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放吾：英美人眼中的“抗日英雄”

1992年4月10日，在美國芝加哥市卡爾登酒店大廳內，出現了這樣一幕場景，已經卸任兩年的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屈身恭敬地與一位坐在輪椅上的中國耄耋老人握手，並再三向老先生表達英國政府和民眾深深的感謝和敬佩之意，那麼，這位坐在輪椅上的中國老人，究竟是何許人也呢？英國人為何要向他表達感恩之情呢？

撒切爾夫人看望劉放吾先生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在司令官山本五十六海軍大將的策劃之下，由南雲忠一海軍中將率遠征艦隊偷襲了美國太平洋艦隊基地——珍珠港，致使太平洋艦隊主力幾乎全部被摧毀，由此導致太平洋戰爭爆發。

與此同時，由日本南方軍總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指揮的南方軍集群，兵分數路先後進攻並佔領了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關島、香港、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所羅門群島、緬甸等國家和地區。

1942年1月初，日軍第55師團和第33師團從泰國進攻緬甸，並於3月8日佔領緬甸首都仰光，然後兵分三路，其中一路以第33師團兩個聯隊7000多人的兵力進攻仁安羌，企圖佔領仁安羌油田和煉油廠，並截斷駐守在仁安羌英緬軍步兵第1師及裝甲第7旅的退路。

已經遭受日軍沉重打擊且士氣低落的英緬軍，此時已經是糧盡彈缺，還要面對40多度的高溫天氣，而情況更為嚴重的是，英軍賴以生存的水源地也已經被日軍完全控制和斷絕，英緬軍已經瀕臨全面崩潰的境地。

1942年4月17日上午11時，時任英緬軍第一軍團長威廉·史萊姆中將親筆簽發手令，請求距離仁安羌最近的中國遠征軍新編第三十八師113團團長劉放吾率部增援，這份手令內容如下：

劉放吾在徵得新編第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少將同意之後，立即帶領不足一團的兵力星夜馳援仁安羌，並於18日凌晨向日軍陣地發起猛烈攻擊，日軍突遭中國軍隊的襲擊也一時蒙圈，未曾想能遭到中國軍隊如此猛烈的進攻，儘管進行了三個晝夜的拼命抵抗，但最終還是被113團殲滅了1個大隊1000餘人，其餘日軍被迫棄屍狼狽撤退，113團全體官兵在英緬軍炮火和裝甲車的配合下取得了仁安羌大捷。

劉放吾所率領的113團，以不足1000人的兵力，殲滅1000餘日軍，並擊退數倍於己的日軍，還解救出了近7倍於己的英緬軍，創造了抗日戰爭史上一個奇蹟，這是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之後取得的第一個勝仗，也是自清朝中葉以來，中國軍隊在異域第一次取得以少勝多的戰例，其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堪比第十八集團軍115師所創造的平型關大捷。

時任113團團長劉放吾上校

仁安羌大捷立刻轟動了全世界，讓世界各國軍人都對中國軍人刮目相看，尤其是讓英美一些軍事將領深感震驚，也讓他們重新認識了中國和中國軍隊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並也由此加大了對中國的軍事援助。英國官方甚至將7000英緬軍在仁安羌的脫險，稱之為“亞洲的敦刻爾克奇蹟”，並將4月20日定為“光復仁安羌解救英軍日”。

1943年1月11日，中國政府與英國政府、美國政府分別在重慶和華盛頓簽訂了《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其有關特權條約》、《關於取消美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問題之條約》，正式宣佈廢除英國和美國在中國的特權。從這兩個與英美重新簽訂條約的時間來看，這是與中國政府派遣中國遠征軍出征緬甸，尤其是中國軍隊取得仁安羌大捷所帶來的重大國際影響是分不開的。

但歷史有時卻頗為詭異，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仁安羌大捷所帶來的榮譽與光環都長期聚焦在新編第三十八師師長孫立人身上，他分別被羅斯福總統授予“國會勳章”、英皇喬治六世授予“豐功勳章”和國民政府授予“四等雲麾勳章”，而劉放吾團長和他所屬3個營長卻只是獲得了中、英兩國政府的嘉獎。

