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李振仲
選自《這裡是白城》
吉林省地方誌資源開發立項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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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證是什麼？對於改革開放後出生、懷揣信用卡自由自在消費的一代，“票證”是一個非常陌生的概念，更無法理解這方寸紙片中的悲喜記憶。票證時代是中國計劃經濟時期按人口定量發行的糧票、布票等專用購買憑證來購買東西的時代。新中國成立初期，由於物資匱乏，關係民生的日用品供需矛盾突出，國家為了保障供需平衡，在1953年10月出臺了統購統銷政策，發放各種商品票證，對城鄉居民的吃穿用等生活必需品，實行計劃供應，有計劃地分配商品。按人口定量發行了糧票、布票等專用購買憑證，這些憑證通稱為“票證”。從1955年第一張糧票發行開始，至1993年票證的全面退出，中國老百姓進入了長達近40個春秋的“票證時代”，糧票、油票、布票、肉票、糖票、豆製品票、工業券……就連買糖果糕點、火柴肥皂也要憑票，各式各樣的票證成了城鄉居民吃飽穿暖的基本保障。為了照顧老幹部、高級知識分子、科研人員和有特殊貢獻的人，還分別發放了一些特供票證。票證範圍之廣、地域之寬、品種之全、時間之長、數量之多，在世界上極為少見。幾乎所有商品都是憑票供應的，什麼樣的商品就用相應的票證去購買，對號入座。沒有票證，有錢也寸步難行，生活中如果缺少票證，日子都沒法過，人們視票證為“命根子”。計劃經濟時代的中國城市居民，票證是整個生活的“支點”。票證的發行，一個最直接的結果就是將勞動力緊緊束縛在人們出生、生活的所在地，尤其是農村。由於“非城鎮戶口”的人們不享受絕大多數票證的“優待”，使農村勞動力的流動成為不可能。票證發行後，社會上立即出現吃“商品糧”與吃“農業糧”兩大階層，吃“農業糧”的想要嫁（娶）吃“商品糧”的，幾乎沒有可能。
（一）糧票——吃飯的“必備證”
票證時代，生活在中國的每一個城鎮居民，都必須憑所在城鎮的戶口領取糧本和糧票。當時的糧票分為全國糧票和省級糧票兩種，省級糧票只能在省內流通，全國糧票在全國都有效。到外省出差的人必須持單位介紹信去糧店換一定數量的全國糧票。出遠門前去換糧票在當時尋常得就和往行李裡裝上換洗衣服、牙膏牙刷一樣，誰都不會忘。偶爾有馬大哈忘了這一程序，不得不去火車站退票改期，等換完糧票再走，不然的話，到了外省只有捱餓的份，有錢也買不到吃的。因為糧票就是“第二貨幣”，沒它誰也“玩不轉”。那時白城市城鎮糧食按定量分工人、腦力勞動者、學生、居民四類，工人這些體力勞動者每月糧食定量是35斤，機關幹部是30斤。而一般的居民則根據年齡不同分4個等級，糧食定量分別是10斤至28斤不等。由於糧食定量供應，當然不夠吃。特別在60年代初，由於天災人禍，中國進入“三年困難時期”。這時的平民百姓都吃不飽，只好“瓜菜代”，有的把苞米瓤、苞米稈磨成粉，與苞米麵摻在一起吃，吃完以後便秘。許多家庭改用榆樹葉、甜菜渣摻苞米麵做大餅子吃，緩解了“如廁難”問題。那時的糧票真的很“金貴”，10斤糧票換1斤雞蛋，100斤糧票換一個不鏽鋼鍋。誰家裡來了小偷，第一反應就是看家裡的糧票丟沒丟。一位工人有城裡戶口，而妻子戶口在農村，城裡沒有她的糧食，只靠農村孃家送。有一次，他上糧店賣糧，排隊的時候撿了前邊人丟的15斤糧票，偷偷藏了起來。可前邊的人丟了糧票買不到糧呀，就報告了糧店經理，糧店5點半關門，結果鬧到6點多，糧店還下不了班，最後把片區的警察找過來，他才不得不拿出撿到的15斤糧票，還險些被警察帶走。有一名工人想上飯店吃飯糧票不夠，將一張外省糧票塗改成吉林省糧票，誰料想人們對糧票的敏感程度，不亞於如今人們對假鈔的敏感度，更何況飯店收款員整天擺弄糧票，只要糧票一上手，便知真假。結果，這名工人不但飯沒吃上，還險些被扭送到派出所。那時被宣判為“偽造糧票罪”的人大有人在。