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正宇
前言：
一个人的能力往往是有限的，即使是贤明的君主也不可能方方面面都想到。因为能力有限性或“术业有专攻”，即使是贤君也需要有能力、有见识的大臣及时提醒他，这样才能避免明主因考虑不到或思虑不周而做出错误的决策。贤明的君主因为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会适当地放宽进谏的渠道，由此在历史上出现一种叫“君明臣直”的现象。但在刘秀一朝，同样是直谏，大臣宋弘没事，可是韩歆却因此而自杀，这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门道呢？
一、闻义则服与“进德”之喜。
在历代帝王之中，刘秀算是比较宽容的，也许正因这个原因，其在位期间出现了许多“直谏”。例如：
据《后汉书·宋弘传》记载，光武帝刘秀宴见大臣宋弘时，宋弘看到刘秀总是看新屏风上的列女画，就正容进言道：“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刘秀听后反问道：“闻义则服，可乎？”宋弘对道：“陛下进德，臣不胜其喜。”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认为宋弘这个人擅长连批带捧，刚开始批刘秀“好色”，等于说给了皇帝“一记耳光”，紧接着又借机捧皇帝“进德”，等于说马上给了皇帝“一颗甜枣”。这叫一推一拉，恰到好处。
可我们不要忘了，刘秀可是皇帝，其决定着宋弘的生死。如果宋弘敢和刘秀玩“一批一捧”，那是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所以，这个理解不见得正确。
究其原因，刘秀包容宋弘一方面是其对劝谏有着“闻义则服”的处理原则，即如果说得有道理，那就听；另一方面我们就要谈到宋弘说的那句“陛下进德，臣不胜其喜”这句话的讲究。
据《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这句谶语是刘秀当皇帝的重要法理依据。由此可知，“修德”二字关系到刘秀皇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
据《后汉书·宋弘传》可知，“以清行致称”的宋弘在当时是属于“道德楷模”式的人物。
“道德楷模”宋弘表扬刘秀“进德”，这无疑会增强刘秀皇位的法理根基，把刘秀的内心说乐了，刘秀怎么会处罚他呢！可接下来的一个人就没有宋弘的待遇了，此人就是韩歆。
二、刘秀为何容不下韩歆的直谏。
《后汉书·韩歆传》记载：“（韩歆）好直言，无隐讳，帝（刘秀）每不能容。”
刘秀因为什么容不下韩歆的“直谏”呢？
据《后汉书·韩歆传》记载：“尝因朝会，（韩歆）闻帝（刘秀）读隗嚣、公孙述相与书，歆曰：‘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帝大怒，以为激发。”
隗嚣和公孙述都是与刘秀争夺天下对手，也都败给了刘秀，所以韩歆认为他们都是“亡国之君”。
可在刘秀看来，隗嚣、公孙述虽然是失败者，但这两个人都很有才干，读他们的书信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开卷有益。
但韩歆对此却不以为然，他提出“亡国之君皆有才，桀、纣亦有才”。言外之意，你刘秀和隗嚣、公孙述学，你也想亡国吗？
可我们试想秦二世也是亡国之君，莫非秦二世也有才？明显不是。桀、纣有才，但他们只是两个亡国之君，他们不能代表所有亡国之君。所以，韩歆说“亡国之君皆有才”这句话在逻辑上其实是不成立的。
再者，隗嚣、公孙述虽然是“亡国之君”，但他们并不是因为有才所以失败的。他们败于刘秀之手，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与刘秀相比，他们才能不足。尽管其才能不足，但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刘秀取其精华，学其所长，也没有什么不妥。
由此可见，韩歆对刘秀的“直谏”，不但逻辑上不成立，道理上也经不起推敲。所以，韩歆的“劝谏”尽管属于“直谏”，但不属于“良谏”，而属于“错谏”和“乱谏”。对于“闻义则服”的刘秀来讲，这种劝谏自然是不会被采纳的。
三、刘秀对韩歆为何“苦无良策”？
韩歆的“直谏”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呢？
据《后汉书·岑彭传》记载，刘秀率军进入河内郡时，韩歆本想守城抵抗，后来迫于压力，才投降了刘秀。因为这事，刘秀本想杀掉韩歆，因为岑彭的求情，韩歆才捡了一条命。
由此可知，韩歆不仅谈不上是刘秀的忠臣，而且还和刘秀有这么一个过结。
在这种情况下，韩歆针对刘秀的“错谏”、“乱谏”提得很直、很刚、很犀利，酷似“忠言逆耳”，对其他人来讲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以致于刘秀担心韩歆身为大司徒，名望又很高，这样下去，许多人就会认为自己不愿“纳谏”，是一个不喜“逆耳忠言”的昏君，这不仅会混淆视听，影响到刘秀个人的正面形象，还会降低时人对新兴东汉王朝的信心指数。对于刘秀来讲，如果杀了韩歆，人们会认为他是因为“忠谏”而被杀，反对势力就会借此将其抹黑为桀、纣那样的君主；如果因“直谏”将韩歆罢官，不仅会造成负面影响，还可能从此阻塞“忠谏”之路。
所以，对韩歆的直言，虽然“帝（刘秀）每不能容”，但一时半会，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可接下来的一件事，直接激化了二者的矛盾。
四、韩歆与宋弘在“直谏”上有何不同？
