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宋仁宗为主角的电视剧《清平乐》最近开播，这大概是仁宗皇帝第一次在文艺作品中充当主角。
事实上，中国历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赵祯可谓是在位时间很长、存在感却极低的一位皇帝。
赵祯在民间文艺作品中的存在感低，是可以理解的。他没有秦皇汉武的丰功伟业，没有唐宗宋祖的雄才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样的鲜明个性、乾隆下江南那样的戏剧性经历。
他是一个庸常的君主，居于深宫，生活平淡如水，当然没有一个民间文人愿意将他平庸的人生演绎成人间传奇。
然而，仁宗朝人才之盛，历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时代可以比肩。苏轼说：“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揽天下豪杰，不可胜数。既自以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远者，又留以为三世子孙百年之用，至于今赖之。”
明代李贽也感叹说，仁宗一朝，“钜公辈出，尤千载一时也”。众多民间演义故事取材于宋仁宗朝，大概也是因为那个时代人才济济。一个庸常君主御宇的时代，为什么会涌现出如此之多的杰出人物？
《宋仁宗：共治时代》，吴钩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二十九日，五十四岁的赵祯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北宋著名的大学者邵伯温当时才七岁，与父亲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阳。
多年之后，邵伯温仍记得清清楚楚：当赵祯龙驭上宾的消息传到洛阳时，“城内军民以至妇人、孺子，朝夕东向号哭。纸烟蔽空，天日无光”。宋人感叹地说：“呜呼，帝上宾既久，都人与虏主追慕犹不忘，此前代所无也。”
那个时代的人为什么会如此深情地悼念、纪念、怀念一名庸常的君主？
宋仁宗安葬于河南巩义永昭陵。南宋初，金人曾立刘豫为傀儡皇帝，管辖中原，刘豫却干起盗墓的勾当，“置河南淘沙官，发掘诸陵，上代陵寝，民间冢墓，无得免者”，位于巩义县的北宋诸皇陵悉被盗掘、毁坏，“惟昭陵如故”，盗墓贼居然没有对赵祯的陵墓下手。
不知何时，也不知是哪一位宋人，经过永昭陵，看着眼前物是人非，触景生情，在壁间题下一首深切怀念仁宗时代的绝句，此诗有数个版本，差异只是个别用词，或云：“农桑安业岁丰登，将帅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归梦想，春风和泪过昭陵。”
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觉，东风吹泪过昭陵。”或云：“农桑不扰岁常登，边将无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梦过，春风吹泪洒昭陵。”
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宋人回忆起仁宗时代，感觉那是梦一样的美好而易醒。著名的婉约派词人柳永写过许多首描绘仁宗朝如梦繁华的词作，其中有一首《望海潮》，对宋时杭州之“承平气象，形容曲尽”。
一个庸常的君主为什么能够给后人留下“四十二年如梦”的集体回忆？
有意思的是，赵祯在位之时，士大夫对于仁宗之政其实谈不上十分满意，比如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书》，表达了他对时局的深切忧虑：“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赵祯本人也没少受士大夫批评，如嘉祐六年（1061），苏辙参加制举考试，在回答御试策问时，便毫不客气地对皇帝提出措词强烈的批评。
毫无疑问，仁宗朝的士大夫并不认为赵祯是一位完美的君主。然而，在赵祯逝世之后，宋朝士大夫却将宋仁宗塑造成君主的典范，推崇有加。赵祯时代也被誉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
一个显然并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时代，为什么却得到宋代士大夫众口一词的称赞？
赵祯庙号“仁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庙号为“仁宗”的君主，宋朝名臣王珪撰写仁宗挽词，特别说“庙号独称仁”。朱熹的老师刘子翚认为：“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承恩，咳唾为泽，薫酣沉浸四十余年，所以维民者尽矣。”
元人修《宋史·仁宗本纪》，给出一段评赞：“《传》曰：‘为人君，止于仁。’帝诚无愧焉。”明代内阁首辅张居正给年幼的万历皇帝编撰《帝鉴图说》，择上自三代圣王、下迄两宋君主“善为可法”者，集成“圣哲芳规”八十一则，其中来自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善为可法”事迹最多，也就是说，在张居正看来，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无疑是最值得后世君主效仿的圣君。
明末大学者王夫之对宋王朝的整体评价并不高，但他却不能不承认：“仁宗之称盛治，至于今而闻者羡之。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一名存在感很低的宋朝君主，为什么在改朝换代之后仍然一再获得后人的赞颂？
历史上的宋仁宗赵祯，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一位怎样的君主？这些问题，让我对这位既庸常又仁圣的宋朝君主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吸引着我去接近他，尝试探访他的精神世界与历史世界。
赵祯既是人子、人父、人夫，同时又是一国之君主。我想讲述作为人子、人父、人夫的赵祯，希望能够写出他的性格与命运，他的尊贵身份与无趣生活，他的少年老成与暮年孤单，他的善良与懦弱，他的仁慈与宽厚，他的爱与哀愁，他的进取与退缩，他的坚持与妥协，他的任性与克制，他面对宿命的无可奈何。
但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因为赵祯并不是一名个性张扬、经历丰富的人，他的一生太平淡了。宋人笔记中倒收录了不少仁宗轶事，可以一窥赵祯的性情，遗憾的是，笔记的记录多有讹误。
我更想讲述作为一国之君的宋仁宗。从本质上讲，君主是一种制度，所以，我用了比较多的篇幅记述发生在仁宗朝、能反映制度运行的事件。
仁宗未必是这些事件的主角，但这些事件构成了作为君主的宋仁宗必须面对的制度环境。
正因为君主是一种制度，仁宗往往被当成这一制度中的一个符号、一种象征——至少对于宋朝的士大夫来说，他们显然更希望君主成为制度的符号，因而，君主不应该表现出过于明显的个性，不应该流露出个人的爱憎。
换言之，作为君主的仁宗，与作为个人的赵祯，有时候这两种角色是相冲突的。我们发现，当发生角色冲突时，仁宗常常选择克制自己的个人情感与偏好。仁宗之所以为后世士大夫所称道，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公元2020年，恰值仁宗诞生1010周年。谨以《宋仁宗：共治时代》，作为宋仁宗诞生1010周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