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首要任務是準確甄別、正確認識和合理評估當前中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中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來自於宏觀經濟的變化對金融體系產生的負面衝擊；二是來自於金融體系自身演化和逐步累積的風險；三是來自於外部風險溢出及內外風險共振。
智庫觀點
尹振濤
系統性金融風險是指單個或少數幾個金融機構的破產或鉅額損失導致整個金融系統崩潰的風險以及對實體經濟產生嚴重負面效應的可能性。具有如下幾個特徵：一是系統性風險對整個系統的功能構成影響，而不是對某一個單純的局部；二是它使不相干的第三方也被動地介入其中，並承擔一定的成本；三是它具有較為明顯的蔓延特性和傳染性；四是負的外部性以及對整個實體經濟的巨大溢出效應是系統性風險的本質特徵。
自2016年開始，中共中央、國務院及各金融監管部門逐步將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作為中國金融市場發展及監管工作最核心的主題，啟動了新一輪以“防風險、強監管、治亂象”為特徵的監管“風暴”。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再次強調要“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而在2017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把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重點是防控金融風險作為今後三年要重點抓好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三大攻堅戰之首。
當前中國主要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源
系統性金融風險可以分為時間維度和空間維度。在時間維度中，系統性風險與經濟週期相關，其主要關注的是金融體系的順週期性，即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和風險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建立並演進。在空間維度上，金融系統中的風險暴露和相互聯繫使得一個特定的衝擊在其他領域中傳播並演變成系統性風險。同時，系統性風險的觸發因素也很多，包括經濟基本面的較大變動、大型金融機構的倒閉、金融投資者與消費者信心的變化以及外部系統性風險的傳染，等等。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首要任務是準確甄別、正確認識和合理評估當前中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金融風險。整體而言，中國金融體系的系統性風險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來自於宏觀經濟的變化對金融體系產生的負面衝擊，此為時間維度。近年來，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部分傳統產能過剩行業的利潤率下滑，資金週轉放慢，銀行不良貸款佔比明顯上升，債券市場違約事件時有發生，來自實體企業的違約風險不斷傳導到金融體系中，進而引發金融風險事件。隨著經濟增長速度由高速轉為中高速，此類風險可能會被逐步暴露。其中，房地產市場風險、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及債券流動性風險尤其值得關注。
過去幾年，房地產市場成為日益複雜的經濟體系，其風險在持續累積和疊加，特別是近兩年多的房價上漲使得房地產市場形成了高價格、高庫存、高槓杆、高度金融化和高度關聯性的“五高”風險特徵。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的金融化現象和高度關聯性問題，是當前最大的風險隱患。一線城市及部分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呈現出較強的金融屬性，並帶來巨大的虹吸效應，誘引金融進一步脫實向虛。房地產融資需求的很大一部分是通過影子銀行體系獲得的，這是一個跨界的高度關聯的地產金融生態體系，房地產的風險可能導致金融機構資產質量惡化。同時，大型房企紛紛涉足金融行業，並普遍持有金融牌照，再次強化了地產與金融的風險傳導。
在新《預算法》和國務院《關於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的意見》的約束下，部分傳統地方融資平臺被剝離或者轉型。但很大一部分地方融資平臺並沒有真正被剝離，而是以所謂的“市場化主體”名義繼續存在。同時，地方政府各式各樣新平臺的出現，證明地方政府融資仍沒有擺脫平臺模式，並造成地方政府的債務負擔以及金融風險更加隱秘。在企業負債端，由於產能過剩、需求不足，工業品價格整體仍然處於較低水平，民間企業的利潤率不斷收緊，但其負債的壓力並沒有明顯下降，這使得民間微觀主體面臨資產端縮水和負債端高企的雙重擠壓。這是未來經濟增長以及固定資產投資領域最大的風險隱患。
2016年以來，債券市場的違約行為加速出現，剛性兌付的打破使得信用利差的定價出現波動，在監管趨嚴的環境下債券市場風險被多次引爆，信用債違約、國債期貨跌停、批發市場流動性緊張等成為日益顯性化的風險。
第二個方面是來自於金融體系自身演化和逐步累積的風險，此為內部空間維度。隨著經濟增速的放緩，實體經濟資本回報率下降，民間投資增速被“冰凍”，大量資金沒有進入實體經濟，而滯留在金融體系內自我循環，導致風險在金融體系內部被固化。此外，同業業務、表外理財、非標資產、交叉性金融產品等影子銀行業務造成資金空轉，影響貨幣政策調控，監管套利特徵明顯，進一步侵蝕了金融體系自身的穩定性。一方面，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繫愈加緊密而複雜，涉及的金融機構數量愈加龐大，金融風險在不同機構、不同市場、不同行業以及不同地區之間的傳染和共振效應，可能導致風險的急劇放大和急速擴散。另一方面，網絡借貸等新興互聯網金融業務出現爆發式增長，而監管的缺失和滯後導致出現風險事件。
