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梟雄曹操曾說：“丹陽山險，民多果勁，好武習戰，高尚氣力，精兵之地。”一代軍事名家的這句評語，使得“丹陽精兵”名留青史。
“丹陽兵”指出身揚州丹陽郡一帶的士兵，大致包括今皖南、蘇南西部和浙西北一帶。他們之所以神勇，是因為丹陽郡是山越人的聚居地，山越民風強悍，驍勇善戰，是各方霸主想招募的重要兵源。所以它的強大，不在於某一具體部隊，而在於人的平均質素。早在三國前的兩漢時期，丹陽兵幾乎就是精兵的代表，聞名天下。
據載，西漢天漢二年（公元前99年），漢武帝令名將李陵率五千精兵出居延，至浚稽山迎戰匈奴。匈奴單于召八萬多精銳鐵騎圍攻漢軍，竟連遭敗績。單于當時驚歎道：“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打算退兵時，有名個漢軍告密說李陵軍中箭支將盡，且沒後援，匈奴才拼死惡戰。漢軍雖然傷亡慘重，五千軍兵僅四百餘人撤回關內，但此戰令匈奴膽寒。這五千精兵，丹陽兵是主要構成部分，有小部分是楚地的士兵。
直到東漢末年群雄逐鹿，丹陽兵在多名豪傑的率領之下，發揮巨大作用。早在曹操討伐董卓時期，因貪功冒進幾全軍覆沒，及後與夏侯惇一起去丹陽募兵，最終揚州刺史陳溫為曹操招募了一千多名“廬江上甲”。另外徐州老軍閥陶謙。他是丹陽人，手中雖非猛將如雲，但是握有老本精銳“丹陽兵”三萬。
陶謙倚仗他們打敗黃巾武裝，坐穩徐州。史載：“張角之亂，此邦獨以保險助國，為漢所嘉。”後來，曹操三攻徐州不克，也因為丹陽兵的厲害。到了劉備增援陶謙抗曹時，當時劉備勢力極薄，陶謙就送他四千丹陽兵；這支精兵成了劉備“家底”，及後跟隨劉備轉戰，立下戰功。
據《三國志》及裴松之注等史料記載，江東的孫堅死後數年，其長子孫策“志在立事”，去找袁術要求將父親生前的舊部交回統領，但袁術為人反覆，言而無信。最終孫策的堅持下，以一千多老弱殘兵換來自由之身，再去丹陽募兵，配合幾十匹馬，就成為了孫策的最初家底。
當時丹陽的新郡守是周尚，其侄兒就是三國名將周瑜。周瑜前往丹陽探望叔父期間遇上孫策，二者配合之下接連征戰獲勝，孫策亦慢慢積聚數萬士兵。他繼續向吳、會稽等郡進軍時，卻讓周瑜“還鎮丹陽”，因孫策深知要想平定江東成一方諸侯，一定離不開丹陽的兵源等物資，必須堅守丹陽根據地。
孫策發跡之初，主要得益於周瑜及丹陽。他自己也說：“周公瑾英雋異才，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如前在丹陽，發眾及船糧以濟大事，論德酬功，此未足以報者也。 ”當中周瑜的“發眾及船糧”，也就是派遣丹陽兵和輸送丹陽的戰略物資。丹陽在東吳的地位舉足輕重，歷任郡守都是吳主親信重臣，如程普、太史慈、黃蓋、韓當等。
到了三國末期，東吳之所以能在國力遠不如魏國下“偏安”，也離不開丹陽兵的死戰。孫吳神鳳元年（公元252年），魏軍分三路攻吳，其中七萬大軍猛攻東興，守軍告急，諸葛恪親率四萬丹陽兵馳援，援軍趕到陣前，脫去衣甲，只帶短刀盾牌衝殺，魏軍死傷過半慘敗。天紀四年（公元280年），晉大舉攻吳。丹陽郡守岑瑩率五千丹陽兵，以青巾縛頭決死，多次向晉軍陣地衝鋒，竟能突破晉國大軍堅固防線。
東吳政權在同年投降，三國時代正式結束，但“丹陽兵”令人聞風喪膽的戰力，足以流世。到了晉代以後，丹陽郡民風強悍的山越人，或被剿滅，或被安撫出山，漸至被同化，丹陽“精兵”的光彩就真正成為了歷史。
東漢末年丹陽郡屬於揚州，其轄境相當現在安徽省長江以南地區，江蘇省大茅山和浙江省天目山脈以西，以及浙扛省新安江支流武強溪以北地區，轄境內群山起伏，連綿不絕，具有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三國志·吳志·諸葛恪傳》說：“丹陽山險，民多果勁，……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裡，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鹹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狄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蜂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這段記載，對丹陽地區的特點，以及丹陽人民的性格，描繪得淋漓盡致，現在的人們看來還感到栩栩如生。
就丹陽來說，“山谷萬重”，“地勢險阻”，“周旋數千裡”，這是一個廣袤的叢山地區，而且山出銅鐵，又給鑄造兵器提供了豐富資源。至於居住於叢山之中的人民，“未嘗入城邑”，“白首於林莽”，見到進山的官吏，則“皆仗兵野逸”，這是指世代居住山中包括越族在內的“山民”(“山越”)；此外，被官府視為“逋亡宿惡”的平原居民，為了逃避壓迫和懲罰，“鹹共逃竄”，相率舉家進山，也大多成為當地豪族的部曲或田客。無論原居深山或從平原遷徙而來，為了自衛和反抗，他們都“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富於戰鬥力。由於人們長期生活在深山叢莽之中，“升山赴險，抵突叢棘”，有如魚遊深淵，猿猴騰樹。在山中豪族率領下，一有機會就“出為寇盜”。當官府出兵攻討時，戰勝則蜂擁而至，戰敗則如“鳥竄”，仍進入深山。《後漢書》、《三國志》有關史料所說的“山民”或“山賊”，基本如此，《諸葛恪傳》的這條史料，具有典型意義；
生活在丹陽叢山中的居民，由於“好武習戰”，是最好的士兵來源；如上所說，山中出鋼鐵，又為製造武器提供了條件。前引《江表傳》所述袁術與孫策的對話，就指出丹陽是“精兵之地”，而“丹陽兵”也因之著稱於時。(“丹陽兵”一詞，見《三國志·魏志，呂布傳》注引《英雄記》，又見同書《蜀志》的《劉備傳》。東漢末年以來，統治者經常赴丹陽募兵。靈帝時，大將軍何進曾派都尉毌丘毅到這裡募兵(《三國志·蜀志·劉備傳》)。《三國志·魏志·武帝紀》說：“太祖(曹操)兵少，乃與夏侯惇等詣揚州募兵，刺史陳溫、丹陽太守周昕與兵四千餘人。”無疑，曹操從丹陽太守周昕那裡得到的兵眾，屬於“丹陽兵”。以後，周昕還不斷給曹操輸送士卒，達萬餘人之多，當然也是“丹阻兵”(《三國志·吳志·孫靜傳》注引《會稽典錄》)。此外，《三國志·蜀志·劉備傳》說，徐州刺史陶謙曾經將丹陽兵四千補充劉備的隊伍；陶謙是丹陽人(《三國志·魏志·陶謙傳》)，這批“丹陽兵”應該從家鄉招募而來。據有丹陽郡，掌握一支“好武習戰”的“丹陽兵”，對當時割據者來說，是富有極大吸引力的。從而可以理解，孫策為什麼將丹陽郡作為平定江東的重要根據地，並作為既定策劃的一個主要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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