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我國始於漢代，興盛於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漸呈登峰造極之象。由於佛教影響日隆，佛經數量也隨之增多，在我國書籍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佛經文獻不僅推動了印刷術的產生與傳播，促進了中外文化的交流，而且豐富了圖書版本類型，完善了目錄體制，加快了書籍制度的演化進程。因此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佛經文獻在我國圖書事業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一、推動了印刷術的產生與傳播
1、佛經文獻對印刷術發明所起的作用。
雕版印刷術的先驅是捶拓和製造印章的技術。在今天可以見到的唐文物中有許多“千佛像”，就是在一張紙上印上一排排小佛像，它們形狀相同，是刻成一個印模而在紙上多次印成的。這種模印“小佛像”標誌著由印章至雕版的過渡形態，也可以認為是版畫的起源。
從現存實物看，有些唐代印的佛像旁邊或下面還刻了佛名或刻上一段佛經，形成了圖文結合的佛像圖片了。這種技術正是印刷術發明的前提條件之一。由此可見，印刷術的產生與佛教的傳播，佛經的大量需求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
敦煌遺書中 圖文結合的大聖文殊師利菩薩像 唐末五代刻本，1900年出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藏經洞。為早期雕版印刷實物。
2、佛經文獻在印刷史上的地位。
印刷術是我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而佛經文獻無論是從數量還是質量上看，其重要作用及地位在印刷史上是其它類型文獻無法替代的。
從我國早期印刷品的內容來看，佛經數量較多，這也是當時為了宣傳教義、進行傳播的需要；從質量上看，我國古代印刷品中，質量高的珍品也多為佛經文獻。1990年發現的敦煌遺書中，佛教經典就佔總量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它包括從公元四世紀到十世紀的數以萬計的各種經卷。其中許多珍品都在中國乃至世界印刷史上佔有重要位置。如鹹通九年的《金剛經》就是早期印刷品中的上品，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刻印有確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此外，1941年發現的一部元末順帝至元六年(1340年)中興路資福寺所刻《無聞和尚金剛經註解》及1974年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內發現的三幅彩印的《南無釋迦牟尼佛》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套版印刷實物之一。據考證，其印刷時間為遼統和年間(983—1012)，它對我國套版印刷史的研究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一卷印刷精美的《金剛經》，經卷最後題有“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字樣。唐鹹通九年，就是868年。這件由7個印張粘接而成、長約1丈6尺的《金剛經》卷子，圖文風格凝重，印刷墨色清晰，雕刻刀法純熟，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確刊印日期的印刷品。這本《金剛般》卷子也被英國圖書館稱為世界上最早的書籍。此經原藏敦煌第17窟藏經洞中，1907年被英人斯坦因盜騙，曾藏於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現藏大英圖書館。
3、佛經文獻在印刷術傳播中的作用。
我國的印刷術發明不久，就傳播到國外，最先傳入的是朝鮮、日本、越南等鄰國，繼而西傳伊朗；並影響了埃及和歐洲。從在朝鮮、日本和越南發現的實物來看，大多是佛經文獻。據考證，其印刷技術均是中國傳入。
韓國，陝川海印寺大藏經版與版庫
大藏經經版
海印寺收藏的木刻佛經版於1237年到1249年刻成，共有80000版，是世界上保存最完整的早期佛教印經版。1995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存放這些木刻印經板的昌永藏經閣建於15世紀，也是科學和藝術的傑作。保存這些木刻經版的技術令人歎為觀止。
