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的創作背景
北宋治平四年，宋英宗駕崩，太子趙頊繼位，改元熙寧。而朝堂外一位年近半百的學者匆忙前來覲見，並把正在修編的《通志》呈送給宋神宗，宋神宗對此非常重視，親自為該書提名《資治通鑑》，取“有鑑於往事，以資於治道”之意。
這位學者便是司馬光，而他已經在這本書上花費了數年，英宗時期的司馬光擔任諫官一職，並屢次就朝堂內外的亂象秉筆直言，但由於諫官人微言輕，許多建議並未被皇帝採納，司馬光憤然向皇帝遞交辭呈，辭呈得到了皇帝的批准，但仍讓其擔任龍圖閣直學士。於是暫時清閒的司馬光於治平三年著手整理史書，暫命名為《通志》，這本書參照了《史記》等書，從三家分晉講到秦二世而亡。這項工作得到了英宗的讚賞，並作出指示，要求司馬光繼續按年代編寫，並設立書局，由司馬光自行選擇編書助手。
宋朝是一個文治國家，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因此歷代帝王對史書的編撰都十分重視，在司馬光之前，宋朝便有專門的人員編撰帝王讀物，比如當時十分著名的《太平御覽》、《冊府元龜》，這些書往往涉及正史、野史、典故、寓言，篇幅巨大，讀起來十分費力，曾經宋太宗為自誇好學，把《太平總類》賜名《太平御覽》，並聲稱：“此書千卷，朕欲一年讀遍。”毫無疑問，對於帝王來說，潛心讀完其中一本確實耗時耗力，基本上只是象徵性的翻閱幾次，一是向天下宣傳自己的文治之功；二是勸誡臣子和讀書人要潛心治學。
在龍圖閣的工作經歷讓司馬光意識到，由於史籍繁多，單純的通過翻閱史書來了解歷史總結經驗對普通人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急需一本能幫助天下讀書人通讀歷史的集大成之作。他自述道：春秋之後，迄今千餘年，《史記》至《五代史》一千五百卷，諸生歷年不能竟其篇第，畢世不能舉其大略，厭煩趨易，行將泯絕。餘欲託始於周威烈王命韓、趙、魏為諸侯，下訖五代，因丘明編年之體，仿荀悅簡要之文，網羅眾說，成一家言。這和普通人所理解的該書是帝王之書的概念大相徑庭。
或許趙頊提名《資治通鑑》時並未考慮到這本書以後的影響力，和他的那些先皇一樣，只是為了完成歷代修書這一面子工程，然後再題個漂亮名字標榜自己。但宋神宗並不是那種碌碌無為之輩，宋朝前中期的皇家十分重視儲君的執政能力和思想品德的培養，趙頊也是如此，他是一個好學且有志向的太子，在學習過程中經常由於忙於請教學問而忘記進膳，以至於他的父親趙曙每次都要專門派人提醒。而趙頊為人也十分謙虛禮貌，平時衣帽整齊，注重禮節，天熱的時候和前輩交談也不敢用扇子，生怕讓人覺得不尊重。他喜歡讀《韓非子》，渴望富國強兵，而當時他讀過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對王安石的經濟治國思想十分贊同。
趙頊繼位時宋朝正面臨著一系列問題，一方面政府內部冗官冗兵問題十分突出，以至於組織臃腫混亂、效率低下、軍費開支龐大，另一方面每年為遼國和西夏繳納的歲幣數額巨大，讓整個北宋財政年年虧空，國家不得不向百姓徵收賦稅徭役，逼得百姓不得不起兵造反。這讓宋神宗產生了改變祖宗之法的念頭，熙寧元年，趙頊就召王安石進京，詢問治國變法之道。王安石自上次變法失利後一直在等待時機，而眼前這位懷揣著雄心壯志的年輕帝王正和他的想法不謀而合。第二年，變法新政便頒佈出臺，分為“富國、強兵、取土”三部分。
新法遭到了幾乎所有人的反對，不僅從內容和效益上對新法進行非難，而且在思想、道德上大肆指責，說王安石“變祖宗法度”，“以富國強兵之術，啟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在朝議紛紛面前，王安石不為所動，喊出了“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三不足的口號， 趙頊對王安石表示支持，說：“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實，亦無補於事。”主張道德與功名並重，反對守舊派空言道德、在政治上無所作為的做法。