“文革”時期，幾個農民趕著生產隊的馬車到鎮賚縣城辦事，想進大眾飯店吃午飯卻沒有糧票，只好用10斤馬料和路邊的一個人換了5斤糧票，幾個農民中午有飯吃了，可跑了一上午的馬卻只得嚼乾草。那年月，初中畢業後面臨的去向只有一個，就是上山下鄉，被稱為知識青年。吃的是大鍋飯，掙的是工分，一個勞動日才掙10個工分，只有8分錢。幹活的時候，總感覺“吃不飽”。國家給的每個月定量糧票怎麼省，也挨不了大半月。沒辦法，只有靠父母補貼。基本上每天的伙食都是蘿蔔、白菜、土豆等，吃上大半個月，肚子裡什麼油水都沒了。每個月偶爾也有吃肉的機會，這個時候食堂就特別熱鬧。男青年們使勁撥開人群，把自己的搪瓷大碗從眾多腦袋上遞過去，但也只能分得“一杯羹”。幾十斤豬肉，百十號知識青年分，怎麼分也是不夠吃的。城市裡上班的工作人員每月糧食定額是28斤，小孩子7斤。如何讓家裡人吃得更飽，是一家之主的頭等大事。因為全國各省市發行的地區糧票互不流通，出門要換取全國通用糧票，而全國通用糧票的發行也是受控制的；城裡人生活不自由，農村人想出門就更困難了。農村人去城裡走親訪友，會用手帕包上半斤米。因為當時不管農村、城鎮都非常困難，不好意思吃親戚家的，就只好自帶著口糧。上飯店不僅要付錢，還要付糧票，少了哪樣都不行。
（二）布票——穿衣的“護身符”
如果說糧票是那個時代吃飯“必備證”的話，那麼布票就是那個時代穿衣的“護身符”。20世紀60年代正逢國家困難時期，為了保百姓“肚子”，農村大面積種糧食，棉花種植量少，皮棉產量上不去，所以棉布也就少，顏色花樣也少，只有黑色、灰色和軍綠色。國家發行布票，統一分配到百姓手中，一年一人分配固定的幾尺布票，誰也別想搞特權。“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這句順口溜就是當時白城物資供應困難的鮮明寫照。
布票由各縣市的商業局統一發放，一人一年能領一次布票，大約十多尺布，有時還不足8尺。無論買衣服還是買布，都必須交布票，否則，你就是翻倍給錢商店也沒人敢賣你。那時，每家都有好幾個孩子，一件衣服老大先穿，穿小了，穿破了給老二，老二穿完再改改給老三。很多家男孩子小的時候就穿過姐姐穿過的花衣裳，那絕不是趕時髦，而是確實沒有那麼多布票買布做新衣。當時家家都是自己做衣服，能買得起商店裡出售的衣服的家庭不多。這可難壞了家庭主婦，媽媽每次到商店總是掂量來掂量去，就怕布票不夠用。哪家都有兄弟姊妹幾個，母親常為給孩子們添置衣服而操心，因為孩子們像小樹一樣長得飛快，衣服年年不合身，四季衣裳年年做，裡裡外外不好打點，還有鋪的褥子蓋的被，一家的布票就更捉襟見肘了。往往老大看好了同學穿的一件襯衫，非磨著母親給做一件不可，母親拗不過，扯了和同學一樣的布。弟弟妹妹們看見了也磨著要做一件，但家裡布票不夠了，媽媽只能哄了這個勸那個，惹得幾個小的孩子們又哭又鬧，說母親偏心眼兒，幾天都噘著小嘴。大人孩子穿的衣服都打著補丁，也並不覺得丟人，因為總是洗得乾乾淨淨的。人們的觀念是“笑髒不笑補”，意思是說你窮，人家不會笑你，但你不講衛生，人家可就要笑話你了。在白城農村，一年到頭無論大人小孩，難得穿上一件新衣服。只有到了春節，孩子們才會穿一件新衣，而往往正月十五一過，就會把身上的新衣服脫下來，洗淨疊好放進箱子裡，仍舊穿那些打補丁的衣服。因為布票不夠，小孩基本不穿襯衣襯褲，一到冬天小風直往褲腿裡鑽，感到特別冷。誰家結婚辦喜事提前半年就要張羅布票，跟親戚、朋友打招呼，東家借幾尺，西家要幾寸的攢，因為做結婚穿的衣服、被褥、窗簾，需要很多布票。“樹上柳絮飛滿天，一團一團像白棉。若是柳絮能織布，不怕百姓沒衣穿。”這是一首古老的歌謠，曲調低緩，寓意深長，含著一絲淡淡的憂傷。從這歌中便可知道，在歷史的長河中，在漫長的歲月裡，生長在白城的祖輩們父輩們，經歷了多少缺吃少穿的日子，流過了多少苦澀的淚水呵！
20世紀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配給制度結束，國家逐漸在全國各地取消布票制度，捆綁在商品身上的枷鎖終於打開。白城人的穿著日漸時尚，買布用票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三）雞鴨魚豬牛羊肉票——解饞的“進餐券”
