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谅打输鄱阳湖之战，并非败在朱元璋管形火器上。击败他只是一根火柴
发生在一三六三年（元末惠宗至正二十三年）的鄱阳湖之战。在世界史上，这是规模最大的水战之一，双方动用船舰数以百计，交战兵力大约五十万人。这也是第一次有管形火器确切地出现在文献记载的水战里。
鄱阳湖在战略上很重要，因为它连结了长江与其他河流流域。朱元璋先在应天府（南京）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后来到了一三六○年代初期，已在南京上游三百五十英里的鄱阳湖四周兴建了许多水寨。此时早已在长江上游武昌府建都称王的是汉王陈友谅。他决心夺取鄱阳湖，在长江下游建立根据地，然后进犯应天府。
据某些史料所载，陈友谅东征的大军有六十万人。这数字是过于夸大了，但史家的确认为他的部队人数高达三十万，而且比同时代欧洲任何一国能够募集的部队人数多十倍。陈友谅用数百艘船舰运送部队，其中有许多是被称为“楼船”的水上堡垒，船上以铁板搭建起来的箭楼高达三层，上面可容纳许多弓箭与弓弩手。但这种船并非用于与其他船舰交战，而是用来划到河岸上的城市旁边，让士兵可以直接攀上城墙攻城。过去陈友谅就是用此法攻城掠地，因此他也希望能以此拿下洪都（今南昌市），因为那是扼守鄱阳湖南端的关键城池。
陈友谅已有多年并未亲征，但这次大战他亲自上阵，于一三六三年（至正二十三年）攻击洪都。该城守将为朱元璋之侄朱文正。因为城墙已经事先往后移开岸边，所以陈友谅的士兵无法从楼船直接攻上墙头。他率领部队登岸，亲自攻击某一扇城门。城门被攻出一道缺口，但守军利用火器展开反击。可惜的是，各种史料并未详述他们用了哪些种类的武器，只说守军“以火铳击退其兵”。但无论是哪一种火器都发挥了作用，让陈友谅无法夺城，只能以围城的方式逼迫守城军民因为饥饿而投降。所幸守军派了一小艘渔船突破敌军防线，避开巡逻的部队，前往应天府去向朱元璋通风报信。
朱元璋立刻备妥舰队。八月二十九日，他的舰队在鄱阳湖上与陈友谅的舰队展开对决。双方的船舰数量是二比三，而且陈友谅的船舰不仅较多，也更高大，因此不难理解这场胜仗会成为一桩众所皆知的功业。但是当我们在想像这场战役的情景时，还是会倾向于用先入为主的观念去了解元末明初的科技：其中，二○○六年在中央电视台上映的历史连续剧《朱元璋》就是一个例子。第十七集开播时，只见湖面一片迷雾，朱元璋的士兵们看见陈友谅的楼船舰队穿雾而出，为数一千艘的战舰扬帆而来。舰队接近时，一位指挥官大声发号施令：“炮队，开炮”，双方舷侧的大炮开始朝着对方开火。许多甲板都被炸得碎裂、尸体满天喷飞。陈友谅的楼船赢了，逼使朱军撤退，落水的士兵都遭陈友谅的弓箭手射死，陈军将士得意大笑。
这是戏剧性的一幕，与史实却截然不同。差异之一在于，剧中陈友谅所属部队拥有优势火力，初次交战就获胜，而且朱军指挥官徐达回报道：“敌船上的铜炮、火铳都比我船上的火器口径要大！”事实上，没有证据显示陈友谅的火力较具优势，甚至也没有证据显示陈友谅的部队在该次战役使用了任何火器（尽管他们的确很可能有使用）。但那一幕戏还有个更根本的问题：画面上的大炮与时代不符，看来较像来自西方的十七世纪大炮──炮管较大较长，装在炮架上。
这种西方大炮与明朝部队实际上使用的大炮相较，最重要的差异就是两者大小不一。从电视剧的画面看来，那尊大炮至少有五百公斤重，但明朝的金属管形火器却只有两三公斤重，而且在当时，只要区区七十五公斤左右，就会被当成“大型”火器。此外，剧中大炮的炮管很长，但相对而言炮口口径却很小。事实上，明朝的金属管形火器则是炮管较短，炮口口径则很大。
