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俗语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977年夏，我还是个“下乡知识青年”，在辽北的黄土坡上，每日日出日落地劳作。耕地、播种、除草、施肥、收割，年复一年干了三年，企盼着年底有机会“抽调回城”。
一阵阵雷雨，夏天来临，恢复高考的传说越来越盛，但青年点里，相信的人并不多。难道不经过工农兵“推荐、选拔”，凭考试就能上大学么？
不管推荐还是考试，都要有所准备啊。我们知青点页办起了文化课补习班。下工后，阴雨天，坐在走廊黑板前，你讲讲语法，他解两道数学题，地北天南的扯一阵子，参加人员不多，大都心不在焉。确切的消息，随着秋风同时来到，几乎把地里忙着收割的青年们一下子全刮回了城里。其实，后来报考的人数不多，参加考试的不超过三分之一。但与其它点比较，我们报名参考的比率还是比较高的，毕竟大家有所准备了。
眼看下霜了，青年点过冬的秋菜还在河滩地里。伙食长伟华、队长振华、保管员世杰、张才，广播员碧波、赤脚医生赵霞，民兵排长燕群、陈超，炊事员小刘、小杨等，连续抢收了三天，总算收到院里。余下的时间不多了，大家都要回去复习。伟华主动提出留下来应付日常事务。
跟大队打个招呼，放一个月的假，能回去的就都回去了。
二
已经整整十一年没有高考了！城里热闹得很。
深秋的夜里，大街上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各个中学校园灯火通明，教室里听辅导课的人挤得满满的，门口、窗外、走廊里也站满了人。那时，老师们补课是免费的。听课的大部分不是学生，年龄差别那是相当大。
这样的补课，我只去过一次，还是家里人拉去的。铁路中学的杜老师是我家住对门的老邻居，他讲“三角函数”。课堂内外人太多，听不清楚，效果不好。以后就没再去。
家有三个人备考。三哥在学校上课，小妹在工厂做工，只有我在家里复习。大哥、二哥到处打听消息，找复习资料。听说哪儿有考题就淘弄来，让我们试做。那一个月里，我几乎没有出门，棉裤腿和棉衣袖都弯变形了，膝盖和肘腋磨得光光的。家里人口多，生活不富裕，也没啥营养补的。妈妈隔三差五做顿肉菜，就很难得的了。
数学物理是我的强项，三哥的化学很好，我们常一起交流。但他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参加考试。
报志愿时众说纷纭。爸爸希望报建筑或铁道运输，大哥主张报北大清华，二哥建议考大连的学校、毕业可在沿海工作；自己对与农业有关的气候学、动植物学感兴趣，想去复旦大学，当年“昆虫专业”在辽宁招两人。
最终，第一志愿报的是大工的船舶专业，就是考虑回城进工厂。那个年代，刚从“文革”噩梦中出来，惊魂未定。所以，学工程、有技术，较从政、或文教卫生行业，更让人放心。而从商或经营，则是后来才有的观念。
三
那年参加考试的有五百七十万，多数是工作多年的往届初、高中生。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复员军人、机关人员、在职教师等，各种身份都有。考生的年龄区间放宽至30多岁，婚否不限。也不论家庭出身了，只要求“政治清楚、身体健康”。自愿报名、单位做“政治审查”。报名费为五角。由于时间紧，由各省单独组织考试，出题、评卷、录取。辽宁是闭卷考试。理工科考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五门课程。
记得考试是在12月初的三天。天气特别的冷，滴水成冰的日子。辽北刚刚下了场清雪，窗上结了厚厚的霜，路面上有一层薄冰。手露在外面，一会儿就冻麻木了。
一早，我们点十几个男女同学，就着咸菜，吃了伟华和小杨做的玉米糊粥，迎着呼呼的北风去赶考。他报的是文科，但发的准考证却是理科，无奈的他只好放弃了。
考点是在公社（乡）中学。教室面积不大，座位是分开的，但距离都很近。屋里支起了个火炉（洋炉子），就在我的座位旁。我的钢笔冻得不下水，写不出字，就贴在炉筒子上烤，没想到把笔杆烤化了。幸好，里边还没受损，还能用。午休时候，也没地方去，就躲在院子墙旮旯，就着呼呼的北风啃着苞米饼子，心里还惦记着下午的考试。