1966年，3米多長的《無垢淨光大陀羅尼經》在韓國慶州佛塔出土，據考證，此經為公元8世紀刻印。韓國學者以此經為由，試圖證明雕版印刷術起源於韓國，引發了印刷史上的“中韓之爭”。從上世紀八十年代直至九十年代，中國學界提出4點理由反駁:第一，據歷史文獻記載，佛塔是中國僧人幫助建造。第二，經文中有4個武則天時代造的字，共出現了8次，說明了經書的刻印年代。第三，《無垢淨光經》在武則天時期非常流行，特別是在洛陽，能夠佐證此經應該是刻印於洛陽。第四，韓國曆史上在這段時期內只有這一件文物出土，按照考古學“孤不為證”的道理，不能說明印刷術起源於韓國。而中國則出土了大量關於唐代的印刷品。經過中國學界的不懈努力及大量文物的佐證，現在，國際上絕大部分學者都認為雕版印刷術起源於中國。
日本的印本書保存至今的是卷子本在日本寶龜元年完成的(770年)《百萬陀羅尼經》，從時間上看可以斷定，這部經書的雕印技術是日本遣唐使和我國唐代楊州高僧鑑真傳給日本的。此外，越南在我國宋朝時也曾多次向中國求過釋藏。
因此，美國的印刷史研究專家富路特(L-C-Goodrich)認為：所有這一切仍然說明中國是最早開始發明印刷術的國家，印刷術是從那裡傳播到四面八方的，而佛教是主要傳播媒介之一。
二、豐富了圖書版本和類型
佛經文獻歷代皆有，種類繁多，數量龐大，在歷史上產生很大的影響，在世界文化史上佔有特殊的地位，它為研究中國古代書籍制度的發展提供了佐證，在書史研究中也有重要意義。
佛經的寫印方式主要有寫、印兩種。因而產生了寫本和印本兩類。在雕版印刷術產生前的漫長歲月中，佛經流傳主要靠寫本。寫本中最多的是墨書，書寫形式有橫行、豎行兩種，此外還有朱書、色書等，有些佛經中帶有彩繪插圖。從圖書發展史來看，漢至唐佛經寫本較多，但流傳下來很少，多在敦煌遺書之中。唐至宋、遼、夏代，寫經數量多，流傳下來也多，如山西應縣木塔中發現的遼代三件寫經，西夏時的《光明最勝王》等。自宋以後，幾不見佛經寫本，而刻本日增。
佛經印本主要有私刻、坊刻、官刻，而唐代佛經多為民間的私刻和坊刻。如1944年成都唐墓出土成都卞家刻印的《陀羅尼經咒》、西川過家所雕《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及浙江龍泉塔中發現的卷本《妙法蓮華經》等。
成都出土的唐代印刷品梵文《陀羅尼經》
1944年，成都市東門外望江樓附近的唐墓出土一份印刷品《陀羅尼經》，約一尺見方，上刻古梵文經咒，四周和中央印有小佛像，邊上有一行漢字依稀可辨，為“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印賣咒本”。此經咒所題“成都府”卞家印賣的時間當在757年之後。可以說明四川成都早在八世紀中葉，雕版印刷已經流行。這份印刷品現存四川博物館。是國內現存比較重要的一份唐代印刷品實物。
1974年在西安出土的梵文陀羅尼經咒，被認為是至今發現最早的印刷品，印刷於公元7世紀。雖然只是殘片，但精美的印刷質量深刻說明了當時雕版印刷術的發達。
1996年11月20日，陝西省文物鑑定委員會組織有關專家，對1974-1990年間在西安出土的五件陀羅尼經咒印本及伴隨出土的銅鏡、銅臂釧等文物進行了省級鑑定。其中年代最早的印本陀羅尼經咒，是1974年在西安柴油機械廠基建工地出土的梵文陀羅尼經咒。這件陀羅尼經咒，長27釐米，寬26釐米，質地為麻紙；印本表面文圖佈局為三部分，正中是一長六釐米、寬七釐米的空白方框，其右上方有豎行墨書"吳德□福"四字(框位缺字似應為"冥"字)；方框外環四周是梵文經咒印文、印文四邊圍以三重雙線邊框，其間佈滿蓮花、花蕾、法器、手印、星座等圖案。根據印本質地、文字和圖案的風格特點，以及同墓出土的隨葬品銅鏡和盛裝經咒的銅臂釧均系唐初或隋朝製品，陝西省文物鑑定委員會鑑定其為唐初印刷品。儘管對此件經咒的刻印時間還有不同意見，但綜合經咒本身的特徵和隨葬物的年代，此件為唐早期印品的鑑定意見是可信的。另外四件經咒的印刷年代，各鑑定委員雖看法不同，但其均系唐代印品這一點認識是一致的。無疑，唐代五件陀羅尼經咒印本的出土，是近二十多年來有關印刷文物的重大發現，對印刷歷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五代以後，官刻本逐漸佔據主導地位，但私刻的五代刻本，刻宋本、金刻本、明刻本仍為數不少。刻印地區主要在浙、閩、蜀等地。
官刻佛經是五代以後出現的，它在數量和質量上要優於私刻。特別是南北兩宋時期，我國雕版印刷處於黃金時代，官刻釋經較多，當時釋經在各地開雕，而印刷則統一在京師進行，如開寶四年(971年)雕刻的《開寶藏》等。在明代，官刻佛經專門由司禮監統屬的經廠和番經廠負責，所刻佛經稱為經廠本。
開寶藏 卷軸裝式
佛經文獻不僅種類繁多、內容豐富，而且裝幀形式多樣，有卷軸裝、經摺裝、冊頁裝、線裝等。書寫材料多為紙絹，許多佛經都為孤本、秘本、珍本、善本，具有極高的收藏和使用價值。
《龍藏》經版 至今仍能用於印刷