所以，朱元璋的战船使用的到底是哪一种金属管形火器？在中国出土的明初金属管形火器中，有一种被称为“大碗口筒”，炮管短小，但炮口口径宽大。现存的某一种此类火器上刻有铭文，其生产年分是一三七二年（洪武五年，也就鄱阳湖之战结束后的第九年），是特别给某个水师部队使用的。这“大碗口筒”重十五．七五公斤，炮管长度甚短，仅仅三十六．五公分长。炮口的直径是十一公分，将近炮管长度的三分之一。从已出土的其他相近火器的炮管长度看来，它们的重量介于八．三五到二十六．五公斤之间。因此，尽管并非所谓的“手铳”，而是装在船上或大门边的，但其尺寸远远不及十六、七世纪海战中使用的大炮。
而且这种碗口铳的用法也迥然有异。从明朝的军事文献看来，这一类金属管形火器的炮弹通常是石制或铁制，但很可能炮管里有时也会填充小圆石或金属弹丸。因为炮短口大，碗口铳的准确度肯定不高，因此最适合近距离使用，有效射程在五十步左右。最重要的是，十七世纪海战中使用的大炮以射穿船身为目标，但明朝碗口铳却很可能是用来射人。明初金属管形火器的一般特性是：它们的功用并非把船只或城墙射穿轰毁，而是用来杀人的。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出这是它们与欧洲火器的一个重大差异。
电视剧《朱元璋》中那一幕戏最大的错误也许是在于画面上只出现了一种金属管形火器，但事实上明初战争的特色之一却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火器。根据一份明代史料显示，朱元璋的军队在鄱阳湖上使用了“火炮、火铳、火箭、火蒺藜（可能是某种手榴弹）、大小火枪、大小将军筒、大小铁炮、神机箭，”但名称最奇怪的当属一种叫做“没奈何”的火器。据悉，这种名号不雅的武器是“以芦席作圈，围五尺，长七尺，糊以纸布，丝麻缠之，内贮火药捻子及诸火器”。至于“没奈何”的用法，则是：“用竿挑于头桅之上，两船相帮，燃火线，烧断悬索，‘没奈何’落于敌船舟中，火器俱发，焚毁无救。”
但是在鄱阳湖之战中，这些火器的实际用法为何？根据现存史料描述，朱元璋查看敌方舰队阵势后对麾下诸将表示：“彼巨舟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可破也。”他把船舰编为二十队（也有些史料上写十一队），命其备妥“火器弓弩以次而列”。然后告诫诸将，“近寇舟，先发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则短兵击之。”
这种先使用火器，弓弩与短兵次之的攻击顺序，在许多史家看来，就是早期金属管形火器的使用战术。就像史家王兆春所言，“朱陈双方在鄱阳湖的决战，是我国战争史上第一次使用火铳（即最早的舰炮）进行的水战。此战兼用三种方式：先在远距离上炮击敌舰，以摧毁和焚烧敌船，减杀其战斗力和机动力；其次以弓弩射杀敌军，再次减杀敌船战斗力；最后是接舷跳帮，短兵相搏，歼灭敌军，结束战斗。”王兆春具体地把这种战术拿来与宋代历次水战进行对比，宣称朱元璋的战术结合了火铳与冷兵器，开创了水战战术的新阶段。
然而，尽管王兆春如此宣称，但事实上这场水战还是与宋朝的历次水战很相像。根据许多史料所载，朱军部队的确听命行事，把事先准备好的火器用来攻阵杀敌。但这些火器如何被使用？王兆春说，可以把朱元璋的火铳当成“最早的舰炮”，但我认为它们不太可能像是加勒比海海盗船上的大炮一样安装在舷侧上。此外，因为朱军船舰上备妥的火器种类很多，该如何相互配合呢？例如，火箭的射程远远不如碗口铳，而“没奈何”则是只有在“两船相帮”时才派上用场。从朱元璋的军令看来，至少有某些火器的射程远胜于弓弩，因为他命令手下应该“先发火器”。不过，令人深感惋惜的是，“火器”一词实在是太不具体。不管是明朝特有的碗口铳，或者那种用抛石机抛投的传统火炮，甚或火箭，其实都是“火器”。