這也許是因為孫立人是新編第三十八師師長，也許是因其曾留學美國普渡大學和維吉尼亞軍校的緣故，儘管孫立人也曾親赴仁安羌戰場指揮，但真正帶領113團官兵浴血殺敵的卻是團長劉放吾上校，劉放吾才是應該被關注和授勳的對象，但劉放吾卻長期湮沒無聞，直至仁安羌大捷50週年之際，英國政府、美國政府和臺灣當局，才把仁安羌大捷的功勳與榮譽，客觀公正地還給了劉放吾。

迪恩·巴納是劉放吾在美國居住地洛杉磯縣議會議長，他的賀函如下：“親愛的劉放吾將軍：在您英勇地參加歷史性的仁安羌油田戰役第五十週年紀念之際，請接受我衷心的感謝。50年前，您救了許多人的生命。後人將永遠記住這件事。您為了理想的自由和民主所作的貢獻，足以為任何國家和任何時代人們的模範。合眾國加利福尼亞州和洛杉磯居民，自豪地恭祝您在那最黑暗的時刻中帶來自由而慶賀。再一次請您和全家接受我最真誠的感謝和最良好的祝願。”

1992年6月10日，時任英國國防大臣Malcolm Rifkind致函劉放吾，信函中這樣寫道：“劉將軍勳鑑：瑪格麗特·撒切爾夫人寫信告訴我，她於4月在芝加哥會見您，還談了您團在緬甸仁安羌解救被日軍包圍的英緬軍第1師的一些戰鬥情況。今年是仁安羌戰役50週年紀念，那是在最黑暗困難日子裡，乾淨徹底地擊潰日軍的經驗。為此，請允許我藉此機會對您和貴團支援英軍，挽救嚴重傷亡表示最熱忱的感謝。”

時任美國總統布什致劉放吾的信

仁安羌大捷之後，劉放吾曾帶領113團奉命擔任阻擊日軍任務，以掩護新編三十八師主力和其他兄弟部隊撤退，最終陷入日軍重圍，但劉放吾上校沉著指揮全團邊打邊撤，經過九死一生的浴血奮戰，最終於1942年5月27日撤退至印度藍姆伽，接受時任中國戰區參謀長史迪威中將的美式訓練、裝備和整編，為後來反攻緬甸積蓄能量和戰力。

劉放吾（1899—1994）湖南桂陽人，1899年5月26日出生於湖南省桂陽縣仁義鎮下源村，桂陽藍嘉聯合中學畢業，秉承家訓，志在軍旅，於1926年9月考入黃埔軍校第六期步兵科，1932年“一.二八淞滬抗戰”之時，劉放吾曾以上尉連長之職參加了大上海保衛戰。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後，劉放吾以稅警總團幹部教導隊軍士隊少校隊長之職，隨財政部稅警總團再次開赴上海，參加了著名的“淞滬會戰”，所部駐守在薀藻浜和蘇州河南岸一帶阻擊日軍，“淞滬會戰”是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且十分慘烈的一次戰役，經過七十多萬中國軍人的浴血奮戰，中國軍隊徹底粉碎了日本企圖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野心。

1938年6月之後，劉放吾又隨所部參加了著名的“武漢會戰”，中國軍隊與日軍在武漢地區進行了一場大規模會戰，武漢保衛戰之後，劉放吾隨孫立人在長沙地區重組稅警總團，經過兩年的嚴格訓練，稅警總團將原所屬殘兵和招募的新兵，逐步擴大至六個團的規模，1939年3月，劉放吾出任稅警總團2團2營少校營長。

1941年12月初，財政部所屬稅警總團6個團的兵力被劃分出3個團，整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三十八師，隸屬第六十六軍建制，由孫立人出任少將師長，下轄112團、113團和114團，劉放吾出任113團上校團長。

1941年12月23日，中國和英國簽訂了《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並於26日訂立中英軍事同盟，重慶國民政府同時組建了中國遠征軍赴緬甸支援英軍對日作戰，中國遠征軍由杜聿明的第五軍、甘麗初的第六軍和張軫的第六十六軍編組而成，共計9個師10萬餘人，以此確保滇緬公路暢通和安全，因為當時滇緬公路是國際社會輸送援華物資的唯一通道。

中國遠征軍踏出國門遠征緬甸

1942年2月16日，緬甸首都仰光危機之後，應英方請求，集結在中緬邊境地區的十萬中國遠征軍正式開赴緬甸對日作戰，戴安瀾所屬第200師的同古保衛戰和孫立人所屬新編第三十八師的仁安羌大捷，不但打擊了日軍狂妄驕橫的囂張氣焰，而且大長了中華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

