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群體認知的困惑
中產階層人群在中國很困惑，中產在中國也是個很困惑的命題。
在中國沒有多少人知道/感覺到自己或者身邊有人就是中產。中產人群似乎是資產或財富的分界，但又不完全是。如果物質財富不是唯一評價標準，那麼加上精神領域賦值評分，在向來一團和氣，凡事和稀泥的國度裡，中產就成了難以類別化出來的群體。
把全國13億多的人按照財富排序，去掉最富有的10%和最貧困的10%，或者另一個百分比，中間的人是不是就是中產群體呢？或者剔除最富有的人群之後，在排序的基礎上以淨資產超過500萬或者1000萬人，確認為中產群體？或者按照地域，各自分別排序，計算他們資產在當地支配能力來確定中間人群為中產？僅有財富不足以成為中產，是否拋開富足的資產不論，生活自由、愜意，能隨時來場說走就走的旅行的人，就是中產呢？這些似乎都不合適。說到底中國區域差異太大，人群差異太大，單獨以國外的一個標準來區分中產人群，有失偏頗。
中國人做事比較講究辯證法，凡事必是兩分的，有陰必有陽，於是男人和女人是最自然的兩個群體，接受第三種人的觀念估計需要很長時間的演變。現在以資產而論，分為富人和窮人，或者是老闆和打工的，中產是誰？沒人說的清楚。身邊的人，有沒有人知道自己或者別人是中產。沒有人知道誰是中產，是中產的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中產人群一份子。這是中產的第一個困惑：沒有群體認知感。
2、群體認同的困惑
以前，有錢人比較低調，裝窮，還不忘樂施行善。這符合中國傳統內斂的國民特性。現在是沒錢人打腫臉充胖子，裝有錢，到處忽悠，甚至藉此騙取他人錢財。這就擾亂了大家的三觀。這種表面財富觀念的變化，折射大家集體向錢看的傾向。謀取最大的財富是很多人的畢生所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自古有之，從道義上來講，無可厚非。
窮得只剩下錢了，是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矛盾表述。身邊不乏暴富之後，開始裝點門面的人，老闆椅背後少不了書櫥，書櫥裡頭要麼是假書盒子，要麼真書但是從來沒翻動過。附庸風雅，其實是有辱斯文。
兩類人群的財富積累不應將他歸集到中產之中，一是手握行政資源的人，例如侵吞國有資產，搶佔民眾財富，以及貪汙腐敗來的贓款，數字再大，也不能把他們推進中產人群。二是非法勾當利益支撐的財富，例如販毒、走私、非法集資、坑蒙拐騙等黑社會手法獲得的利益。這一白一黑都是巧取豪奪，無論怎麼洗白，都是帶血的財富。品質道德敗壞的人，不能成為社會中堅中產的人群。
上面幾類人群充斥著在社會各個角落，藉助“錢”的力量，呼風（邪風）喚雨，社會影響極壞。這樣的劣質人群，讓中產失去了群體認同感。這是中產的第二個困惑。
3、資產真實性的困惑
馬克思將勞動區分為簡單勞動和複雜勞動。原義引申過來，從事腦力勞動的人收入應該要比體力勞動的人收入高，因為大多數情況下腦力勞動是複雜勞動，勞動主體之前為此技能的積累付出了代價。於是中產似乎也有了行業的區別。即便如此，勞動收入差異相比也不足以拉開太大差距。中產人群的收入來源不僅依靠複雜勞動，還要有支撐資本性收入的資產存量。即便如金領，他們僅有投放在股市裡的資金，要麼被套牢，要麼受到各種小道消息的刺激來回倒手，收益不見長，虧損卻在增加，最大的貢獻是提高換手率，給國家增加了稅收，給券商增加了佣金。白領和金領從事著複雜的腦力勞動，算計著各種利益格局，但是在勞動收入之外，想給自己增加一點收入怎麼那麼難呢？
中產的第三個困惑：資產由負債支撐，收入來源單一。
4、安全感的困惑
中產人群是守法、護法的群體。珍惜自己勤勞所得，更加呵護合法收入。然而規則不明的環境中，往往容易陷入大坑。中產所擁護的規則包括：議定規則程序的相對民主性，規則內容的科學性，規則執行的程序和依據是否符合規則約定本身（合法性和有效性），規則執行的監督、反饋及修訂的及時性。例如，交通安全法就存在規則內容不合理問題。機動車與闖紅燈的非機動車或行人碰撞，機動車需要承擔責任。制定這樣的規則據說是為了照顧弱勢群體，這是混蛋邏輯。同在路上行走，紅綠燈指揮交通，各有路權所屬。開車的就一定是強勢群體？中產或許就是多了一輛在路上跑的車，但是違規闖紅燈的人給開車的人帶來的危害、損失和心理傷害，誰來補償？
規則不明，令人心生恐懼。辛苦打拼掙下的家產，可能莫名其妙被人侵吞，自己苦於沒有武器保護，無能為力。最小的社會組織中，村幹部雖然不在行政序列中，但別把村長不當幹部，他直接管理的人群少則數百，多者上千，比一個部委領導權限還要大。他的一句話可能就是規則，例如拆遷補償分配。秀才碰到兵，有理說不清。在規則不明的環境中，理無從說起。
安全是僅次於吃飽穿暖的生理需求的人生基本需求之一。人生和財富的規則不明，是中產面臨的第四個困惑：缺乏安全感。不知不覺中，有的中產人群成為了他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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