影子銀行是指遊離於銀行監管體系之外、可能引發重大風險和監管套利等問題的信用中介體系，以及各類相關機構和業務活動。在中國金融體系內部，以影子銀行為代表的跨界混業經營是一個複雜的系統性風險環節。與國外的影子銀行不同，中國的影子銀行與銀行部門緊密相聯，影子銀行更大程度上是“銀行的影子”，這種關聯性使得影子銀行的風險極易傳導至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行部門。這種跨界金融風險處置的責任主體在分業監管的體系下顯得不甚清晰，進而可能演化為一種混業經營模式和分業監管體系的制度性錯配，帶來無法估量的後果。
隨著互聯網金融規模的不斷擴大，其潛在的風險也不容忽視。智能化信息系統在金融業中的廣泛運用，可能使得金融風險更容易、更快速積聚，風險波及面更大，從而使金融系統變得更加脆弱。作為創新業務，互聯網金融相比傳統金融，顯得自由、開放，然而其在信息安全、信用評估和風險控制等方面的制度設計卻不能及時跟上，制度缺漏可能淤積風險。此外，互聯網金融正在成為一種新的金融業態模式，這也可能帶來伴隨性的新型風險。
第三個方面是來自於外部風險溢出及內外風險共振，此為外部空間維度。我國作為開放的大型經濟體，國內的金融市場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和外部金融市場高度關聯在一起，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國際金融體系的影響，在客觀上增加了我國金融市場遭受外部衝擊的可能性，受到國際政策變化的溢出效應顯著上升。
以更加宏觀和開放的視角看，除外部溢出效應外，我們還存在著內外部風險相互強化的可能。在實行穩健中性貨幣政策、金融監管強化和經濟去槓桿的背景下，中國金融體系的內部風險加速呈現，而我們所面對的外部環境仍不明朗，存在潛在的內外風險共振可能。特別是由於國外風險資產價格處於歷史性的高位，如果發生重大“黑天鵝”或“灰犀牛”事件，尤其是如果資本外流加劇和人民幣貶值加速，可能引發內外部風險共振，導致國內資產價格出現大幅波動。
防範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的政策建議
第一，要充分發揮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的宏觀審慎管理作用。當前中國金融監管體系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缺乏監管協調，監管機構之間、中央和地方之間缺少一個實體性的、制度化的統籌協調機構來切實履行維護金融穩定，防範系統性金融風險的職責。為此，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作為實體性的金融監管統籌協調機構，負責宏觀審慎管理的有效實施。新成立的金穩會，主要需要解決以下幾個問題：一是統籌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和金融控股公司，尤其是對這些機構進行審慎管理的統籌。二是統籌各類金融基礎設施和金融信息數據，比如支付、清算、交易等基礎設施能夠為整個金融體系所共享。三是統籌協調監管機構之間、監管機構與其他部門之間的權責利，以及面對跨域業務的監管合作問題。四是中央監管與地方監管的分工、統籌和協調問題，形成多層級的監管框架。五是積極參與國際金融規則的制定，統籌監管標準的內外差異，避免產生政策的負外部性。
第二，要繼續強化金融去槓桿和穩步推進實體去槓桿。貨幣政策要保持穩健中性，調節好貨幣“閘門”，努力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渠道和機制，維護流動性“緊中趨穩”。一是貨幣政策要有風險防控意識，堅決貫徹“去槓桿、去泡沫、防風險”的原則。二是貨幣供給要與經濟增長的內生需求相一致，保持流動性在經濟增長需要的水平面上。三是更加有效地使用創新型流動性管理工具。穩步推進實體去槓桿，防範企業和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實體經濟去槓桿的實現，不僅需要依靠政府的引導或干預，更需要強化微觀主體的市場經濟主體地位和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功能。對於地方政府債務問題，重點應當放在理順中央地方激勵機制和財政關係上，改善和糾正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的錯配，並改革現行的以土地出讓收入為主的資本支出籌資模式。
第三，要儘快建立系統性風險監測體系和預警機制。借鑑國際先進經驗，及早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系統性風險監測體系。歐洲系統性風險委員會每3個月會發布一次歐洲系統性風險儀表盤，通過建立一個顏色代碼體系來實施可視化預警，其指標體系為我國科學監測和及時預警系統性金融風險提供了可借鑑的思路和路徑。為更好地監測系統性金融風險，還必須加快推進金融監管的信息化、數據化建設，為此近期國務院正式公佈了《關於全面推進金融業綜合統計工作的意見》，並提出建設安全、先進、完備的國家金融基礎數據庫。針對防範金融風險，在構建數據庫的同時，應該加強以下幾項工作：一是完善徵信體系，在為金融機構決策提供依據的同時，有助於監管當局通過違約率瞭解宏觀經濟運行情況，為審慎性監管提供支持。二是健全支付清算體系及其信息挖掘，彙集經濟交易信息，以此反映交易活躍狀況、經濟景氣程度和經濟結構變化情況等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側面，為金融穩定狀況的評估提供背景。三是加強金融監管當局內部及其與各經濟部門之間的信息系統整合與共享，在可能的情況下制定明確的、有時間表的金融信息資源整合方案。
（作者系中國社科院金融所法與金融室副主任、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金融法律與監管基地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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