目前，世界上只有兩部漢字大藏經的經版存世，一部是《高麗藏》，現存韓國伽耶山海印寺。一部就是我國的《龍藏》。用上等梨木雕刻而成的《龍藏》經版共7萬餘塊，完工260餘年，保存完好，至今仍能用於印刷。雕刻《龍藏》用的材料是上等梨木。梨木木紋平直，紋理密集整齊，材質堅硬，不易變形，是用來製作雕版的上好木材。《龍藏》經版通體烏黑，彷彿一大塊木炭，是印刷經書時的墨跡浸染所致。但木頭的紋理、當年雕刻時的刀痕在墨跡下仍清晰可見。經版採用陽刻雕法，也就是字體凸出，不過字形和行序皆為反向，每塊經版長80釐米，寬30釐米，厚3.7釐米，也都是用一整塊梨木雕刻而成。根據經版的大小揣測，製作經版的梨木直徑至少在30釐米以上，而且只有最寬處的一部分木材可用。梨樹質地堅密，生長非常緩慢，直徑30釐米也要有五六十年樹齡。而實際取材時砍掉的梨樹，恐怕樹齡多在百年以上。
三、促進了文化交流
佛教在我國的廣泛傳播，客觀上對我國與各國、各民族文化交流起到了促進作用，它開啟了中外圖書文化交往的大門，推動了我國圖書事業的發展，而佛經翻譯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之一。
由於佛教流傳範圍廣，我國各民族地區均受其影響，故而競相翻譯佛經，這就極大物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譯經事業在我國圖書史上留下了光輝燦爛的一頁。
四川德格印經院的藏文大藏經經板庫
四、完善了目錄體制
佛經目錄是我國目錄學史上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我國文化寶庫中燦爛奪目的瑰寶。它不僅對研究我國各朝各代佛教事業發展提供了依據，而且對完善目錄體制、豐富目錄類型、研究目錄體制的發展、變革具有重要意義。
梁朝天監年間，又有三部講經目錄書問世，即僧紹的《華林殿眾經目錄》、寶唱的《眾經目錄》及僧佑的《出三藏記集》。其中以《出三藏記集》最為有名。該書在收錄範圍、書目方法、分類體系上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在目錄學思想上也形成了一定體系，對當時的目錄學家影響巨大，特別是梁武帝時期的阮孝緒，在其所編的《七志》中第一次正式給佛經設立了部類“佛法錄”成為綜合目錄七分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取得了與漢籍文獻平等的位置。由於佛教影響日深，使圖書目錄類型增加，體例也發生了變化，從而使目錄學進入一個轉折變化的歷史時期。
隋唐兩代是佛經目錄編制的繁榮時期。印度、泥泊爾等地的佛教目錄對此時的目錄學影響較大。隋代佛經目錄大量問世，其中《大隋眾經目錄》、《歷代三寶記》、《隋仁壽年內典錄》、《林邑所得崑崙書諸經目錄》、《眾經目錄》等較為有名。唐代佛經目錄眾多，初期的代表作是《大唐內典錄》。但價值較高，在我國目錄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是《開元釋教錄》。此外，《開元內外經錄》、《眾經目錄》、《大週刊定眾經目錄》等也較為有名。這些目錄為研究隋唐的歷史、社會和文化發展提供了依據，也豐富了目錄學的內容和類型。
自宋以後，佛經目錄的編制日漸衰落，這時期的佛經目錄雖多，但影響遠不及隋唐之盛。其中較為重要的是元代《至元法寶勘同總錄》。
總之，佛經目錄的出現，使我國的目錄類型多種多樣，目錄體制也日趨完善。
五、加快了書籍制度的演化
我國古代書籍制度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簡策制、卷軸制、冊葉制。而卷軸制向冊葉制的轉化是一個重要的階段。
這種轉化就是受佛經文獻的啟發。也可以說，佛經文獻在卷軸制向冊葉制轉化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趙城金藏 卷軸式
《趙城金藏》於金皇統九年（1149）前後開雕，大定十三年（1173）前後工畢。因刻於金代，後被供養在趙城縣（今屬洪洞縣）廣勝寺，每卷卷首又加刻廣勝寺刊刻的《釋迦說法圖》，被叫做《趙城金藏》，也簡稱為“趙城藏”。它基本上是《開寶藏》的覆刻本，並有部分是遼藏的覆刻本與遼藏的坊刻本，裝幀也同是卷軸式。
眾所周知，卷子書長且舒捲費事、費時。自西晉以來，有時只需念其中一部分，這樣卷子書則十分不便。到了唐代，接受了印度貝葉經形式的啟示，將經卷改為經摺裝，又稱梵夾裝。
梵夾裝
思益梵天所問經卷四 唐末五代寫本，1900年出甘肅省敦煌縣莫高窟藏經洞。梵夾裝，存下夾板。
此後演化為旋風裝，從而進一步產生了冊葉制度的最早形式蝴蝶裝。
蝴蝶裝
1991年寧夏回族自治區賀蘭縣拜寺溝方塔出土經書共九冊，包括《吉祥遍至口和本續》等四種經文，白麻紙本，木活字版精印，蝴蝶裝。封皮貼有書籤。首頁載有“集經”、“藏譯”、“番譯”者的名字。這是藏傳佛教經典的西夏文譯本，也是現在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
由此可見，書籍制度由舊形式向新形式的發展過渡中，佛經文獻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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