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名
降临人世后，娘自己做主，给我起了一个小名“全全”。按族中规矩，我们这一辈人的名字中都要带一个“芳”字。如：民芳，春芳，耒芳，继芳，东芳，顺芳等等。父亲是个在外工作的人，思想进步，却也不想违反族规。他对母亲说，“这个名字好着呢！后面再加个‘芳’字，叫全芳，和他们兄弟的名字连上，更好。”母亲虽然默认了，可是平时却依然叫我“全全”。“全全”的确切含义是什么，母亲从未对任何人说过，我也从未问过母亲。可是，在漫长的岁月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个乳名的生命意义和母亲呵护的心愿：浓缩了母亲对我全部的疼和爱。
我出生于古历1954年11月22日卯时。卯时，即薄明到日高起的时分。打我记事起，母亲就告诉我我的出生时辰，要我记牢，说以后要请先生看相算命什么的，就要说准生辰八字，不然会算不准的。
记得上小学报名时，我和村里的一群小伙伴去学校见老师。老师第一个就问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脱口大声回答：“叫全全，卯时生的”。老师一听，扑哧笑了，伙伴们也跟上笑了起来。老师摸了摸我的头说：“叫雷全全吧”！我点了点头。这时，和我一起来报名的邻居双双哥在旁边叫了起来：“他叫雷全芳！”我听后瞪了他一眼，又向老师纠正：“他说错了，我叫全全。”老师又笑了起来，喃喃地说：“好啦，你的名报上啦，后天就来上学。”这年，我已经8岁。
从降生到上学，我的幼年是在祖母和母亲的纺车声和歌谣中度过的。那个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经过土地改革，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建设和发展生产。父亲虽然参加了革命工作，在乡上当共青团干部，收入却微薄。祖母和母亲为了补贴家用，就靠一双灵巧的手织棉纺布。然后让祖父和伯父在乾县、永寿一带换些粮食回来。祖母和母亲是轮换着熬夜劳作的。那时还没有电灯，庄户人家点的是煤油灯和菜籽油（也有棉花籽油）灯，只有极少数人家点的是蜡烛。白天干一天农活，晚上点起油灯纺线线。而我就躺在祖母或母亲盘坐的腿上睡觉。听母亲说，开始我一听“嗡—嗡—嗡”的纺车声响，就哭闹，整得她纺不成线。于是她就停下手中的纺车把子，一边用手轻轻拍我的胸膛，一边唱着她从外祖母口中学来的歌谣：“羊儿，全儿，铁打的环儿……”“全全乖，吃奶奶……”“哑巴爱说话，聋子爱打岔，婆娘爱生娃……”说着唱着，我就慢慢闭上了眼睛。为啥歌谣中都有个“全”字，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母亲改了原词，把她心爱的儿子的乳名加进去了。母亲过60岁生日那年，我也到了不惑之年。在母亲的寿席上，我一提说她当年边纺线便唱的儿歌，母亲即刻像孩童一样喜形于色。而她一起个头，我就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妈妈骑驴全走路，一走走到八字桥。八字桥是我外婆家。外婆见我迷迷笑，拍我肩膀大声说，你比去年长高了！”。这歌名叫《看外婆》。还有一首我也记得清楚：“总路线，是明灯；合作社，往前行；有饭吃穿不穷；跟党走，有幸福；坐汽车，来回走；白蒸馍，清汤面，每一天，像过年。”母亲听我背诵，乐开了花，她边笑边说：“这是后来教你的。开始唱给你的是‘砸，砸，砸果果，城门外来了一伙伙。做啥哩，借盐呢，翻个身过年哩！’还有，你哭着闹着不睡觉，我就唱‘哭夜郎’：天荒荒，地荒荒，我家有个夜哭郎，过路君子念一遍，一觉睡到大天亮。”