這次新舊兩派的鬥爭，宋神宗堅定的站在了王安石的一邊，大量的保守派大臣上疏請辭，一時間呂公著、劉述、劉琦、錢鑼、孫昌齡、王子韶、程顥、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溫、楊繪、劉摯、範純仁、李常、孫覺、楊宗愈、歐陽修等一大批保守派或被勸退，或被派出京城。熙寧三年，擢王安石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位同宰相，權傾朝野，於是農田水利法、青苗法、均輸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馬法、方田均稅法等新法先後頒行天下，變法進入了高潮。為了及時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趙頊特命設置了“制置三司條例司”，即制定戶部、度支、鹽鐵三司條例的專門機構，由王安石和知樞密院事陳昇之主持；在這個機構中，趙頊聽從王安石的舉薦，起用了呂惠卿、章惇、蔡確、曾布、呂嘉問、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
這次的變法在實施過程中舉步維艱，新法觸犯了官僚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而這些利益大多根深蒂固，很容易牽一髮而動全身，就連皇后、太后都支持保守派。並且變法方案確實也存在許多問題，在實施過程中雖然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國家財政和軍事都得到改善，對大地主大商人進行了打擊和限制，但並未徹底改變上層結構，在實施過程中許多舉措被扭曲和篡改，最終壓力被轉移到百姓頭上。
司馬光在這次新舊兩派的鬥爭中，整體是偏保守派的，但對王安石的變法仍抱以觀望態度，他認為部分善政可以慢慢嘗試推廣看看效果，並極力勸解兩派講和。他司馬光有自己的立場和判斷準則，比如王安石主張解放思想，司馬光則主張禮儀教化，兩人經常就某些問題在朝堂上激烈爭辯，但當時的司馬光並未就變法明確表態。直到青苗法出臺，並且在實施過程中出現巨大的弊端，司馬光才站出來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他認為放貸收息的責任在縣官而非百姓，應該對基層幹部出臺法律，而不是對百姓。但青苗法仍然被強行推行下去。
宋神宗對司馬光是十分敬重的，他也希望司馬光能夠和王安石一道輔佐他實現富國強兵的夢想，因此打算提拔司馬光為樞密副使，但司馬光藉口“不通財務、不習軍旅”堅決推辭，並請求離京，後得知好友範鎮因直言勸諫而被罷官，於是憤然退居洛陽，不談政事，一心撲在《資治通鑑》的編撰上。司馬光甚至把自己關在地下室裡，只和副手一塊工作，這樣的工作持續了十五年，編成之時，司馬光已從那個在朝堂上唇槍舌劍據理力爭的錚錚文人，變成了一個牙齒脫落，雙眼模糊，身體佝僂的六十多歲的老人。
元豐七年，這位老者攜全書呈給神宗皇帝，趙頊對這本書非常重視，在每編首尾都蓋上了睿思殿圖章，並親自做序。其實司馬光離開京城之後，趙頊對變法已經產生了疑慮，並且改革派內部也發生了分裂，神宗開始有意無意得聽取他人意見，對王安石不再言聽計從。熙寧九年的時候王安石家中變故不得不辭去相位，隨後徹底放棄了政務。此時失去了新舊兩派支持的趙頊真正成為了孤家寡人，無奈他又重新啟用了舊派的官員，一邊平衡兩派勢力，一邊獨自堅持改革。這次動盪之後，趙頊改年號“元豐”，接下來的改革由他親自操刀，他採用了更為強硬的手段，基本建立起有效的中央集權，一舉改善了長久以來籠罩在宋朝上空的冗官冗兵現象。
元豐八年，由於西夏戰事失利，宋神宗備受打擊，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大臣勸其立儲，這位年輕的卻胸懷大志的皇帝只能無奈的答應，並在三月帶著遺憾離開人世。人亡政息，哲宗即位後，皇太后召司馬光主政，數月間，新黨盡被罷黜，新法盡被廢止。
宋代以後，由於時局的不同，人們對司馬光的評價也時褒時貶，但從當時宋朝人的角度看，司馬光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宋史》記載元豐八年司馬光回京執政途中景象時這麼寫道“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人們簇擁以至於車馬無法前進，百姓們都勸他：不要回洛陽了，留到皇帝身邊當宰相，救救百姓吧。）京城百姓為了觀看司馬光的丰采，許多人竟爬樹登屋窺瞰，以至“屋瓦為之碎，樹枝為之折。其得人心如此”。司馬光死後，京城人罷市往吊，“胃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歸葬陝州時，“哭者如哭其私親。”
