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讀過一個報告，說2002年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最高的是科龍電器，年薪達到750萬，然後是福耀玻璃和用友軟件，分別達到127.11萬和123.33萬。公司高管薪酬最低的是山東濟南百貨，公司最高年薪才0.8萬，其次是山東的山大華特和天津的燈塔油漆，分別只有0.92萬和1萬。
從1998年開始，中國上市公司開始公開披露高管年薪，口徑是三位最高收入的高管的年薪之和。一般來說，收入最高的前三名中，往往包含了董事長和總經理，因而這個數據基本上能夠表達企業最高管理者的收入狀況。1998年，高管的平均年薪為51761元，到2001年，增至11.6萬元，即4年增長1倍。
到了2006年，在已披露2006年年報的1254家上市公司中，高管個人平均年薪為16.28萬元，比2001年只增長40%。但是顯著的特點是，公司高管之間的薪酬差距拉大了。中國平安以7464.85萬元年度報酬總額成為高管最高薪公司。緊隨其後的是中國銀行是3211.33萬元，排名第三的是S深發展，高管年度報酬總額為2932萬元。從總經理職務角度統計，最高的為中國平安，年度報酬1338.2萬元，是最低者1.2萬元的1115倍。
現在的問題是，到底是什麼在決定CEO或者公司高管薪酬？為什麼同樣銷售額或利潤水平時，CEO或公司高管的收入卻大不一樣？
在我們的印象中，薪酬應當是一個人對公司貢獻的評價，一個人為公司貢獻的評價。實際上，這個結論只存在於同一家企業，在不同的企業，薪酬實際上與一個人對企業的貢獻並沒有線性關係，比如說，在同樣利潤貢獻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利潤少的總經理比利潤多的總經理的薪酬高很多。
比如專業期刊《阿爾法》公佈的2006年世界頂尖級對沖基金經理的收入調查顯示，25名收入最高的對沖基金經理去年平均年收入比上年狂漲57%，達到5.7億美元。其中，Renaissance Technologies公司創始人詹姆斯·西蒙斯以17億美元的收入高居榜首；Citadel投資公司創始人肯·格里芬和ESL投資公司的創始人愛德華·蘭珀特以14億美元和13億美元的收入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廣為人知的索羅斯，以9.5億美元收入排名第四。
而《福布斯》2006年公佈的美國500強企業CEO薪酬排行榜前十名中，第一名是蘋果公司的史蒂夫·喬布斯才有 6.47億美元，戴爾公司CEO邁克爾·戴爾(Michael Dell)排名第六，為1.53億美元；思科首席執行官約翰·錢伯斯排名第十五，為7133萬美元；AT&T首席執行官愛德華·惠特克排名第二十五，只有4225萬美元。
我相信，沒有人認為蘋果公司的史蒂夫·喬布斯，戴爾公司CEO邁克爾·戴爾，思科首席執行官約翰·錢伯斯等等這些世界一流CEO，創造的價值會比那些基金經理少，但為什麼他們的薪酬大大不如那些頂級基金經理，三個蘋果CEO的薪酬才頂一個基金經理呢？
答案在於資源使用效率與制度設計。沃爾瑪的利潤有幾百億美金，但沃爾瑪的員工有超過兩百萬人，在全球有成千上萬的大買場。所以人均利潤並不高，而且佔用了大量的有型資源，而同樣的人均利潤，可能幾萬個沃爾瑪員工不及一個基金經理！這就是基金經理薪酬為什麼如此高的原因！
另一方面，越是依賴有型資產創造的效益，其制度安排相對越簡單，工業化複製越容易，管理的難度就會小一些（薪酬自然就少）。而越是依賴無形資產創造的效益，其制度安排越複雜，工業化複製越難，管理的難度就大一些（薪酬自然就高）。這一點也可從行業的統計數據得到證明，在22個行業中，高管人均年薪最高的是金融、保險公司最高，達到75.76萬元；最低的是木材傢俱行業與紡織服裝行業，僅為8.81萬元與11.56萬元。
而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從量上看是企業規模（硬件），而從質上看則是制度設計與人力資本，這就是為什麼發達國家的資產主要是軟資產，如金融，保險，投資，軟件等等，而發展中國家則主要是硬資產，如家電，紡織，機械製造等等。
從這個角度上講，我們富豪主要出在房地產與製造，這類行業產生的富豪是典型的權力與資源依賴型的富豪，富雖富矣，但財富的質量並不高。而美國投資公司高盛2006年全部員工報酬約為164億美元，也就是平均每個員工62.2萬美元，這才是真正的高質量的財富。所謂的中產階層，不是靠苦力做出來的，而是制度與智力投資的結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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