如今，白城隨處可見大大小小的超市、商店、菜市場，冬天能吃到新鮮的蔬菜，夏天能吃到鮮活的海鮮，雞鴨魚肉敞開供應，想買什麼就買什麼，想吃什麼就吃什麼，隨著祖國經濟的騰飛，白城人已與全國人民一起進入幸福生活的新時代。
然而，讓時光閃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白城，那情景可就大不一樣了。一個好的當家人不僅要計算著每月幾十元工資、幾十斤糧票如何養活一家數口人，還要精打細算、精心管理如何使用一個月內的肉票和每人每月供應的三兩油。1957年白城各縣市實行肉食限量供應，憑票購買。牛肉0.75元1斤，羊肉0.71元1斤、豬肉一等的0.95元1斤，二等的0.85元1斤，三等的0.68元1斤。因為糧少、肉少，每頓飯就一個燉菜，用小勺放點油，很少吃到油香味，所以普通人家買肉都挑肥的，因為買回肥的肉還可以煉點油，留作日後熬菜用。但由於憑票供應，並不是你想要肥的，賣肉的售貨員就給你砍肥的，排隊買肉是沒挑沒揀的，攤上什麼就算什麼，不像現在隨意挑選。每天早晨副食店沒開門，就已經排了長長的買肉的隊伍。好不容易擠到櫃檯前了，不料那賣肉的售貨員“咣噹”把刀一扔，說道：“沒了，明天來！”如果幸運買到肉，一家人都要計算著怎麼用這珍貴的葷腥。熬菜一般多用肥膘子肉，整鍋菜肉味會更濃。當菜燉到開鍋時，鍋裡溢出醉人的肉香。當期待已久的菜端上桌時，孩子們望著菜裡的油汪汪的豬肉，未等媽媽召喚就迫不及待地拿起筷子伸向那僅有的幾塊肉，那情景可以用大快朵頤、風捲殘雲來形容。
城裡人吃肉要票，農村人吃肉也不充足。農民每個家庭必須賣給國家一頭豬，自己才能殺一頭豬。如果這個家庭沒賣給國家一頭豬，自己殺一頭豬隻能留一半，那一半留著賣給國家。可是，叫人糾結的是，那時生產隊每年分給農民的口糧是360斤，而且是苞米、高粱、穀子等毛糧，按80%出米率計算，每個農民每年不到300斤成糧，人都不夠吃呢，哪有餘糧餵豬呀。“文革”期間，春節前有一戶農民家裡殺豬，請左鄰右舍到他家裡吃豬肉，一場宴會結束後，那家農戶的半拉豬幾乎所剩無幾，一年的油水只能節省著用了。對於一個正在長身體的孩子來說，幾乎每天都處於對食物的渴望中。農村住校的孩子每天是7分錢的伙食，7分錢能辦成啥伙食呀？冬天兩頓飯，早飯是苞米麵窩窩頭鹹菜，晚飯是高粱米飯，菜是熬凍白菜，或是黃豆湯（裡邊只有十來個黃豆粒）。食堂的大師傅把學校場院裡的凍白菜用土籃挑來，趁凍“噹噹”一剁，簡單洗洗就放到鍋裡，等菜熟了才灑點“後老婆”油，這樣省油。開飯時，每人一碗，上邊飄一層蚜蟲，用嘴吹一吹，將這碗菜吃下後，碗底都是沙土，但孩子們都吃的非常香，可由於沒有油水一會兒就餓。餓得實在難受了，就想辦法到場院偷來一穗苞米，把燒完炕的灰火扒出來，將苞米粒埋到灰火裡，只要苞米粒在灰火裡“蹦”的一響蹦出花來，就開始搶著吃，個個小嘴弄得漆黑。那時候的豬肉對孩子們太有誘惑力了，每到年節改善伙食，即使是點綴似的那麼點肥肉，也看著格外突出，鮮亮亮、油汪汪的。用筷子夾起來小小的一片，慢慢咀嚼，久久回味，沁人肺腑！那個香勁，叫人刻骨銘心。
當白城的年輕人在超市、商場、早市選購琳琅滿目的商品、肥嫩的牛羊肉、新鮮的蔬菜時，很少有人知道，20世紀90年代以前，存在過一個特殊的“票證時代”。那個時代對年長者來說，是一個回憶起來苦澀得讓人掉眼淚的年代。上飯店吃飯要糧票，上商店買衣服要布票、上肉店買肉要肉票，上煤店買煤要煤票，生活中除了上書店買書不要票外，買白糖、買香菸、買棉花、買自行車、買縫紉機等大眾商品皆需“憑票購買”，種類繁多的票證對應的卻是貧瘠的商品。別說沒錢沒票，就是有錢有票也不一定馬上買得到。以糧票為代表的票證，如同捆在商品身上的枷鎖，給那個時代留下了鮮明烙印。一代人說不清的“票證情結”和年輕人對於票證的隔膜，折射了改革開放30年生活的巨大變遷，也反映了中國從計劃經濟時代到市場經濟的滄桑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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