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4月发布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公报，截止到2015年，大陆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7.675亿人，占55.8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0599万人，占44.12%。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增加1.0193亿人，乡村人口减少0.6816亿人，城镇人口比重上升6.20个百分点。
城市化还在继续，但城市化却不能背离城市化的本来目的。所谓城市化的目的，不外乎两个：一是通过要素资源的积聚，提高社会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二是通过让人迁居城市，增大优秀公共服务资源相对于更多国民的可得性，建设宜居城市。但在当前，一些城市的发展开始背离了城市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初衷，可以说走上了“歧途”，开始“变异”。高房价就是一个截面。
高房价的一个衡量指标是房价收入比——住房价格与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之比。这个数字越大，越说明房价超出了城市普通居民的“承受能力”，居民家庭对住房的支付能力越低。按照国际公认的合理标准，发达国家正常的房价收入比一般在1.8—5.5之间，而发展中国家在3—6之间。按照一些国际咨询公司的数据，经过本轮的房价上涨，国内部分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达到了70倍，成为全球房价第二高的城市，仅次于加州圣何塞。房价收入比衡量的是普通工薪族的房价承受能力，而不是少数富豪。比如，圣何塞尽管房价高，但这里是世界上科技新贵、投资家密度最高的地方，美国普通的中产阶层并不集中于此。因此，这种地方的高房价收入比超高，实属正常，对经济来说，也是“无害”的。
但中国的大城市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在部分一线城市，高房价并非富豪集聚的产物，更不是白领收入突然提高的结果，而是避险资金的推动和房屋“证券化”的产物。避险资金推动这一因素，毋庸赘言，而房屋的“证券化”则少有关注。在美国，所谓的房屋“证券化”指的是半国有性质的三大机构（吉利美、房利美和房地美）从银行手中购入美国人的住房抵押贷款包，然后通过资产证券化，做成标准化的债券，卖给全世界投资者。简单讲，就是三大机构有着国家扶持，可以从银行手中购买质量堪忧的贷款，那么银行自然乐于放贷赚利差，反正垃圾贷款也有三大机构接盘。由于美国是发钞国，次贷危机的最后买单者是全世界，而不单单是美国政府和它背后的纳税人。
而在中国，房屋的“证券化”和政府行为没有直接关系，它是一种完全的民间行为。中国式房屋“证券化”的模式则相对简单，就是影子银行的资金通过购买各式各类的理财产品，积少成多，汇集为大笔炒房资金进入楼市，和中介合谋，不断炒高房价。然后选取合适时机套现脱手，让后入楼市的普通工薪族接盘买单。近期，各大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的楼市调控，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一类影子银行的炒房资金。
比方说，将二套房的首付比例从40%提高到60%，这会给影子银行带来三个问题：一是炒房需要调动的资金会大幅提高；二是杠杆率的下降，也意味着“炒房本金”的收益率会相应降低；三是限购降低楼市交易活跃程度，影子银行资金开始“套现难”。
这一轮楼市的狂野涨势，再次证明了一个经济学原理，即实体经济创新和金融过度膨胀其实是不可得兼的。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中，广州在这轮房价大涨中表现最为淡定，表面上看似乎没有抢到“风头”，实际上恰恰是为城市未来发展储蓄了充足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