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貿易爭端的核心原因是什麼？經濟學家們最普遍的觀點是，中美兩國儲蓄率是引起中美貿易失衡的核心。
加入WTO之後的十年間，中國的人口紅利，讓企業獲益頗豐，政府居民也順帶收益，推高了整個儲蓄率。然而，到了2010年前後，中國的儲蓄優勢已經見頂，人口紅利消失了，隨之而來的是深度的老齡化。
從經濟學恆等式出發，即便沒有特朗普的貿易戰，中國經常賬戶下的商品出口盈餘，也在快速下降，貿易赤字問題已經在今年一季度擺上了檯面，未來對於國外資本的依賴將日益抬頭。
這就是中國面臨的問題，恰恰又來了個特朗普，要降低經常項目赤字，減少對國外資本的依賴。顯然，這將加快中國經常項目盈餘的萎縮，讓中國直面更大匯率波動。
更主要的是，全球資本項下的資金流動，仍未擺脫“盧卡斯悖論”的“魔咒”。從中國自身看，作為一個人均收入水平低和資本相對稀缺的新興市場，卻仍然以債權國的身份向國外輸出大量資本且對外淨資產規模總體呈上升趨勢，就能看出端倪，資本不從富國流向窮國，而是相反。
貿易戰的核心在儲蓄率
中美貿易爭端的核心原因是什麼？其實，經濟學家從中美經常賬戶失衡上也做過很多分析。這方面最普遍的觀點是，中美兩國儲蓄差額是引起中美貿易失衡的核心。即美國過度消費，國內儲蓄率短缺，不得不引入國外過剩儲蓄，從而造成了鉅額貿易赤字。而中國由於擁有全球最高的國民儲蓄率，出口商品，換來經常賬戶增長，對應的是資本項下的資金流向美國。
這裡面涉及到經濟學有個著名的恆等式：儲蓄等於投資。這個等式最初由凱恩斯提出，之後便在學界流行，到今天已成為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基石。現在，在一個開放的經濟體中，儲蓄等於投資+經常賬戶盈餘。可見，出口就是一種儲蓄。
如果一國的儲蓄率非常高，國內所有的投資不足以把所有的儲蓄都用掉，那麼該國就會把多餘的那部分資本出口。在國家的賬戶上，這部分出口，就體現為經常賬戶的盈餘。中國就屬於這種情況的典型。
如果換算到美國也是一樣的，儲蓄等於投資加上貿易赤字。儲蓄率不斷下降，則貿易赤字的不斷擴大。反過來也成立，就是說，貿易赤字的減少，也意味著儲蓄率的上升。
從宏觀恆等式的結構上看，特朗普的貿易戰，就是要化解貿易赤字，從根本上提高國家儲蓄率。
正是由於上述儲蓄一—投資的轉化機制，使儲蓄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正反饋放大機制的關係。高儲蓄形成更多的資本，導致更快的增長，帶來更多的收入，從而產生更高的儲蓄，“反之亦然”。
為什麼美國能如此肆無忌憚的打貿易戰？因為全球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一定程度上美聯儲就是世界央行，而各國央行則相當於全球各個商業銀行角色。美國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和利用全球所有經濟體的基本儲蓄賬戶、宏觀賬戶。
美國低儲蓄率隱患2010年已暴露
回顧美國總儲蓄率，可以發現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後是關鍵節點。2006年美國居民儲蓄率達到了最低水平，而總儲蓄率則在2010年下滑了最低水平。總儲蓄率下滑的結果，是美國家庭、企業和政府的負債規模空前龐大，無奈之下，不得不連續推出QE政策。
6月14日，在中美貿易戰前夕，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第十屆陸家嘴論壇（2018）”上演講時，也再次提到了這一點。“全球儲蓄率不平衡的問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從一開始就和國民儲蓄率密切聯繫。在最近一輪貿易戰過程當中，美國的貿易赤字不光是貿易問題，不光是生產能力、生產佈局問題，也涉及儲蓄率問題。”
