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有关三国的演义小说或者史料中，都说当曹操带领八十多万大军要与孙权“会猎于江东”的时候，“文要降武要战”，把孙权吵得脑袋疼，最后不得不拔出刀来砍掉桌子角吓唬：谁再敢说投降，我你拿他当桌子砍！而事实上，当“外敌入侵”的时候，文要降武要战几乎已经成了固定模式。这跟文官武将的心理状态有关：武将想的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如果缴械投降，对不起吃了这么多年的军饷，“保家卫国”的壮志豪情让他本对卑躬屈膝有天然的抵触；而文官则不同，磕头作揖顺情说好话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不管谁来了，只要马屁拍得响，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即使是没文化的匈奴女真，也拿文化人当宝贝，拿破仑行军也要让专家和驴子走在队伍中间——便于保护。
客观地说，有些仗是可打可不打的，自然不打最好，文管这时候提出休养生息，也无可厚非，可是敌人已经打上门来了，坐在都城里的那些峨冠博带的大人们，一点也不管国土沦丧百姓倒悬，只要都城不丢，他们照样吟诗作赋吃俸禄，并且能拿出一大堆理由来“反对战争”，即使龙椅上那个人换成了异族也没关系——多磕几天头也就习惯了。至于“和亲”，送出去的不是自家女儿；割地，也不是自家的田地。
一味卑躬屈膝苟且偷安的文官，在平时鼓舌如簧讨皇帝欢心还可以，但是当万千百姓在异族铁蹄下呻吟的时候，“高唱和平论调”的文官们就成了公敌，但是他们掌握着话语权，武将都拿他们没办法，就更不用说普通老百姓了。但是有一种人能够治得了文官的软骨病，这种人就是君王。而古代君王医治软骨病的药方也各不相同，被文要降武要战皇帝吵得头疼的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昭烈帝刘备每人都想出了一个高招。
大家知道，秦国之所以能够一统六合，就是因为他们有完善的军功制度：只要没有战功，即使是公子王孙，也跟老百姓一样（子孙为黔首）。秦始皇沿用的是商鞅变法后形成的制度，而变法的负责人商鞅，就是靠军功一步步爬上来的——不管他给秦孝公出了多少好主意，不去战场走一遭，他就没有封地。而商鞅又被称作“商君”，是因为他有在“商”这个地方封邑，要不然他还得叫“卫鞅”“公孙鞅”。商鞅的封地是靠战功打回来的——第五次河西之战商鞅带兵全歼魏军，斩首四万五千俘虏敌方主将龙贾，还下黑手摆鸿门宴活捉了魏公子卬，于是“秦封之於、商十五邑，号为商君。”
商鞅变法的核心论点之一，就是“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六虱”指的是损害国家的蠹虫，其中就包括“礼乐、诗书、和平”。秦始皇沿袭了商鞅的成法，对武将是有求必应（比如王翦），只要你能打仗，什么良田美宅金银珠玉，要多少有多少，要是只会耍嘴皮子而拿不动戈矛，那么对不起，你不能做成、不能穿绸缎，也没资格吃肉。
汉武帝刘彻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帝王，要是没有他全力支持卫青霍去病，还不知道要有多少汉家女子被送到匈奴当小老婆（和亲能当阏氏那是后来汉强匈奴弱的时候），还不知道有多少土地北匈奴侵占，还不知道有多少汉民北匈奴掠去当“生口（就是生口，史书就是这么写的）”。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博士”们还是能找到一千个理由阻止汉军反击，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博士狄山，他引经据典散布“匈奴不可战胜论”，极力劝说汉武帝别管边民生死。于是汉武帝派他到到边境“体验生活”当了一个军屯的负责人，结果没过多久，匈奴人来了又走了，走的时候还带走了博士狄山的脑袋。
虽然博士狄山自己也知道自己守不了一个郡或者一个县，但是这个只会嘴上功夫的家伙也起了很大作用，成了汉武帝杀鸡儆猴的那只倒霉鸡：想用边民鲜血换取自己安逸，那么我就让你去流点血。
秦始皇奖励，汉武帝惩罚，而汉昭烈帝刘备则不走寻常路——他打破了文官武将的界限（其实曹操孙权也是这么做的），诸葛亮是他的萧何，但是他给诸葛亮一开始的职务是军师中郎将，后来升格为军师将军，参谋长庞统也跟刘备各自带领一队人马独立作战——庞统是在攻打雒县的时候率众攻城身先士卒，结果被流矢射中牺牲的，并没有中埋伏。诸葛亮是军师将军，他哥哥诸葛瑾后来做了东吴军方第一人的大将军，而诸葛亮的接班人蒋琬则做了大将军大司马。
文要降武要战，很多时候只有死战才有一线生机，而投降求和只是慢慢等死，英明的君王都会想出办法收拾投降派，那么请问读者诸君：秦始皇嬴政、汉武帝刘彻、昭烈帝刘备收拾投降派各有各的高招，但是谁的办法更高明呢？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或者在历史上还有人想出了更高的高招，这一点大家倒是可以讨论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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