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以北宋末年為背景的，但它所描繪的社會面貌、所表現的思想傾向，卻有鮮明的晚明時代的特徵。小說主人公西門慶是一個暴發戶式的富商，是新興的市民階層中的顯赫人物，他依賴金錢的巨大力量，勾結官府並獲得地方官職，恣意妄為，縱情享樂，尤其在男女之慾方面追逐永無休止的滿足。他以一種邪惡而又生氣勃勃的姿態，侵蝕著明代末期封建政治的肌體，使之愈益墮落破敗；而他那種肆濫宣洩的生命力和他最終的縱慾身亡，也喻示著他所代表的社會力量在當時難以得到健康的成長。
在《金瓶梅》中，有些兩性關係為巴結官權服務，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
西門慶的女兒西門大姐“就許與東京八十萬禁軍楊提督的親家陳洪的兒子陳敬濟為室。”（1回）西門大姐與陳敬濟的夫妻關係為西門慶接近巴結利用官權提供了方便。“蔡太師與我這四門親家楊提督，都是當朝天子面前說得話的人。”（14回）通過這種姻親關係，西門慶得以一步步接近朝中重臣，編織起龐大的官場關係網。這種兩性關係已經成為政治關係的基礎。
在《金瓶梅》中有的男女結合源於巴結官權等政治需要。亦官亦商的西門慶要在官場找靠山，正好“東京太師老爺府裡翟管家，前日有書來，說無子，央及我這裡替他尋個女子。不拘貧富，不限財禮，只要好的，他要圖生長。妝奩財禮，該使多少，教我開了去，他一一還我。往後他在老爺面前，一力扶持我做官。”（36回）西門慶自己已無未嫁之女，就把夥計韓道國的女兒韓愛姐嫁給翟管家，“自此兩家都下眷生名字，稱呼親家，”（38回）西門慶與翟管家的關係因此更加非同一般。他與夏提刑受賄私放殺人重犯苗青，被人告發，因為有“翟親家”的“鼎力相助”，西門慶才得以躲過懲罰。西門慶巴結、討好蔡狀元，除賄以金錢之外，還賄以女色，出資安排妓女董嬌兒等供蔡狀元淫樂。被西門慶私放的殺人犯苗青為了“感謝”西門慶，“又討了一個女子，名喚楚雲，養在家裡，要送與西門慶以報其恩。”（81回）這些兩性關係帶有明顯的政治功利性，在強大的政治權力面前，男女性愛喪失了它所應具有的獨立性和自主性，表現出十足的依附性和奴性，成為巴結官權的手段和工具。
《金瓶梅》還有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它所描寫的官商關係和金錢對封建政治的侵蝕。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奉行“重農抑商”政策，根本上是由於商人所擁有的金錢力量，足以對以政治權力為核心的封建等級秩序構成破壞。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城市工商業的興盛，這種破壞又終究是不可避免的。晚明時期正是這樣一個時代。
從《金瓶梅》中我們看到，明初朱元璋所頒佈的《明律》中關於房舍、器物、服飾等諸方面區分等級的規定，這時早已形同虛設。西門慶一家物質享用的奢華，遠遠超出於一般官僚，以至其妻妾走在大街上，會被路人議論為“已定是那公侯府位裡出來的宅眷”，“是貴戚皇孫家豔妾”。而官僚階層面對這種金錢力量，也不得不降尊紆貴。第49回寫文采風流的蔡御史在西門慶家作客，受到優厚的款待，還得了兩個歌妓陪夜，對於他的種種非法要求，無不一口應承。而位極人臣的蔡太師，也因收受了西門慶的厚禮，送給他一個五品銜的理刑千戶之職（34回），做了一筆權錢交易。至於賄賂官吏，偷稅逃稅，在西門慶更是輕而易舉之事。封建國家機器在商人的金錢的鏽蝕下，已失去其原有的運轉能力。
而西門慶正是憑藉其金錢買通政治權力，在相當的範圍內為所欲為，乃至發出這樣的“豪言壯語”：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傢俬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嫦娥，和姦了織女，擄了許飛瓊，盜了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57回）
在揭示政治腐敗、社會黑暗方面，《金瓶梅》所涉及的不僅僅是官商勾結、錢權交易，而是十分廣泛而又非常深刻的。儘管過去的小說在這方面也曾作出努力，但正如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說，我國戲曲、小說的特質之一，是“往往說詩歌的正義，善人必有其終，而惡人必罹其罰”。即使歌頌民間反抗鬥爭的《水滸傳》，也還是讓正義得到不同形式的伸張（包括死後成神這一類給讀者以精神安慰的形式），這多少給那種黑暗的社會抹上了一層理想色彩。而在《金瓶梅》中，我們卻看到許多無告的沉冤，難雪的不平：西門慶毒死武大，娶了潘金蓮，逍遙法外，即使英雄武松也對他莫可奈何；苗員外慘遭殺害，主犯苗青卻因此成了富豪；宋蕙蓮被害死後，她父親想給女兒報仇，結果也被迫害而死……，這種無辜者受盡煎熬、悲慘而死、毫無抵償的故事，在小說中比比皆是。而那個作惡多端的西門慶，卻享受了一輩子的富貴榮華。他最後的縱慾而死，即使有教人自我檢束的意味，也算不上“惡有惡報”；甚至他轉世投胎，也仍舊是做富戶。
現實的沉重和陰暗，使讀者感受到巨大的壓抑，從而更有可能認識到封建社會的本質。這種描寫，一方面是因為封建末世的政治確實格外地混亂無序，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作者對傳統道德已徹底失去信心，不再相信它能夠有效地約制社會的統治階層，提供正義的理想。
文本轉於孔夫子舊書網社區，原文作者姬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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