與此同時，經濟學家林毅夫、耶魯大學教授史蒂芬•羅奇等人也都多次提出，美國儲蓄率太低是美國逆差的重要原因。出口導向型的中國經濟有賴於美國的消費需求，儲蓄短缺的美國需要進口廉價的中國商品和外國過剩資本。
其實，這種論調，最開始是2005年初，前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在解釋美國經常賬戶赤字暴漲時，首次直接提出全球儲蓄過剩的理論。他認為正是全球儲蓄過剩導致了美國的經常項目鉅額赤字。
伯南克認為，全球範圍內的儲蓄過剩，尤其是中國等亞洲國家和沙特在內的產油國，造成了全球範圍內的低利率。這些儲蓄流入美國購買國債，大量需求拉高價格並使長期國債利率降低，催生了美國房地產泡沫。
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後，持續十年時間內，中美兩國的債務規模空前龐大，槓桿率都非常高。當前，美國聯邦政府債務(美國國債)已經突破21萬億美元，再加上其他債務(家庭、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州和地方政府)，總體債務已接近70萬億美元。而中國債務情況也不遑多讓。
這個時候，較高的儲蓄率就顯得異常珍貴。誰有更高的儲蓄率，誰就能加大投資，延長債務週期，並能成功抵禦再一次的全球金融危機衝擊並率先實現經濟復甦。為什麼希臘在債務率112%時就爆發債務危機，而日本在債務率達到320%卻沒有債務危機，核心還是國民儲蓄率問題，日本國債絕大部分還是在日本國內消化。
中國出口的儲蓄優勢在快速消失
其實，在特朗普貿易戰之前，中國的儲蓄率已經在快速下降，反映在經常賬戶上，就是經常賬戶順差的不斷縮小。
從上圖的中國總儲蓄率來看，從2000年開始，中國總儲蓄率一路攀升，到了2010年的最高點51.5%。隨後快速回落，到2017年底46.4%。
對應的經常賬戶盈餘來看，2008年達到了1330億美元之後，一路下滑，到今年第一季度已經出現負值。
從中國經常賬戶盈餘/GDP比重，中國在2007年達到了10%，隨後快速下降，2017年已經回落到了1.3%，創下了18年來新低水平。
顯然，從上述恆等式出發，中國的儲蓄率在不斷下降，未來出口的優勢也在快速消失。即便沒有特朗普的貿易戰，中國經常賬戶下的商品出口，也面臨下降問題，貿易赤字問題已經浮出水面。
“盧卡斯悖論”的“魔咒”
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可能會進一步加大中國貿易盈餘的下行趨勢。今明兩年，中國的經常賬戶盈餘佔GDP的比例，將進一步縮小，不排除明年進入負值的可能性。
這將讓中國直接面臨匯率的更大波動。近年來，資本外流令人民幣匯率受壓，但經常賬戶盈餘抵消了這一影響。但是，經常賬戶盈餘的消失，讓中國的這一緩衝會大大減弱。假如經常賬戶赤字更頻繁地出現，中國將不得不減持外國資產或加大對外舉債以支付本國消費。
很簡單，經常賬戶的赤字，需要進口資本才能填補。外部負債，即欠其他國家的錢，迅速增加，需要中國加大資本項目的對外開放力度，為彌補赤字，中國會選擇向外國投資者出售更多債券和證券產品。
換到美國則恰恰相反，美國發動貿易戰的根本訴求，恰恰是降低經常項目赤字，從而減少對於國外資本的依賴程度。實際上，隨著中國貿易盈餘的不斷縮小，中國資本流出的規模也會越來越小，2008年之前全球儲蓄過剩的局面將快速消失。
然而，全球經常項目的再平衡，在特朗普的貿易戰之下，已經陸續展開。但是，資本項目下資金的流動，仍未擺脫“盧卡斯悖論”的“魔咒”。從當前中國作為一個人均收入水平低和資本相對稀缺的新興市場，卻以債權國的身份向國外輸出大量資本,且對外淨資產規模總體呈上升趨勢，就能看出端倪，資本不從富國流向窮國，而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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