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6年，开封的统治上层发生了激烈的变动，宋太祖驾崩，晋王赵光义继位，即宋太宗。
宋太宗赵光义画像
虽然人们至今仍对“金匮之盟”是否存在有着较大的分歧，但“金匮之盟”论的出现却表明赵光义所面对的是一个危及到皇权的政治局面：经过979年的满城之战和980年的雄州之战，宋辽双方的对峙在短时间内已经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原本因战争而得以掩遮的部分皇权危机在战争受挫后重新浮现。
赵光义所面临的皇权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他身边的人对皇权的威胁，也就是身边存在他认为有可能夺取皇位的人，比如其弟赵廷美。
烛影斧声
赵光义为解决皇权危机而采取的措施和其兄措施相比，有相同的部分，也有不同的地方。相同的地方是无论赵匡胤还是赵光义，都严密防范拥有较大兵权的高级将领，另外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都亲自出征对辽战争，企图通过建功立业来巩固江山。不同的地方是，赵光义扩大了猜忌对象，不仅清洗部分带兵将领，还肃清了皇宫内任何可能存在的威胁，对于未遭削职的将领则夺去其战争指挥权，使在战场上他们完全听命于自己。他同时也将宋辽战争规模进一步扩大，战事在河北边线全面爆发。
分析宋太宗赵光义这种严重加深的猜忌心理和促进战争升级的来源，笔者认为和皇权危机有密切的关系，是后者引发了他的这些心理想法和行为。赵匡胤时期，虽然皇权危机较严重，但是他有着赵光义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即位前的兵戎生涯和成为皇帝后用自已行动所建立的个人威信，这种无法纯粹依靠皇位来获得的威信是赵匡胤政权得以建立和赖以存在的基础，同样赵匡胤能够依靠这种威信在不发动大规模战争的情况下游刃有余地处理潜在的皇权危机。
赵匡胤的兵戎生涯——禁军统领
赵光义在即位前一直生活在赵匡胤的阴影之下，没有任何的机会来建立起个人的威信，即位中的疑点，又加重了他在处理皇权危机时候的难度。
基于上述理由，赵光义于雍熙三年发动的北伐便顺理成章，他为这次北伐准备时间长达三年，在训练、情报、后勤等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精力。979年至986年间，赵光义着手对内部清洗和整顿，太平兴国八年，弥德超欲取代曹彬枢密使职位而在他面前陷害曹彬，而他也迫不及待地罢去了曹彬。虽然后来此事查明曹彬确实被冤，但是赵光义再也没有让他官复原职。
无论是皇宫内部、还是对高级将领的防范，赵光义都毫不犹豫地采取铁腕措施以巩固皇位，并不理会这种威胁的苗头是否真实存在。
枢密使曹彬
宋辽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赵光义攻打北汉，979年正月，他就攻打北汉的事情询问了当时的枢密使曹彬后，觉得“今者事同而势异，彼弱而我强。昔先帝破此敌，徙其人而空其地者，正为今日事也”
鉴于这种情况，二月赵光义亲率禁军主力从开封抵达澶州，经过黄河到大名府，然后折向西到洛州，在三月初抵达镇州。随着主力北上，加上之前布置在前线的北宋军队，开始收紧对北汉的包围圈，对北汉隆州、孟县、汾州等地展开进攻。并随后击退了前来救援北汉的辽军，北汉的灭亡已经不可避免。
宋太宗第一次雍熙北伐作战形势图
之后，赵光义率军抵达太原，在太原城下不断巡视攻城器具，并且身先士卒，亲自为受伤的将领敷药，以激励士气。在此情况下，占据太原城的刘继元献出太原城，太原的投降，一方面标志着断断续续近一个世纪的宣武对河东的战争正式落幕。另一方面，宋辽原本就不牢固的和平关系彻底走向了破裂。
消灭了北汉之后，在军事会议上除殿前都虞候崔翰建议趁胜北伐之外，“人人有希赏意，而上将遂伐契丹，取幽蓟，诸将皆不愿行，然无敢言者”。最终宋军在高粱河之战中以惨败结束了首次北伐辽国。雍熙三年，赵光义发动第二次北伐契丹，结果大败于岐关沟，攻势受挫的宋军随后在同年再遭受陈家谷、君子馆两次败北。从此，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构想搁置下来，直到北宋末年才重新受到注视和付诸实践。
燕云十六州
太平兴国四年赵光义北伐契丹的一系列战役，以及之后的契丹为报复北宋而大举南下引发的满城之战，对于本文而言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就是“阵图”的出现。赵光义对阵图的重视出现于高粱河之战失败之后，大抵由于在此役中曾腿部中箭而几乎丧命，在之后的所有的战争中，他都未曾亲自率兵出征，而是通过制颁“阵图”来指导前方将领进行打仗。