看来，在这场战役中扮演了关键角色的，还是传统火炮。根据明朝官方编修的《明实录》所载，在当天第一次交战未分胜负后，朱军将领俞通海“乘风发火炮”。在使用大炮与管形火器的过程中，任谁当然都必须考虑风势，但那只是瞄准与修正弹道时的注意事项之一。就这里所谓的“发火炮”而言，因为史料中特别强调“乘风”，那就表示朱军部队所使用的是用以引燃敌舰的火炮，而且该段落接着表示俞通海一举“焚寇舟二十余艘，杀溺死者甚众”。也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炮”这个字所指涉的涵义才开始渐渐从原来的“火炮”转变为金属管形火器。但这里所谓“发火炮”指的并非发射大炮，而是宋军与敌军用来攻击彼此的火炮，而且“发火炮”时使用的机器可能也是传统的船用抛石机。
这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就科技史的发展模式而言，有时候新的发明的确不会完全取代传统设备。在明初时传统火器仍与金属管形火器相互搭配使用。许多兵书也讨论了种类繁多的各式传统火器，例如：会喷出毒气或火蒺藜的火枪、发射火箭的弓与弩、会爆炸的火箭，还有会射出箭矢与碎片、堪称“鬼见愁”的各种炸弹，例如“西瓜炮”（爆炸后会射出许许多多“火鼠带钩”与铁蒺藜）以及“一母十四子炮”等等。
事实上，陈友谅之所以会打输鄱阳湖之战，并非败在管形火器。击败他最关键的攻势还是历史最悠久的燃烧性武器：火，只不过火药扮演了强化火势的功能。
第一天战事结束后，朱元璋麾下诸将都甚感沮丧。尽管他们打了胜仗，陈友谅还是占据着较具优势的地方。有些将领甚至建议把鄱阳湖拱手让给陈友谅，重新于他处集结整队。朱元璋说非打不可，但等到战事于两天后重启时，许多人还是临阵胆怯。敌舰“多如群山，层层叠叠”。朱元璋以未能全力出击之罪将十位将军斩首。
部将郭兴进言，可采用新战术：“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敌也。臣以为非火攻不可。”据《明史纪事本末》所载，朱元璋闻言后，“命常遇春等分调渔舟，载荻苇，置火药其中。至晡时，东北风起，太祖命以七舟束草为人，饰以甲冑，持兵戟，若鬬敌状，令敢死士操之，备走舸于后。”
渔舟漂进陈友谅的舰队中，尽管一开始风势不大，但朱军派出之敢死军士设法把火引燃。风起后，大火在船舰之间延烧：“焚水寨数百艘，燔焰涨天，湖水尽赤，死者大半”。几位陈友谅麾下高阶将领全都死于烈火中，包括他的两位弟弟友仁与友贵。朱军趁势追击，登船后砍杀敌军，有两千多人遭斩首。
鄱阳湖之战的转捩点是此次火攻，而非先前利用管形火器发动的攻击。在接下来的战事中，陈友谅的诸将多人倒戈投诚，最后他自己也因一眼遭流箭射中而身亡。到了十月初，他的残兵败将全都投降，朱元璋也成为元末群雄之冠。
鄱阳湖之战向来被视为中国火器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管形火器的确也扮演了某种角色，但并非胜负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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