1942年8月，在印度蘭姆伽訓練基地整訓的中國遠征軍孫立人新編第三十八師和廖耀湘新編第二十二師被編為中國駐印軍（後又改稱新編第一軍），並全部裝備了美械裝備，由鄭洞國中將出任軍長，劉放吾被晉升為新編第三十八師上校師附，並被保送入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七期學習。

1943年10月，中國駐印軍開始向緬北大舉反攻，全新美式裝備的新編第三十八師如猛虎下山般地撲向胡康河谷，先後攻克新平洋、於邦、太白加、孟關、瓦魯班，與日軍號稱“叢林作戰之王”的第十八師團進行正面交鋒，將日軍打得蒙圈和愕然，未曾想到中國軍隊變化如此之大，只能丟盔卸甲狼狽撤退。

1943年12月，蔣介石、宋美齡在埃及參加完“開羅會議”之後，返程途經印度時，特意到蘭姆伽美軍訓練基地，看望和檢閱了中國駐印軍，並觀看了部隊的軍事訓練，這是一支當時中國裝備最好、訓練有素、最具戰鬥力的部隊。

左起：鄭洞國、蔣介石、蔣緯國、宋美齡、蒙巴頓

1944年3月，中國駐印軍又向緬甸日軍發起新一輪的反攻，乘勝向孟拱河谷發起攻擊並佔領了布山天險，在佔領了密支那之後，中國駐印軍進行了修整和擴編，孫立人出任新編第一軍中將軍長，下轄新編第三十八師、新編第三十師和第五十師。

1944年10月，新編第一軍沿密支那至八莫的公路向南進攻，並連續攻克八莫、南坎。1945年初，又與滇西中國遠征軍聯合攻克了中國境內的芒友，打通了滇緬公路，直至取得全國抗戰的最後勝利。

1945年10月18日，杜聿明出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後，迅速向東北調集部隊，以接收東北的領土主權，就是在此背景之下，當時駐守在廣州的新編第一軍被調往東北，與東北民主聯軍打起了內戰。

1946年4月20日，劉放吾出任新編第一軍幹部教導大隊上校大隊長，經過近5年異國他鄉的浴血奮戰，劉放吾的軍銜始終沒有得到晉升，從中可以看出劉放吾為人低調，也將仕途看得很淡，他不願意依附和諂媚於任何長官。

1946年6月1日，劉放吾被任命為東北保安司令部第12支隊少將副司令，儘管已經晉升將官序列，但卻是一個有職無權的閒職。

1947年12月25日，劉放吾出任新編第7軍少將高參，新編第7軍由新編第38師、暫編第56師、暫編第61師合編組成，軍長由原新一軍新編第38師師長李鴻出任，李鴻也是湖南人，儘管比劉放吾年輕4歲，卻是黃埔5期生，曾擔任新編第38師114團團長，與劉放吾是同生死共患難的戰友，在抗日戰場上也是屢建奇功，羅斯福總統曾授予其“銀星勳章”一枚，可見其也是戰功赫赫。

當時新編第7軍主要在長春地區擔任守備任務，而主持長春地區的最高司令長官則是鄭洞國將軍，劉放吾儘管被調回老部隊，但依然只是一個幕僚，並沒有實際統兵權。

1948年5月初，劉放吾告長假離開東北，回湖南老家侍奉病重的老母，此舉或許是有意迴避內戰，他沒能有機會參加“遼西會戰”（即“遼瀋戰役”）。

1948年12月，劉放吾奉命前往臺灣，擔任陸軍訓練司令部的少將高參，至此再也沒有機會回到祖國大陸。

1950年3初，孫立人出任陸軍總司令兼臺灣防衛總司令，並於1951年5月晉升陸軍二級上將，但劉放吾似乎沒有受到老上司孫立人將軍的提拔或庇護，直到1954年1月以少將軍銜退役。

1955年，孫立人因涉嫌“兵諫”謀反而被蔣介石軟禁長達33年之久，劉放吾作為孫立人當年的部屬，不可能不受孫立人案的牽連，劉放吾在緬甸仁安羌的歷史功績，更是被臺灣當局徹底遺忘。

五十年代的臺灣也是百廢待興，經濟處於低谷，劉放吾退役後的薪水，尚不足以養家餬口，只好另謀出路掙錢養家，他曾經在臺灣屏東開了一家煤球店，做起了經營煤球的生意，經常被人調侃為“煤球將軍”。