司馬光在歷史舞臺上扮演的是忠臣賢相、正人君子、儒家正統的角色，在個人品質上也值得稱道，他的政治主張偏重於平和，和王安石疾風驟雨的行為作風正好矛盾，但司馬光並不會因為政見不合而攻擊王安石，相反二人經常在私下裡偶有交往。並且司馬光的執政理念更容易被當時的百姓接收，因此深受百姓的愛戴，在朝廷中德高望重，被大多數人擁護。所以我們在看待司馬光的時候，不能單純的以保守派來稱呼他，更不能把北宋的滅亡歸咎於他。他說他之所以寫《資治通鑑》是因為：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這本書雖然是為封建統治所做，但其價值並不侷限於“統治技術”，他不僅為後人研究歷史、總結歷史經驗提供了參考，而且它的主題涉及仁、義、禮、智、信各個方面，提倡愛民，愛國，善政，是一部具有值得所有人反覆研讀的歷史鉅著。
資治通鑑的歷史價值
我國曆代均設置有史官，分為起居注史官和史館史官，前者屬於皇帝侍從，平時記錄皇帝的言行舉止和家事政務，後者專門編纂前朝官方歷史。史官們大多秉持“秉筆直書”的傳統。比如
《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夷皋聚斂民財，殘害臣民，舉國上下為之不安。作為正卿的執政大臣趙盾，多次苦心勸諫，靈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殘害。他先派人刺殺，未遂，又於宴會上伏甲兵襲殺，未果。趙盾被逼無奈，只好出逃。當逃到晉國邊境時，聽說靈公已被其族弟趙穿帶兵殺死，幹是返回晉都，繼續執政。董狐以“趙盾弒其君”記載此事，並宣示於朝臣，以示筆伐。趙盾辯解，說是趙穿所殺，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說：“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意思是他做為執政大臣，在逃亡未過國境時，原有的君臣之義就沒有斷絕，回到朝中，就應當組織人馬討伐亂臣，不討伐就未盡到職責，因此“弒君”之名應由他承當，這是按寫史之“書法”決定的。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齊國的大臣崔抒與齊莊公為爭奪美女發生矛盾。崔抒藉機殺了齊莊公，立了齊景公，自己做了國相。對此，齊國太史記道："崔抒弒其君"。崔抒不願意在歷史上留下弒君的惡名，下令把這個太史殺了。繼任的太史還是這樣寫，又被殺了。第三個太史仍然這樣寫，也被殺了。第四個太史照樣直書其事，崔抒感到正直的史官是殺不絕的，只好作罷。這時，齊國另一位史官南史氏，聽說接連有三位太史因實錄國事被殺，惟恐沒有人再敢直書其事，便帶上寫有"崔抒弒其君"的竹簡向宮廷走去，中途得知第四位太史照實記錄沒有被殺，就回去了。
如果單純的以據實記載來要求司馬光，這不僅不符合現實情況，也不符合司馬光的創作目的。即便是司馬遷創作的《史記》也不過是經過加工處理後的一家之言，這樣的史書是“通古今之言”的創作，也就是在尊重歷史事件真實性的基礎上，通過其他語言表述方式和選材角度的後期處理，司馬光也是如此。他說：“每患遷、固以來，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讀之不遍，況於人主，日有萬機，何暇周覽！臣常不自撰，欲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也就是說《資治通鑑》在內容選材上是重點突出政治鬥爭的，全書通過分析政權興替的前因後果，歷史事件之間潛在的聯繫，總結出有利於國家統治和長治久安的歷史結論。