据《后汉书·韩歆传》记载，当时国家闹饥荒，韩歆“指天画地，言甚刚切”。刘秀将其免官，让其回老家，但仍不能释怀，又派遣使者宣诏斥责。“司隶校尉鲍永固请不能得，歆及子婴竟自杀。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众多不厌，帝乃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
当时皇帝被尊为天子，面对国家发生饥荒的形势，贵为大司徒的韩歆“指天画地，言甚刚切”，明显是暗指刘秀这皇帝当得不好，应该对饥荒负责。面对这样的情况，刘秀将其免职回家，但又担心世人会把韩歆误认成忠臣，把自己当成昏君，所以派使者宣诏，指责韩歆的不是，想以此来达到以正视听的效果。
韩歆并不真正了解刘秀，面对使者宣诏，他担心刘秀不会适可而止，为了避免自己的家族受到株连，韩歆与其子韩婴在恐惧中自杀。韩歆名望很好，“死非其罪”。为了平息韩歆之死造成的消极影响，刘秀“追赐钱谷，以成礼葬之”。
宋弘虽然“直言劝谏”，但他会察言观色，而且了解刘秀的喜怒哀乐，懂得如何自保。这是他的高明之处。与之相比，韩歆并不了解刘秀，在没有“把好脉”的情况下，固执己见，盲目乱谏，结果“触犯龙鳞”，自杀而亡。看来“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对于劝谏也同样适用。
五、刘秀当初为何重用韩歆？
说到这里，有人会问，以刘秀的智商，他怎么会用韩歆当大司徒呢？
据《后汉书·韩歆传》记载：“（韩）歆字翁君，南阳人，以从攻伐有功，封扶阳侯。”
笔者查阅了一下史料，发现韩歆的战功主要是作为军师，跟随邓禹西征。
据《后汉书·邓禹传》记载，王匡、成丹、刘均等人合军进攻邓禹，邓禹军失利。战罢后，军师韩歆及诸将见兵势已摧，都劝邓禹趁夜撤退；邓禹不听，继续作战，取得了胜利。而且后来，邓禹在西征中被赤眉军所败。
由此可见，韩歆的军功有限，军师当得很一般。所以，韩歆即使算是有军功，其军功也很难与云台二十八将相提并论。
那么作为一个降将，能力有限，军功又不高，刘秀怎么让他当大司徒了呢？
一个高度聪明的人，去做一件看似不符合常理的事，背后往往会隐藏着不方便直说的目的。
据《后汉书·范升传》记载，东汉建政之初，韩歆曾上疏建议设为《费氏易》和《左氏春秋》立博士，并与反对设立《左氏春秋》博士的名儒范升“相互辩难，日中乃罢”。
笔者在《儒学孝道、谶纬之学、尧后火德，东汉王朝如何整合其帝位合法性的三大法理依据？》一文中介绍过刘秀想通过加强对《左氏春秋》一书的研究，让证明其皇位合法性的儒学孝道、谶纬之学、尧后火德这三大法理依据“三脉互通”，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由此可见，韩歆在《左氏》之辩这场政治斗争中是站在刘秀这一边的。所以，韩歆并不总是和皇帝拧着来，他也会“迎合圣意”。
我们看看《后汉书·韩歆传》还会发现，韩歆这个人除了以上特点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素有重名”。也就是说，韩歆一直以来名望很高，名气很大。
我们前文提到，“修德”是刘秀称帝的一项重要的法理依据。所以，刘秀提拔韩歆这样有名望的人，一来是因为韩歆在《左氏》之辩中“站对了队伍”，二来是其本想通过提拔名士韩歆扩大自己的统治集团覆盖面和提高时人对其政权的认可度，以提升其帝位的“合法性”。而韩歆作为能力有限的降将，在刘秀政权内部，根基很浅，号召力不大；刘秀让其位列三公，亦可缓冲功臣重臣们对皇权的威慑。这是刘秀的如意算盘，但是其没想到的是自己提拔的这位韩歆不断“直谏”、“乱谏”、“错谏”，给其增添了很多难以解决的烦恼。这不能不说是刘秀用人的一个败笔。
六、司马光为何力挺韩歆？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写道：“夫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国家之福也。”“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韩歆用直谏死，岂不为仁明之累哉！”
笔者对于《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向来充满了敬意，但对司马光的这句话，却不敢苟同。要了解司马光为什么这么说，一定要找到其说这句话的出发点。
司马光虽然在北宋时期官居显位，但他毕竟是皇帝的臣子。他说这句话的站位是站在臣子的角度说的。臣子们往往是什么样的心理？
那就是自己说错了话，办错了事，甚至是搞出了“乱谏”、“错谏”，也希望得到皇帝的减轻甚至免除处罚。所以，以司马光的精明，他不会不懂刘秀与韩歆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但他却要在《资治通鉴》中站在韩歆的一边，站在臣子的立场，引导北宋的皇帝宽待臣子。这样一来，不仅司马光自己当臣子的压力不会很大，而且司马光同僚们的日子也会很爽；而且，同僚们还会觉得司马光这人不错，司马光的人缘和名望自然就起来了。
相反，在司马光看来，要是实事求是地批评韩歆的“乱谏”、“错谏”，不仅同僚们不会说他好，而且许多对他司马光不利的言论还会传到皇帝那里，到头来，皇帝也不见得把他司马光当好人啊。不得不说，这是司马光老谋深算的一面。
结语：
良药苦口，然苦口者未必皆为良药；忠言逆耳，可逆耳语未必尽是忠言。世人往往欣赏“忠谏”、“苦谏”、“直谏”等等，然细思之，劝谏者未必都有真见识，谏言未必全是“良言”，“直谏”亦可能是“错谏”。古有非忠臣而口似“忠言”者，亦有非良臣而好为“良谏”者。明主虽能辨其真伪，然世人却难识其端倪。世事之艰险，如历山川；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咱们聊史可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