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朝廷流放至“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却依然高歌着“沉舟侧畔千帆过”的时代最强音；
他以达天知命、笑看人生的不凡气度，展示自己的坚毅高洁、铮铮傲骨；
他以奔腾流走的生命活力，超越苦难，走向未来。
他就是“诗豪”——刘禹锡，唐朝著名诗人，和白居易共称“刘白”，并被白居易称赞为“诗豪”。刘禹锡的一生，在政治上，是斗争的一生，是反抗的一生，是在被打击中不断反击的一生。在诗歌创作上，他自立门户，不断创新，写出大量雄浑苍劲的诗歌。同时，他又以诗歌为武器，嘲讽和打击他的对手。他虽然不断地被排挤，被打击，被流放，但从没低头认输，反而是愈挫愈勇，豪情万千。
从不低头，因“桃花诗”两次惹祸
刘禹锡自幼好学，精通诸子百家、诗文辞赋。在青年时代，其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平步青云。他19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21岁时与柳宗元同榜考中进士，同年又考中了博学宏词科，后又当上监察御史。23岁，授太子校书，可谓前途一片光明。
虽说刘禹锡仕途一帆风顺，二三十岁便位极人臣，但他是个有为青年，梦想着治国平天下，便与数名有志之士一合计，搞了个大事情：永贞革新，誓要彻底瓦解藩镇和宦官手中的权力，恢复唐王朝的兴盛。
结果只是螳臂当车，宦官权贵以及手握兵权的藩镇军阀一反扑，不仅逼迫皇帝禅位，还将他们纷纷贬官。带头的王叔文被赐死，剩下的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均被贬为边远八州的司马，是轰动一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刘禹锡突然从人生巅峰跌到了谷底，之后一贬就是23年。刘禹锡最让人佩服的就在于，这段时间里，他虽然身处“巴山楚水凄凉地”，但从不颓废，始终充满乐观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
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十二月，被贬10年后，刘禹锡奉诏入京。然而好景不长，三个月后，刘禹锡在朝廷原本安置他在郎署做官的节骨眼上，写下第一首惹祸上身的“桃花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这首诗前两句，写去玄都观看桃花的人太多，以致于大道上人马喧嚣、川流不息、灰尘滚滚，后两句表面上是说玄都观十年前还没有桃花，自己离开国都十年，这时已有桃树千株，早春花开。桃树是我刘某人离开京城以后才栽植的，明显是话外有音，这无异于是说：“现在的新贵们，不过都是我刘禹锡被贬以后才提拔的罢了”。如此的轻蔑和辛辣的讽刺自然让政敌难以忍受，宰相不高兴，后果很严重，刘禹锡立即遭到打击报复，刘禹锡那些朋友也跟着倒霉。柳宗元被贬到了柳州，他自己则被贬任连州刺史。
第二次“桃花劫”发生在公元828年，刘禹锡被贬13年后又被召回京城。此时，他母亲去世，好友柳宗元病逝，他一边扶着母亲灵柩入京，一边派人料理柳宗元的丧事，收养了好朋友六岁的儿子，一路北上到达京城，可谓是一路的凄惶。途中，他想起那个玄都观里的桃花，于是重游玄都观并作《再游玄都观诗序》：“予贞元二十一年为尚书屯田员外郎，时此观中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还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红桃满观，如烁晨霞，遂有诗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得为主客郎中。重游兹观，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
这段话的意思是，我当初在朝中为官的时候，玄都观中没有花木。后来，被贬官十年后再回到京城，听说有道士亲手栽培的红桃满观，灿烂得好像旭日红霞，就作了一首《游玄都》的诗，于是再次被贬到偏远的江湖做地方官，14年过去了，我做了京官。今天重游玄都观，桃花已没了踪影，满地长着燕麦野葵，一片荒凉。现在我再写二十八字，等以后再来看看这玄都观又会是什么样子!
诗前的序言明显是旧事重提，发牢骚，讽刺人。与前一首“桃花诗”相比，后一首“桃花诗”的诗句更高调，更是理不饶人。这首七绝是这样写的：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这无异于说，“打击我的那些人哪去了？树倒猢狲散，你们死的死了，贬的贬了吧？可我这个被你们排挤的人又来了!我刘某人安然无恙，旧地重游来了!”
本来宰相裴度是想重用刘禹锡，打算让他负责起草皇帝的命令的。但是，皇帝听了他写的这个《诗序》，很不高兴，不愿意重用刘禹锡。
接连被贬，写下名篇《陋室铭》
经过讽诗一事，对手们对刘禹锡甚是“照顾”，将他贬到偏远的广东连州，又辗转到四川夔州，10年后，刘禹锡才从“巴山楚水凄凉地”来到还算富庶的安徽和州当了一名小小的通判。
刘禹锡在这里遇到一个小人，那就是策知县。策知县虽比刘禹锡低一级，但有实权，而面对贬官，地头蛇更不会客气。
按规定，通判应在县衙里住三间三厢的房子。可刘通判不肯对知县策某送金使银，策知县便将其迁到县城南门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居住。刘禹锡却是一副随遇而安的样子，他见房子前面便是大江，便乐呵呵地写了一副对联贴于门上：
“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
策知县一见，气得不行，马上命人将刘禹锡的住处搬到县城北门的德胜河边，房子也由三大间缩为一间半。换了别人早找策知县干一架了，可刘禹锡居然欣然搬家，瞧着河边行行杨柳婆娑成韵，另一副对联应景而生：
“杨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策知县见刘禹锡仍然不卑不亢，便又气急败坏地命人将刘禹锡迁到城中一所斗室之中，面积不足30平方米，除了一床一桌一椅之外，再无任何东西，可谓家徒四壁。面对策知县如此下作的打击报复，刘禹锡依然傲骨铮铮，就是不肯低头，他环视斗室，愤而写下了《陋室铭》：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写好后，刘禹锡请人将全文刻在门前的一块巨石上。策知县瞧见，也只能暗自发狠，却对刘禹锡无可奈何。
这篇不足百字的文章，含而不露地表现了刘禹锡安贫乐道、洁身自好的高雅志趣和不与世事沉浮的独立人格。它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尽管居室简陋、物质匮乏，但只要居室主人品德高尚、生活充实，那就会满屋生香，处处可见雅趣逸志，自有一种超越物质的神奇精神力量。
有人认为，刘禹锡写此文时已是贬谪生活的后期，心情比较稳定，追求安乐恬淡的生活，同时文中又有读佛经的内容，所以铭文流露了一种避世消闲的消极成分。
对此，我认为应从两方面分析：当社会处于黑暗时期，文人官吏们有两个出路，一是与腐朽势力同流合污、自甘堕落；一是退一步，如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保持自己的浩然正气和独立人格。相比之下，后者更值得肯定，刘禹锡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同时，人的生活是复杂的，有张有弛，不能一味剑拔弩张，而有时也要休息娱乐。因此，不能简单地批评闲情逸致。另一方面，铭文中也反映了刘禹锡的宏伟抱负，他引用诸葛庐和子云亭是有其特殊含义的，诸葛亮是政治家，扬雄是文学家，这也是作者一生的两大理想，早年他在革新中急流勇进、雄心勃勃；贬谪后他就涉足文坛，最终以文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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