在一位敬重劉放吾為人商人的幫助下，劉放吾在做了9年煤球生意之後，又改做液化煤氣生意，因受益比較可觀，劉放吾的經濟狀況才逐漸好轉，家庭生活條件也隨之改善。1977年，已經78歲的劉放吾隨子女移居美國洛杉磯，在異國他鄉安度晚年。

晚年時的劉放吾先生

1992年4月11日，美國《世界日報》報道了英國前首相撒切爾夫人在芝加哥卡爾登酒店造訪劉放吾的新聞之後，劉放吾所部創造的“仁安羌大捷”之事蹟，立即傳遍了世界各大媒體。

臺灣的《聯合報》、《熱線追蹤》等一些媒體聞訊後，曾先後赴美國採訪劉放吾老先生，臺灣國防部也特別開模，重新鑄造了“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一枚，補發給了劉放吾，以表彰他在50年前所創立的歷史功勳。

臺灣國防部之所以給劉放吾補發“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是因為劉放吾手中還珍藏著蔣介石於1946年1月頒發的獎章執照：“陸軍新編第三十八師一一三團上校團長劉放吾，因緬甸戰役著有功績，今依據陸海空軍獎勵條例第三條第一款，呈准國民政府給予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一座，合發執照以資證明。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一月。”這枚遲來的獎章，可算是對劉放吾歷史功勳的肯定和補償吧。

93歲高齡的劉放吾老先生面對種種遲來的榮譽與讚美，只是淡然地說道：“那是並肩戰鬥的友軍，友軍在遭遇危難時，救援是作為一個軍人應該做的，不能列為戰果。”淡泊名利可謂是劉放吾一生恪守的準則和信仰。

1994年6月29日，95歲高齡的劉放吾在洛杉磯病逝。其次子劉偉民在整理父親的日記時，發現了父親在記述仁安羌大捷時，曾引錄了唐朝詩人陳陶的一首《隴西行》：“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

陳陶的這首《隴西行》之二是一首傳世名篇，劉放吾以古喻今，道盡了他對抗日戰爭期間參加許多慘烈作戰的回憶與無奈，他的許多中國遠征軍戰友倒在了緬甸的“胡康河谷”和“野人山”，成為累累白骨，至今仍有相當多的“孤魂野鬼”，被遺棄在異國的土地上。

2011年12月23日，時任臺灣“總統”的馬英九簽發了一個最高榮典“褒獎令”，全文320字，記述了劉放吾半生戎馬生涯和歷史功勳，其中最後一段內容如下：“綜其生平，馳騁四裔，擊寇仇強弩之末；金戈鐵馬，開禦敵必勝之勢，勳績懋猷，史冊聿昭。斯人已遠，軫悼彌深，應予命令褒揚，用示政府篤念忠藎之至意。”

2013年1月13日，由劉放吾將軍等中國遠征軍後代發起，並由海內外華人共同捐資建立的“仁安羌大捷紀念碑”，在當年緬甸仁安羌大捷戰場501高地落成，以此紀念和緬懷當年陣亡的中國遠征軍將士，併為他們安靈招魂，這也是民間在緬甸建造的第一座中國遠征軍紀念碑。

仁安羌大捷紀念碑

在這座紀念碑舉行奠基儀式時，在基座下埋下了一抔取自重慶黃山雲岫樓（抗戰時期蔣介石官邸，也是中國抗戰重大決策地）的泥土和一枚軍用指北針，此舉之意即“讓英靈知道家的方向。”

仁安羌大捷至今已經過去整整76年了，中國遠征軍赴緬甸作戰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的一些影視藝人也曾先後拍攝了《我的團長我的團》、《滇西1944》、《中國遠征軍》、《遠征遠征》等一系列反映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的影視作品，但僅有這些還是遠遠不夠的。

中國一些有責任和良心的學者，應該重視、挖掘和研究中國遠征軍跨出國門征戰的歷史，犧牲在緬甸的抗日將士的忠骨應該有人去收斂，因為他們的英靈時時刻刻都在等待著迴歸故里，應該為他們建造一座紀念碑，讓他們的後人有祭奠和緬懷他們的地方，也讓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民眾有緬懷和紀念他們的場所，讓過去的歷史告訴未來，我們今天和平且幸福的生活是來之不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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