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翼《廿二史剳記》有

晉載記諸僭偽之君，雖非中國人，亦多有文學。劉淵少好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鄙隋、陸無武，絳、灌無文，一物不知，以為君子所恥。其子劉和亦好學，習《毛詩》、《左氏春秋》、鄭氏《易》。和弟宣師事孫炎，沈精積思，不捨晝夜。嘗讀《漢書》至《蕭何》、《鄧禹傳》，未嘗不反覆詠之。劉聰幼而聰悟，博士朱紀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工草隸，善屬文，著述懷詩百餘篇，賦頌五十餘篇。劉曜讀書，志於廣覽，不精思章句，亦善屬文，工草隸。小時避難，從崔嶽質通疑滯。既即位，立太學於長樂宮，立小學於未央宮，簡民閒俊秀千五百人，選朝廷宿儒教之。

慕容皝尚經學，善天文。即位後立東庠於舊宮，賜大臣子弟為官學生，親自臨考。自造《太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誡》十五篇，以教胄子。 慕容雋亦博觀圖書。後慕容寶亦善屬文，崇儒學。 苻堅八歲，向其祖洪請師就學，洪曰：“汝氐人，乃求學耶？”及長，博學多才藝。既即位，一月三臨太學，謂躬自獎勵，庶周、孔之微言不墜。諸非正道者悉屏之。自永嘉之亂，庠序無聞，至是學校漸興。苻登長而折節，博覽書傳。姚興為太子時，與範勖等講經籍，不以兵難廢業。時姜龕、淳于岐等皆耆儒碩德，門徒各數百人，興聽政之暇，輒引龕等講論。姚泓博學善談論，尤好詩詠，王尚、段章以儒術，胡義周、夏侯稚以文學，皆嘗遊集。淳于岐疾，泓親往問疾，拜於床下。李流少好學。李庠才兼文武，曾舉秀異科。

沮渠蒙遜博涉群史，曉天文。 赫連勃勃聞劉裕遣使來，預命皇甫徽為答書，默誦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為書。裕見其文曰：“吾不如也！” 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為急，而仍兼文學如此，人亦何可輕量哉！

這段話長雖然長，但細數提到的十六國君主，大約十五、六人，真要說多其實也不算多，待我們逐次分析：

（十六國前期地圖——漢）

（十六國前期地圖——前趙和後趙）

趙翼提到的十六國君主，劉淵、劉和、劉聰、劉曜、赫連勃勃、沮渠蒙遜是匈奴人， 慕容皝、慕容雋、慕容寶是鮮卑人，苻堅、苻登是氐人，李流、李庠是巴氐人，姚興、姚泓是羌人，他們民族各異、經歷不同，趙翼找到了一個共同點是所謂“有文學”，其實若要細究也並不相同。

就這裡提到的情況，劉淵、劉和、劉聰、赫連勃勃、沮渠蒙遜、李流、李庠、苻登、慕容寶更多的是個人的漢文化素養， 劉曜、慕容皝、慕容雋、苻堅、姚興、姚泓則除了個人的漢文化素養，還制度化地提倡儒學、培養人才，兩者之間雖有聯繫，但也有微妙的差別。

（在與王昶、王渾、王濟的密切交往中，劉淵逐漸成為一個漢化程度相當深的匈奴人）

《晉書》的載記只介紹了十六國中的14國的歷史，沒有提及漢族人建立的前涼、西涼，趙翼在上面提到的君主分別是其中漢趙、前燕、後燕、前秦、後秦、成漢、北涼、胡夏8個政權，後趙、後涼、西秦、北燕、南涼、南燕6個政權沒有提及，北燕馮氏自稱漢族，南燕是後燕的後身，都可以暫且不論，那麼後趙、後涼、西秦、南涼的君主為什麼不屬於“有文學”的範圍呢？

（十六國不同時期地圖1）

（十六國不同時期地圖2）

後趙石勒被史書明確記載為“不知書”，就連石勒這個名字都是起兵後別人給起的；後涼呂光也被史書明確記載為“不樂讀書，唯好鷹馬”；至於西秦乞伏氏和南涼禿髮氏，接受華夏文化薰染時間較短，其漢文化素養也大都乏善可陳；

（後趙石勒是繼漢趙政權而起的另一強大勢力）

但是在史書中，石勒也有“勒雅好文學”、“親臨大小學，考諸學生經義”和諸多尊禮儒臣、招納賢才的行為；對呂光，史書也有關於他賦詩言志、評論古今史事的描寫。乞伏氏和禿髮氏君主也往往出口成章。

胡鴻教授在《能夏則大和漸慕華風-----政治體視角下的華夏和華夏化》一書中指出：

熟知史書形成過程的趙翼當然不會輕易將史料當成史實，故而對《載記》塑造的十六國君主形象，採取了懷疑和甄別的態度。他在這對矛盾的史相中選擇了相信前者，後面那些文雅之辭或被歸為史臣重重潤色的結果。從上述分析來看，尤其是乞伏、禿髮諸君主，其儒雅程度很顯然被嚴重誇大了，而且其潤飾的手法都十分接近。趙翼的判斷是合理的。

胡鴻教授還認為：

趙翼所列舉的劉淵、苻堅、姚泓等人固然擁有真正的華夏文化修養，但是他們的文化修養以及尊儒興學的行動被特意強調，也是給我們留下“有文學”印象的重要因素。儘管與“史實”的相符度可能較高，它仍然是一種有意塑造的“史相”。

指出史相和史實區別，當然是獨具慧眼的真知灼見；但是，

這裡被身為仕宦於少數民族政權的官僚的史臣撰寫的內容，所謂的粉飾和苦心潤色既然正是統治者所認可或者其意志的直接體現，除了形象塑造之外，當然也表現出統治者本身對華夏文化文化知識體系的嚮慕和認同。

（前趙，304-329，亦稱漢趙，劉淵建立的十六國時期主要政權）

我們要注意到一點，所謂“有文學”當然本身並不能完全等於政治智慧或者謀略，但對於十六國君主來說，除了所謂的“文學”，換言之，也就是儒學的知識文化體系之外，他們並沒有其他非常重要的智力來源，嚮慕華夏文化並不僅僅是為了塑造個人華夏君主的形象，究其本質而言，

是需要藉助華夏文化成為自己維持統治和建立秩序的憑籍和根基。

劉淵在“復呼韓邪之業”和“興復大漢”之間選擇了後者；慕容皝致力於獲得東晉所封的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苻堅掃土南侵，不計其它，因為“他是急欲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朱熹語）；甚至文盲或準文盲石勒通過聽人講歷史瞭解漢高祖和光武帝的史事；

這些不同的表現都是因為學習華夏文化而得到的政治立場和態度，就苻堅而言，甚至有一種“皈依者狂熱”（Zeal of the converts，大意指新人或出身不那麼根紅苗正的人，對其自我認同的體系比正統成員更狂熱、極端），這些都是對其內心內在深刻的影響，而不僅僅是潤色粉飾。

這從反面也能夠得到驗證。

（赫連勃勃的都城統萬城遺址）

赫連勃勃佔領長安之後，召見隱士韋祖思，韋恭敬恐懼過於禮貌，赫連勃勃反而大怒，認為這是“以非類”視己，說道：

我今未死，汝猶不以我為帝王，吾死之後，汝輩弄筆，當置吾何地？！

遂殺死韋祖思。赫連勃勃的暴虐和猜忌背後，也表現出對自己在華夏敘事體系的史書上地位的擔心，這某種意義上當然也說明了他的嚮慕歸心，雖然，他怎麼努力都還是不怎麼學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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