基於司馬光當時的身份和所處的時代背景，他需要把倫理、儒學、以及禮教等一套理論捆綁在歷史基礎上推廣宣傳。他在《資治通鑑》開卷中說道：“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紀綱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庇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
“天生烝民，其勢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內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強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子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坑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為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為苟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大宋承之。”
按照現代人的觀點，司馬光這套理論明顯違反了歷史常識，簡單的把國家強盛歸功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套禮樂制度上，而把國家滅亡歸結於“王德即衰”和“五行相剋”。但這是由歷史大環境決定的，司馬光需要為封建統治服務，需要運用這套理論來告誡帝王和警告世人。但同時司馬光對待歷史發展還是有自己的看法的，這一方面是基於自己的政治立場，一方面是源於自己對歷史的直觀經驗。
當時的司馬光是非常反對對外用兵的，而宋朝一直處於軍事劣勢方，宋朝自太宗太平興國二年起，與當時最為強大的少數民族國家遼國發生了劇烈的摩擦，此後雙方多次交戰，宋朝敗多勝少。宋真宗時期，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這種用經濟換和平的方式，讓宋朝獲取了暫時的安定，此後西夏的崛起，讓宋朝面臨新的危機，因此在仁宗、神宗一朝與西夏的戰與和成為了最為主要的政治議題。而神宗即位後，相繼對越南地區和西夏大規模用兵，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卻收效甚微。因此司馬光對漢朝時期漢匈戰爭做了系統的描述，並用極其刻薄的語言評價了漢武帝：“孝武帝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資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愛忠直之言卻惡人欺蔽。好貴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託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
再看班固在《後漢書》中對漢武帝的評價：“漢承百王之弊,高祖撥亂反正，文景務在養民，至於稽古禮文之事，猶多闕焉。孝武初立，卓然罷黜百家，表章《六經》，遂疇諮海內，舉其俊茂，與之立功。興太學，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禮百神，紹周後，號令文章，煥然可述，後嗣得遵洪業而有三代之風。如武帝之雄材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
很明顯可以看出，司馬光的立場和班固的立場是截然相反的。東漢時期班家一門忠烈，經略西域，自然提倡武功，並且作為西漢的後繼王朝，站在劉氏王朝的角度上評價自然也會偏向於褒揚。而司馬光看到歷年征戰除了勞民傷財之外沒有取得大的成效，而且主張變法的神宗和王安石對西夏戰事也持支持態度，不排除司馬光為了反對而反對的可能。
而對於王莽，司馬光自然也是大做文章，稱其“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造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定，吏緣為奸，天下嗷嗷，陷刑者眾。”歸根結底還是因為王莽作為篡位者，在倫理上就被司馬光所鄙視，而且王莽改制雖然出發點是好的，取得了一點點成效，但其弊端直接導致了新朝的覆滅，司馬光在這裡毫無疑問是為了諷刺王安石的新法。在《資治通鑑》中司馬光更多的是讚揚那些忠誠的臣子和將領，比如劉琨，而對那些開疆拓土的將領比如霍去病，卻避而不談。