由于古代作战时要排列阵法，平时操练也讲究演习阵法，而“阵法”就是作战部队的战斗队形和防御部署。因此，所谓的“阵图”就是把军队战斗序列和部署状况，用符号标识，制成作战方案的图形。赵光义自高粱河之战后，对阵图的运用非常重视，如雍熙四年，他御制《平戎万全图》，至道二年，他又自行制作阵图交给征西夏将领王超，他还说“布阵乃兵家大法，非常情所究，小人有轻议者，甚非所宜。”
平戎万全图
不可否认，战场上军队，不论是出征或者防御，都必须排列阵法，要有一定的组织形式，否则千万人一哄而上根本无法打仗。然而赵光义过度运用预制的“阵图”，束缚了前线战场上的作战指挥官，以致宋营主帅处处受牵制。
太平兴国四年满城之战的胜利，足以证明死守阵图之不当。是年，面对契丹南下，赵光义预先“以阵图授诸将，俾分为八阵”，当宋军挺进至满城的时候，遭遇辽骑兵大军，“翰等方按图布阵，阵相去百步，士众疑惧，略无斗志”，因为面对敌阵，宋军的战斗队形间距太大，一旦敌军骑队冲入必然阵破无疑。赵延进、李继隆二人力主改阵形，把分散的“八阵”整合为“二阵”，使之前后呼应，“士众皆喜，三战，大破之，敌众崩溃，悉走西山，投坑谷中，死者不可胜计”。
满城之战作战形势图
面对机动性极高的契丹骑兵，若固守僵滞的阵形对仗，极易导致全线崩溃，赵、李二人以外戚身份才胆敢改变太宗颁下的“阵图”，而其他将领即使明知“阵图”不合时宜，但依然奉行不渝。宋太宗赵光义这种做法在当时就有很多人指责其中弊病，如当时任京西转运副使的朱台符就认为：
“兵以奇胜而节以阵图，事惟变适而指踪以宣命，勇敢无所奋，知谋无所施，是以动而奔北也。臣愚以为疑则勿用，用则勿疑”。
朱台符言论的潜台词就是，赵光义对阵图的运用，表面看起来似乎是为了全局统筹而实施的方法，实际上反映了他在历次战役中对外出带兵打仗将领的极大的怀疑和不信任。
进行对外战争作为巩固皇权的一个有力措施在古代社会中屡见不鲜，但是这种进行对外战争首先应基于一个前提：作为战争发起者的统治者本人应该对即将进行的战争有着非常大的取胜把握，因为战争作为政治的延伸是一把双刃剑，战争的胜利可以巩固皇权，战争的失败会带给皇帝本人不可预料的恶性后果。
宋辽战争
第一，就军队人数而言，宋人李攸估计辽方总兵力不超过三十万，而真正投入战争中的也就十万人左右。至于宋朝的兵员，虽然总体军队人数多于辽军，但因步多马少而不能占有直接优势，之前多次战役已经说明了这点。
第二，双方的兵源都来自较大范围的地区，如北宋不少军士来自山西和河南。同时，自960年开始，宋辽双方都开始着手强化现有边界的防务，这些因素都会导致宋辽的战争开始转入持久战。而这种战争的状态则对双方财力、物力等因素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就北宋而言，当时的国内经济情况并不乐观，张齐贤在981年上的奏章中就描述了江南地区残破状态，市井萧条，人民困乏。国子博士李觉在986年上言提议鼓励开荒，提及当时天下很多荒田无人耕种，可见当时农村经济并不繁荣。
第三，赵光义在北伐前对敌情的判断并不基于完全客观的基础上。自982年唐兴口之捷后，他就高唱“弭兵论”，但在向辽朝试探求和中却被拒，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大增加。需要说明的是，自983年后，赵光义对敌情的乐观态度并不是完全基于事实，而是含有为北伐制造有利条件之嫌。赵光义自981年起开始在边境屯兵聚粮、修整城防，同时疏通河道用以漕粮，加紧对契丹的军事情报工作，并且每天“亲观战马”、“检阅军人”来加紧战争准备。战争最终于986年爆发，带着国仇家恨心理的他依然未能一品胜利的滋味，岐沟关之役后宋军溃不成兵。
岐关口之战
但是到986年左右，经过多年的努力，无论是在朝廷、皇室还是外交上，基本上所有威胁皇权的因素都被消除，赵光义在之后的十一年间基本没有受到较大的外在政治威胁。他此时也勿需凭借战争的胜利来巩固皇权，而这也使得宋辽之间在此时大体保持着一种和平状态。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赵光义即位后客观存在的皇权危机是影响宋辽战争结果的关键因素之一：赵光义因为急于树立威信将赵匡胤时期保持克制的河北地区变成战场；为了皇位的安全而极大地削弱了前线将领的战争指挥权和频繁应用阵图，导致大规模战争中军队协调不积极、前线将领无法灵活应对变化的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