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皇帝的时候开始，就有功臣名将无辜被冤杀的悲剧，因为皇帝想要搞死谁，总有下属会制造出一些荒唐的“罪名”，比如曹操杀崔琰，罪名是“腹诽心谤”，办案的人又不是崔琰又不会读心术，又怎么知道崔琰在肚子里骂曹操？还有个罪名叫“莫须有”，这是被金人吓得断子绝孙的宋高宗赵构，和那个金人派回来的奸细加奸臣秦桧“君臣同心”发明出来的。而在“腹诽心谤”和“莫须有”之前，一位“明君”也发明了一个更荒唐的罪名，叫做“死后造反”，原话是“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汉朝有个“文景之治”，但是笔者总觉得有些荒唐，汉文帝自然是一位明君仁君，“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好事干了一箩筐。但是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确实不怎么样，在当太子的时候就是个暴脾气，因为下棋输了就恼羞成怒，打死了自己的本家兄弟，也就是吴王刘濞的世子刘贤。后来还闹出了一个“七国之乱”，为了向七国示好，还杀了力主削藩的晁错。所以“文景之治”其实是汉景帝在吃他老爹汉文帝的老本，还不如就叫“孝文之治”更恰当些。
平定七国之乱的第一功臣当然是条侯周亚夫，后来君主夸自己手下将领治军严整，都说“有亚夫之风”，比如徐晃战败关羽之后，曹操就赞叹：“徐将军可谓有周亚夫之风矣。”周亚夫一家可谓有大功与汉朝，因为要是没有周亚夫的父亲周勃，刘家天下可能就要改姓吕了。但是周勃也没有得到什么好下场，被人诬告谋反后又被汉文帝关了起来，受尽狱卒羞辱。幸好汉文帝是个明君，被老妈薄太后用头巾抽了一顿（太后以冒絮提文帝）：“周勃带兵的时候都没造反，现在偏居小县还能造反？是他脑子进水了还是你脑子进水了？”于是汉文帝知错就改，赦免了周勃。
但是周亚夫就没那么幸运了，汉景帝的老妈窦太后就不太靠谱，总是想着让自己的小儿子梁王刘武接汉景帝的班，当了太皇太后之后，还极力阻止汉武帝刘彻推行新政，要是她一直在世，汉武帝就别想派卫青霍去病去打匈奴。这样一个老太太自然没有薄太后那样深明大义，薄太后救了周勃，窦太后却不会跟婆婆学习，去救周勃的儿子周亚夫。
周亚夫治军严整，做人也很有原则，汉景帝废立太子，周亚夫反对；汉景帝想封大舅哥王信为侯，周亚夫反对；汉景帝想封五个投降的匈奴为侯，周亚夫还是反对——汉高祖刘邦已经定下死规矩：“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而且那五个匈奴人“背其主降陛下”，也不是什么好鸟。
坚持原则的周亚夫遇到了不讲理的汉景帝，下场自然要比老爹周勃惨。
因为总是唱反调，汉景帝就以“多病”为借口，免了周亚夫的丞相之职。病中的周亚夫心灰意冷也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就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而按照汉朝“视死如生”的厚葬习惯，打了一辈子仗的周亚夫自然是要用买一些“明器”，也就是“冥器”的，也就是生活器物的仿制品，比如陶俑陶车马，现代考古发掘表明，汉朝的富家大户墓葬里，都有仿制的猪羊圏、仓房、风车、磨坊，包括锅灶水井厕所都应有尽有，这些东西被统称为“明器”，其实也就是一些仿真微缩模型。
周勃的儿子就从皇帝的作坊“工官尚方”（古代制造帝王所用器物的官署）买了五百套仿真甲楯——“工官尚方”不是兵工厂，不负责制造制式武器。按理说皇帝开买卖（汉朝皇帝都做买卖，后来的主要商品是官爵），大臣买东西，公平买卖。但是周亚夫的儿子没给够运费，就被举报了，汉景帝自然要派人调查。周亚夫也很憋屈：我是一个消费者，买东西还犯法？买仿真甲楯要是犯法，那你公开售卖的算啥？于是周亚夫“有权保持沉默”，而汉景帝却认为周亚夫没权利保持沉默也不需要口供（骂之曰：“吾不用也”），就把他交给了廷尉。按照年代考证，这时候的廷尉（汉景帝改为大理）应该不是苍鹰郅都，郅都虽然也跟周亚夫不和，但是郅都是个有原则的人。而周亚夫遇到的廷尉就是一个秦桧式的奸险小人，他直接叱问周亚夫：“你要造反吗？”
周亚夫哭笑不得：““臣所买器，乃葬器也，何谓反邪？”这意思就是：“我买的是仿真的陪葬品，怎么造反？”这时候廷尉的无耻劲儿就表现出来了：“仿真明器在阳间是造不了反，但你可能去阴间造反（纵不反地上，即欲反地下耳）！”
周亚夫也知道，这个廷尉之所以敢这么欺负自己（吏侵之益急），完全出自汉景帝刘启的授意，于是绝食五天，呕血而亡。后来的事情表明，汉景帝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根本就没相信周亚夫会造反，只是要用“反地下”的荒唐罪名除掉这个功臣。目的达到后，就重新封周亚夫的儿子周坚为侯以继承爵位，要真是认为周亚夫谋反，别说封侯，早就诛灭九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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