数学题目我答得很顺，除正题外还做了一道加试题，好像是蓄水池注水和出水的内容。语文也比较好答，第一道题是一段话，标注上汉语拼音。文言文不长，但却难住好多人，自己也是葫芦半片的，大体意思没错。作文写的是《谈青年时代》。那时，只要字数较多，错别字较少，内容基本符合题目，能把报刊上的一些时髦词语用上，就能得分。
考完出来，大家就坐火车回家。不论考得怎样，每个人都很兴奋，一路上说说笑笑。也不惧列车查票——那时我们经常是“蹭”火车的，铁路工作人员拿这些下乡青年没办法。
四
1977年高考录取比例为29：1，至今仍然是历史记录。入学通知是在春节后接到的。青年点里有三人被录取了。小陈是兰州铁道学院通信信号专业，小刘是沈阳师范学校。
还有一个插曲。
第二天，和“守点”看家的几位在炕上打扑克。当我们升级到 J 时候，被对家给“钩”下来了，心里正好不爽。恰在此时，通讯员小王接到公社电话，主管知青工作的李副书记要我去谈话。一起接到通知的还有其他两个青年点的。书记讲，已经查过我们的分数，确保能够上学，所以要我们放弃招工名额给其他人。尽管几位都表示反对，甚至家长单位的“带队干部”也出面了，但页无济于事。那个年代，领导的话就是“一句顶一万句”啊。
据说名额给了一个从其他地区调过来的杨姓女生，她父亲是铁路抚顺站的，给公社的工业企业提供了不少便利。没有招工回城，很沮伤。但我知道了考试结果：260多分，第一志愿录取。
五
这一届大学生有很多特点是空前绝后的。
入学，叫七七级八二届，与七八级八二届仅仅差半年。
普遍底子薄。3月初报到后，学校组织了一次入学考试，数学和理化，结果大家考得都很惨。数学平均仅仅二十多分！外语基本从零开始。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上大学后反而补习高中的课程。
年龄、经历参差不齐。我们班有两位68年的老高三，三十岁的教师；还有17岁的小黄，是铁岭地区选拔推荐的高中学生。有一位老大姐，她的女儿也同时上学了，小学一年级。工农兵学商各业人士都有，但以下乡知青为主，有一部分已经是县乡的干部了。
七七级最可贵的是学习上的专注，以及积极探索的进取精神。一般都不原意作学生干部。把时间和精力，几乎百分之百的投入到学业中。早晨跑步和背单词、晚自习到十点，整整四年的1400多天，几乎没有间断。1980年兴起“交谊舞”，校园里每个周末都有活动，食堂里传来的“蹦察察”的动听音乐，吸引着79、80级小同学，但77和78级的人很少参加。
那时候的生活、学习条件还很艰苦。
晚自习必须带着蜡烛。一旦停电，阶梯教室远看玻璃一片黄红朦胧，近看点点摇弋。第二天上课，蜡油气味刺鼻。夜里十点，返回宿舍的山道上，人如潮水。
伙食费不足。每月每人15元，饭票分“早午晚”三餐，细粮（米面）只有三分之一。玉米面为主食。1979年海运学院等院校学生集体抗议，前往市府游行，最终得到回应。改为全部细粮了。那时候，市民还是“咸鱼大饼子”。爸爸出差来大连，每次都带我去招待所吃一顿。还带来大米，供我平时蒸饭盒用。
寒暑假留校“勤工俭学”，挖地基、修门窗、收拾果园、巡逻看守等。没有助学金，家里给的二十来元生活费将够维持伙食的，这样为家里减轻一些负担。尽管穿着带补丁的衣服鞋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但我们的精神十分饱满。
六
2007年高考又如约而至，今年恰逢恢复高考30周年，我也恰好加入到招生考试行列。当我佩戴“监督视察证”巡行在考场内外的时候，看着马路旁默默等待孩子的家长，深深的感受到市民们对高考的期望。
一年一度的高考似乎只是一种规模扩大了的例行公事的人才选拔方式，人们早已习以为常。但对于30年前的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和远离校园的学生而言，高考不啻于一场命运攸关的鏖战——有的人奋勇突围，从此功成名就；有的人折戟沉沙，一生默默终老。人们冲着搏击命运的平等机会而来，高考岁月已在他们身上烙下了刻骨铭心的时代印记。
是重新开启“公平公正”大门的邓公小平，点燃起国家民族复兴之火，我们这一代人命运也随之改变。
不论如何评价，那年的高考，永远成为历史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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