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日報評論員 楊於澤
國務院新聞辦5月28日召開新聞發佈會，公佈“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重大研究成果，以考古資料實證了中華5000年文明史。教育部表示，相關研究成果將及時反映到教科書裡，進入我們有關國家和民族的歷史觀。
這項研究工程及其成果的正式發佈意義重大，解決了一個“中華5000年文明史”是真是假、是自吹自擂還是據實陳述的重大課題，也就是說，它回答了中華文明“從哪裡來”的問題。
說到中國歷史，向有“自從盤古開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的說法，但所謂“信史”起於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對於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三皇五帝、堯舜禹等歷史，很多人表示懷疑，認為那只是傳說。
對於中國上古史的懷疑始於西方，上世紀二三十年代，這種懷疑態度在國內發展成轟轟烈烈的“疑古思潮”。這種疑古思潮一直影響至今，有時演變成歷史虛無主義。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加上2000年完成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各路專家運用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特別是基於考古學證據，為中國上古史、史前史提供了實證性證據。從今以後，中國人可以放心地為5000年文明史自豪了，如果再有人質疑，我們可以拿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成果作為證據。
浙江餘杭良渚遺址出土的“玉琮王”
中華5000年文明史鐵證如山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總的結論是：距今5800年前後，黃河、長江中下游以及西遼河等區域出現了文明起源跡象。距今5300年以來，中華大地各地區陸續進入了文明階段。距今3800年前後，中原地區形成了更為成熟的文明形態，成為中華文明總進程的核心與引領者。
這項研究的根本特徵是“實證”，而不是舊史學的文本研究。探源工程實施期間，調動了考古學、歷史學、年代測定、環境科學、天文學、地質學、植物學、動物學、冶金學、體質人類學等十多個學科的學術資源，以考古調查發掘為獲取相關資料的主要手段，以現代科學技術為支撐，深度發掘了不同學科的潛力。
資料圖：二里頭文化早期城址。中新社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將中華文明史前推到5000年前，考古學證據之一是浙江餘杭良渚遺址。考古發現，我們的先人修建了長1900米、寬1700米的大型城址，大約300萬平方米。而最新考古發現，在內城外面還有一個更大的城址。這證明，長江下游地區距今5000年已進入古國文明階段。
根據考古學假設，河南靈寶西坡遺址、山西襄汾陶寺遺址、河南登封王城崗城址、河南新密新砦遺址，分別跟黃帝、堯、禹、夏啟的活動歷史有關。而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以及鄭州大師姑遺址，則被考古學界公認為夏代中晚期都城。而“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表明，不論是城市佈局、基礎設施，還是出土文物乃至社會分化上，都具有一國都城的諸要素，有的還與文獻記載相符。
且不去管文獻和傳說的真實性如何，中華5000年文明史鐵證如山。
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龍紋陶盤
“疑古思潮”不能變成歷史虛無主義
歷史學家李學勤在一篇文章中寫道：“疑古思潮對我們整個學術界還具有特別影響。而且我特別要說，不但在今天國內的學術界還有相當的影響，對於海外、國際上的漢學界影響更大。一些外國人，如果你跟他們談起疑古思潮的論點，他們一定非常高興，非常興奮。你要是相反呢，他們一定大不高興。”
疑古派萌芽於宋明，源起於清初，隨著清亡而又被西方殖民主義者所利用。有人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以民族虛無主義誤導中國社會”。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顧頡剛等為創始人和主要代表，出版了一份《古史辨》雜誌，提出要打破“民族出於一統”“地域向來一統”“古史為黃金世界”的理論觀點。他們認為“六經”論述的中國上古史多屬杜撰、作偽而來，不足為訓。
這股“疑古思潮”在中國學術界影響甚大，客觀公允地評價，具有兩面性：一方面，它看到了文獻研究的侷限性，以批判的態度提出了一個“古史重建”的問題，將本本主義的史學逼入牆角，催生了考古學在中國的引入與崛起。另一方面，它造成歷史虛無主義。魯迅就批評說：“他(指顧頡剛)是有破壞而無建設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將古史‘辨’成沒有。”
這種思潮流風所及，影響到國際漢學界。正如李學勤所言，弄到現在，中國學者和國際漢學家一起“疑古”，就可以相談甚歡，否則就會受到質疑或攻擊。其中一些日本學者不僅否認中國上古史，甚至連歷史上是否實有屈原、李白其人都表示懷疑。而國內嘲笑“中華5000年文明史”提法的人仍大有人在，他們一直與國外“疑古派”相唱和。
“強起來”必須確立文化自信
中華民族5000年文明史，如果我們拿不出可以使人信服的證據，的確容易授人以柄，不免讓一些人產生“疑古”的情緒和想法。在這個問題我們必須有所作為。進行科學研究，搞清本民族文明的由來，本身就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走向現代化的一個標誌。
“夏商周斷代工程”2000年完成時，公佈《夏商周年表》，國內外批評之聲不絕於耳。學術爭論是容許的，而且要提倡。比如斷代工程對“武王克商”年代的研究，稱斷具體時間是公元前899年。美國斯坦福大學學者蔣祖棣提出，從研究方法上說，只有68.2%的可信度。
但有些外國人士認為夏商周斷代工程有“政治背景”，是中國政府在搞民族主義，還有些學者懷疑該工程的“學術道德”，從而從整體上否定中國對自己歷史的研究及其結論。斯坦福大學有位退休教授甚至在《紐約時報》上撰文，聲稱“國際學術界將把工程報告撕成碎片”。
在國內，對“夏商周斷代工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進行嘲弄和謾罵的，也大有人在。
歷史虛無主義，本質是一種文化自卑。而如果沒有文化自信，自顧做外國“疑古派”的應聲蟲，哪裡談得上文化軟實力?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與“夏商周斷代工程”把自己國家和文化的來龍去脈梳理清楚，本身就是大國作為，是綜合國力的充分體現，值得我們引以自豪。
現在，“中華5000年文明史”已經擺在我們面前，我們可以走出“疑古時代”，帶著堅定的文化自信，走向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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