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陈寅恪，那只能是：公子中的公子，教授中的教授。
陈寅恪年轻时的照片
一、公子中的公子
2018年，赌王之子何猷君参加《最强大脑》，受无数少女热捧，被认为是既有家世、又有才华。若陈寅恪看到这些，当微微一笑。
陈寅恪，出身义宁陈家：
祖父陈宝箴，维新派主干，曾任湖南巡抚；
父亲陈三立，维新四公子之一，曾任吏部主事，同光体诗派主要人物；
大哥陈衡恪（也叫陈师曾），国画大师，北京大学中国画导师，北京美术学校国画教授，鲁迅、李叔同挚友、张大千伯乐，惜英年早逝，娶妻黄国巽，湖南最早的留日女学生之一，秋瑾同学。他们的婚姻介绍人叫杨昌济，杨昌济有个女婿，叫毛泽东；
侄子陈封怀，也就是陈衡恪之子，中国植物园之父，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研究所名誉所长，国际植物园协会常务委员，葬于庐山植物园，后来陈寅恪夫妇也埋葬于此，从此和自己一直非常喜爱的侄子朝夕相伴；
陈寅恪家族旧照
母亲俞明诗，出身绍兴俞家（是的，就是那个传说中的绍兴俞家），湖南知府俞文葆之女，善操琴，自号“神雪馆主”，琴棋书画，无一不精；
大舅俞明震，台湾布政使，也是鲁迅的老师；
大表哥俞大纯，也就是俞明震之子，交通部陇海铁路局局长；
三舅俞明颐，官位和其他人比起来不算什么，湖南学政，对了，他老婆叫曾广珊，曾国藩亲孙女；
四表弟俞大维，国民党陆军中将，中国的“兵工之父”，后任台湾“国防部长”。俞大维当时和陈寅恪是哈佛的同学，他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期间，三年十二门课全部是A，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并得当时哈佛的最高荣誉—谢尔敦海外游学奖学金；
妻子唐筼，祖父唐景崧，台湾巡抚，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台湾巡抚刘永福黑旗军，就是唐景崧招归内附，曾出任台湾人民为了避免被割让而自己组建的“台湾民主国”首任总统。陈寅恪和唐筼的定情信物就是一副自题为“南注生”的唐景崧手幅。后来两人结婚之后，陈寅恪分别请胡适和许地山为此唐景崧手幅题诗，因为胡适的父亲胡传当时便为唐景崧下属，时任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许地山父亲许南英也曾为唐景崧下属，时任台湾筹防局团练统领。所以说，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巧合。还有更巧合的，唐筼曾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有一个女弟子叫许广平。
黑旗军刘永福
陈寅恪就是这样，明明可以靠家世，却偏要靠才华。无论政界、军界、外交界、财政界等等，家里人都能给他安排的明明白白。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陈寅恪其实短暂的在政界当了一段时间，还当过一个小官，1915年，陈寅恪赴北京，担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经界局局长的秘书，这个经界局局长也是大家的老熟人了，中国近代史风云人物蔡锷
可以想象，评价陈、俞两家的帮助，陈寅恪未来的平步青云是可以想象的；可惜，陈公子志不在此，1917年，陈寅恪决定再次出国。
二、教授中的教授
当年在特殊时期，郭沫若为了批判陈寅恪，说过这么一段话：
就象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到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
虽然说这句话是为了把陈寅恪定义为所谓的权威，但是把“史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和赶英超美相提并论，可以看到，即使是反对陈寅恪的人，也不得不承认陈寅恪之学问。
一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本《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开一代隋唐史研究之先河。对于隋唐史的研究，无论是对这两本书反对或者支持，它们都是绕不过去的巨著。
陈寅恪著作
当时的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周一良，在旁听清华大学陈寅恪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课时，当时就“倾服得五体投地”，再读陈寅恪论文，倾服变成了高山仰止的崇敬，按照周一良的说法：
心里有种感觉：别位先生的学问，如果我努力以赴，似乎还不是达不到；而陈先生（寅恪）见解之敏锐、功力之深厚、知识之广博、通晓语言之众多，我是无法岐及的
私心认为赴美也有利于我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当时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以为他的脑筋以及深厚的文史修养虽非努力所能办到，但学习梵文等文字，肯定有助于走他的道路，而去哈佛可能多少达到此一目的。
陈寅恪生前和生后，对于其隋唐学说“商榷最多的应该是唐史大家黄永年教授，但是一谈到陈寅恪，他依旧视之为未曾谋面的恩师：
这时期对我真有影响的是始终不曾见过面的陈寅恪先生。我在复旦一年级时购读了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使我跳出《资治通鉴》的老框框，看到了一片大可开垦的新土地，近十多年来我研究唐代政治史，实是受了陈先生的启发。
读了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才知道如何读史书、如何做研究的门道。
而对于自己和陈寅恪的商榷，也更多是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的讨论：
这种文字上的交往商榷，即使在后学与前辈之间也是很寻常的事情，前辈多不以后学之持异议为忤，后学也初无因之沾沾自喜之意，我至今仍认为是一种良好的风气。
不是因为陈寅恪的学问不行，才反驳；恰恰是因为陈寅恪学问大，对于黄永年这种自我期许相当高的学者（因为岳父童书业，所以不治上古史），才有反驳的价值。
黄永年教授
一篇短短数百字的《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一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近百年后，依然光芒万丈；
一篇《陈垣敦煌劫余录序》，文字不长，但是几乎每一句都让大家熟悉得近乎能够背诵，例如一开头就是开天辟地的大场面、大胸怀：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短短几句话，其中的“新材料与新问题”、“预流”等等，现如今已经成为了学术术语，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历史学，两者都是高频词汇。对于这个序，如今的大佬中的大佬荣新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并且直接激励着他开始写序跋，他在最新出版的《学历与学谊：荣新江序跋集》的本书自跋中写到：
这些序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一篇…………整篇文章，逻辑一环扣一环，文字不多，但内涵丰富，既无虚言，又有思想。我对此文百读不厌，还做过长篇笺注，阐发其文字背后的深层含义。
他的那篇长篇笺注叫《陈寅恪先生《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读后》，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高手总是这样，三言两语，独具手眼，自成宇宙。
陈寅恪之学，很多人不理解，有的人觉得不过如此，有的人又斥之为没有人文关怀。其主要原因在于，陈寅恪文章，惯于微言大义。陈寅恪的学问，和他的家世一样，也是贵族之学。“吾侪所学关天意”，向大众科普不是陈寅恪的追求。举一个例子，陈寅恪在阅岑仲勉论著后复陈垣的函中有这么一句话：
此君想是粤人，中国将来恐只有南学，江淮已无足言，更不论黄河流域矣。
别说是我们，学者们读起来也是“懵逼树上懵逼果，懵逼树下你和我”。其实，摘其关键词“粤人”、“南学”、“江淮”、“黄河流域”，就是一部整整的中国学术流派史。因此，学者桑兵在1999年《历史研究》上的一篇论文《中国学术的地缘和流派》，就是从陈寅恪的这句话贯穿始终的。陈寅恪、钱钟书等人有一个很像的特点，就是似乎你从他的著作中随便选一段话，就能延伸成一篇好文。
自制铅活字印刷，致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