除此之外，司馬光對歷史的大部分觀點還是值得認可的，他談論東漢滅亡提出東漢的政治變動分為三個階段，光武中興和明章之治為第一階段，曰：“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瓷也。”和帝至桓帝之間為第二階段，曰：“政治雖濁而風俗不衰。”桓靈以後為第三階段，曰：“遂使乘輿播越，宗廟丘墟，王室蕩覆，燻民徐炭，大命隕絕，不可復救。”再以唐朝宦官亂政為例，曰：“宦官之禍，始於明皇，盛於肅、代，成於德宗，極於昭宗。”這些精準獨到的總結體現了司馬光高屋建瓴的歷史眼光，也為後世的研究提供了一個尺度標準。
除了個人的立場和經驗外，司馬光對《資治通鑑》投入的心血也是不容忽視的，司馬光說“抉摘幽隱，校計豪釐”，“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伸歸一途”。因此在選擇材料時，司馬光本著求實的原則，所選材料基本都出自正史；並且他對材料的選擇也極為考究，也就是他所說的“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這個工作勢必是非常繁瑣的，往往數百卷的史書，經過刪減之後能用到的僅有數十卷，他在信中說道：“某自到洛以來，專以修《資治通鑑》為事，於今八年，僅了得晉、宋、齊、粱、陳、隋六代以來奏御。唐文字尤多，託夢得將諸書依年月編次為草卷，每四丈截為一卷。自課三日刪一卷，有事故妨廢則追補。自前秋始刪，到今已二百餘卷，至大曆末年耳。向後卷數又須倍此，共計不減六、七百卷，更須三年，方可粗成編。又須細刪，所存不過數十卷而已。”
在整個加工過程中，司馬光很注重行文的美感，在古代的史書中，大部分的史書讀起來都寡淡無味，如同一個模子刻出來的，《史記》、《後漢書》、《三國志》等寥寥數本值得一讀，大部分要麼太過龐雜，如《舊唐書》和元朝修的《宋史》，有的又太過簡略，比如歐陽修寫的《新唐書》和《新五代史》。而《資治通鑑》就史書的文學水平來看是值得大家的稱讚的，閱讀起來十分流暢，人物特色鮮明，故事邏輯清晰，環環相扣，引人入勝。對於原史書中記載的好的故事，司馬光偶爾會全文節錄下來，，對於名家點評，他也會選擇一些附在一旁。
如李愬雪夜人蔡州，平吳元濟這件事，如果把《通鑑》和《新唐書》對讀，就可以看出司馬光的手筆了。《新唐書》說:“師夜起……出文城柵，令曰:‘引而東’，”。《通鑑》的敘述是:“……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通鑑》說明了下令的緣由“但東行”頓時就把當時戰爭緊迫的氣氛和李愬的果斷決心的語氣都介紹出來，李愬夜裡偷入蔡州，《新唐書》的文字是“李佑等坎墉先登，眾從之，殺門者，發關，留持拆傳夜自如。”《通鑑》的描述是:“李佑、李忠義攫其城，為坎以先登，壯士從之，守門卒方熟寐，盡殺之，而留擊析者，使擊拆如故。遂開門納眾，及裡城，亦然，城中皆不之覺。”《新唐書》的文字費解，當時的一些情節被刪掉，夜襲的氣氛也沒有寫出。《通鑑》寫得層次分明，從攻外城到裡城，步步緊扣。《通鑑》在寫李愬入蔡州前，加了一段文字“自吳少誠拒命，宮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這就揭示李想夜襲蔡州能取得成功的緣由。高明史家寫史不但要敘史事經過，而且在行文中讓讀之者理會史事發展之趨向。
司馬光的《資治通鑑》是一本帶有個人色彩和政治目的的鴻篇鉅製，這與他的時代背景和個人立場有關，但並不能否認這本書的歷史價值，從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瞭解到他一生所追求的儒道，而且能在他的引領下撥開歷史迷霧，重新看待中國的整個歷史變遷，並從中得到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財富。
閱讀更多 我就是上官良i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