我三岁那年，得了一场“怪病”。“怪病”这个说辞是母亲沿用了先前人的指称。怪在哪里？一则是说不明白症状。母亲说，从发病那天起，我就不哭不闹，不言不语，只是发高烧，且全身出红斑。二则是请了方园的郎中，也花钱到县城做检查，均药不对症，半月天过去了，不见任何好转的兆头。母亲在左邻右舍的劝说下，迫不得已，天天夜里跪在地上又是烧香，又是叩头，祈求佛保佑我身体安康，快快熬过这场大难。那些天，父亲也告假回来守护我。据父亲后来回忆，有一天，村上的老三婆神神秘秘地来到家里，躲在屋里和母亲絮叨半天，为的是要给我“叫魂”。父亲说，他告诉母亲这事坚决不能做，因为属于封建迷信活动。可是老三婆是远近有名的老善人，常常以古老的方式为人消灾灭祸。老三婆还带有指责的口气对父亲说：“你们公家人有公家人的治法，咱们俗家有俗家的治法，只要能把咱全全的病看好就好么！成不成，试试看么。”按辈分，父亲管这老三婆也叫老婆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这天夜里，母亲早早就按老三婆的旨意，把家里的角角落落收拾的干干净净，然后在临时设置的佛龛前点烛上香。老三婆让母亲跪在地上，她念一句咒语，让母亲跟上念一遍。罢了，又对母亲说了几句悄悄话，就一前一后的出了家门为我“叫魂”去了。“叫魂”地选在村南边的官路上。老三婆走在前边，母亲尾随在后，前后相隔十余步。老三婆手里敲着一面小鼓，母亲手里敲着小铜锣。老三婆敲一声鼓，大声呼叫“全——全——哎——，快回来……”母亲在后边回一声“回来了，——回——来——了！”就这样，一直走来走去，直到月朗星稀，东方泛白。一连三个晚上，都是这样。父亲虽然对此未加严辞，却暗暗花费了时间和精力，从外县请来了一位专治儿童疾病的名大夫。大夫一到家里看见我被被子裹得严严实实，就怪嗔母亲，“快把大棉被揭开，换上薄被子，这样捂着孩子，没病也捂出病来！”母亲被迫按大夫的说法来做，大夫用听诊器听了我的心脏，又量了体温，然后又详细询问了患病的前后过程。最后，他私下告诉父亲：孩子得的病叫“出血热”。并说这种病临床表现和感冒差不多，容易误诊。因此，必须按特定的药物治疗。大夫开了药方，嘱咐一定要按要求打针用药。父母按大夫说的做，没几天我退烧了，也能说话和走路了。父亲为了感谢那位大夫，专门备了礼品去看望。老三婆知道家里请了大夫，老人家拉着我的小手说：“他弄他的，咱弄咱的，只要我娃回来了，好了，就高兴。”
爷爷仙逝时，父亲未归，我守候在侧。母亲用自己的身躯支垫着爷爷的背，尽量不让爷爷有痛苦，还不时地轻声呼叫“爹，爹，你醒醒，你醒醒，全全他爸就回来和您说话呢！”不一会儿，爷爷慢慢睁开了眼睛，神志似乎也清醒多了。他老人家示意让我靠近他。母亲将我的手递给爷爷，爷爷攥紧了我的手，断断续续的对我说：“全全，你娘是个好人，你长大了，一定要对你爸你妈孝顺！”母亲凑上去，在爷爷耳旁说：“爹，你甭操心，咱全全娃是个好娃娃，能记住您老说的话。”母亲说罢，爷爷抬了一下头，表示他明白了，然后头一歪，走了。
爷爷谢世后，父亲才给我讲述了一些家世之事。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我的曾祖父叫雷怀明。是村上公认的“好人”。他是单传。到了祖父这辈，仍然是单传，祖父名叫雷仲义，同样被人称作“老好人”。到了我的父亲，还是单传。父亲说，母亲生了我，本来是喜庆之事，可是她却高兴不起来。她说，有了全全，这个家才全和了。单传总是不好的，万一人有个三长两短，哭都哭不出眼泪来的。后来有了弟弟，母亲才真正有了喜色。她给弟弟起的名字是“争争”。父亲说，好，就叫争芳。争着开花结果！
直到高中毕业后，在当时的薛固人民公社当了半脱产干部，我才使用了“官名”。开始人们叫我“雷涛”，我总是觉得有一种隔膜感，甚至感到很别扭。老母亲自我上了中学，也不在叫我“全全”了，而是改口叫我“全芳”。说她再叫我小名，怕人笑话。我体会，这是因为“雷涛”这个“官名”已经注入了复杂的社会内容和意义。不真了，不实了，成了纯粹的一个人的代号。
在我任西安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第二年。一个细雨过后的清晨，我刚刚踏入办公室的们，准备推开窗户，看看雨后的花木草丛。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却骤然响起。我好生奇怪，平时没人这么早就来电话的！我拿起话筒，另一端传来一位听上去既熟悉而又陌生的声音：“你是雷全芳吗？”这么多年了，除了我的一位姑表姐依然叫我一声“全芳”，没人连姓带名一起叫我的。顿时，我的周身不由得变得温热起来，一股热血恰似开闸的河水，倾泻而来。道一声问候，才知道，这是高中的女同学L君。20多年不曾见面，一声乳名的称谓，即刻将我带到那五彩缤纷的童年，让我又一次扑入母亲的怀抱。我多么想脱掉我“官名”的层层伪装，再回到“全全”的年代，再享受那些看似苦难却幸福的天真和烂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