是减少了人们的负担。加上按授田计算税额的合理性，使得人们对新租调制和均田制更加拥护，使得北魏农业得到了发展，汉化程度大大加深，稳定了北魏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