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原的青銅文化如火如荼之時，面對銅料欠缺的窘境，務實的越人另闢蹊徑，開創了瓷器生產的新紀元。唐宋時，瓷器不僅是浙江重要的經濟產業，更是主要的貿易產品。
造型奇特的人首陶瓶是嘉興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它出土於嘉興，是屬於距今約6000至5100年的崧澤文化。崧澤文化為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之間承上啟下的階段，為新石器時代母系社會向父系社會過渡階段。
這個文化時期雖然名氣不如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那麼響亮，但卻是長江中下游、太湖流域的重要文化階段。這個陶瓶呈葫蘆形。
而葫蘆衍生人類與拯救人類的神話傳說，是中國神話中影響最為深遠，涉及民族最多，文化積澱歷史最長，流佈面積最廣的一個。
在遠古先民看來，葫蘆象徵著子嗣繁衍、昌盛，繼世綿長於千秋萬世，隱含著母系社會的影像，陶瓶的造型也就有了更深的寓意。這要比秘魯莫切文化晚期的人物肖像陶壺早數千年。
秦漢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大動盪大變革的時代，各行各業的面貌都煥然一新，古老越地的陶瓷業也是如此。進入東漢，過去的原始瓷悄然退出歷史的帷幕，一種面貌全新的青瓷在上虞曹娥江中游地區的窯場誕生了。
上虞出土的大量越窯青瓷罐，證明了浙江在東漢晚期瓷窯遺址出土的標本，數據達到或超過了現代瓷器的標準。
雞首壺在三國至隋唐時期的墓葬中大量出現，展覽展出的雞首壺出土於餘姚。
雞為陽性，有禳災除兇之意。漢人應劭《風俗通義》雲，雞可以“御死辟惡”；又司報時，名“午時雞”、“司夜雞”，有驅百鬼、祛百病、辟邪惡的厭勝功能。
雞首壺雖然比較常見，但將雞首壺壺鋬做成黃鼬形較為罕見，黃鼬俗名黃鼠狼，是雞的天敵，將兩者組合在一起，正是構思者的巧思，妙趣橫生。
蕭山博物館收藏著一對西晉青瓷俑。武士頭戴尖頂翻蓋帽，有明顯的北方胡人帽的風格，身穿斜襟交領寬袖大袍，卻是典型的漢人服裝樣式；右手持環首刀，左手持盾；鼻樑高聳，嘴巴上有捲翹的鬍鬚；從五官上看，有胡人的特徵。應當是西晉時漢胡文化融合的寫照。
仕女俑頭挽造型優美、錯落有致的裝飾狀髮髻，並用陰線刻出髮際。臥蠶眉，珠狀目，高隆鼻。身著斜襟交領長袍，袍長及地，覆蓋雙腳。右手握扇，左手懷抱一個小寶寶，寶寶頭挽雙髻，手中還拿著一個瓜稜形的玩具。
耳部和帽沿處有對稱小孔，應是為了防止焙燒時炸裂而做的出氣孔。可見當時越窯技術水平已達到一定高度。臨安水丘氏墓更是出土了一件唐代青瓷褐彩雲紋燻爐，堪稱晚唐越窯青瓷工藝的巔峰之作。
北宋甌窯青瓷褐彩植物紋注子是目前甌窯唯一一件國寶級文物，也是溫州博物館的鎮館之寶。花紋之間印有“七何”二字，可能是製作工匠的名字。
1983年，它在溫州西山亞熱帶植物研究所工地的一座土坑墓中出土，這裡也是西山窯址群的所在，分佈著唐宋時期甌窯的代表性窯址群。
唐以前，人們用杓將樽裡的酒舀到杯裡飲用。唐代後期，注子逐漸取代樽杓，成為最主要的盛酒和斟酒器，相當於我們熟知的酒壺。
“注子”之名，唐代至宋元時期多用，明以後則改稱執壺。這種造型的注子，年代被大致判定為五代至北宋年間。
整個器型瘦長清秀，頗具古波斯銀器的造型特徵。甌窯的褐彩形態經歷了從早期的點彩到南朝的長條狀，從唐代的圓斑狀再到五代至兩宋時期的寫實形式的演變，可以說是循序漸進、一脈相承。這件褐彩注子也成為研究甌窯褐彩演變發展的重要器物。
說到浙江的瓷器貿易，怎麼能不提到龍泉窯？
龍泉窯是直接繼承越窯制瓷傳統發展起來的龐大窯系，窯場分佈於浙江南部山區，以龍泉縣為中心。北宋晚期越窯衰落時，龍泉窯迅速興起並形成較大規模。
南宋至元代是它的極盛期，在外銷瓷中佔有很大的比重。青田縣文物管理委員會收藏的兩件青瓷瓶都出自青田的一個元代窖藏，一隻葫蘆瓶，一隻“大吉”淨瓶，不僅寓意福氣滿滿，而且還都是豆青釉，釉層滋潤透亮，韓國新安海域元代沉船出水的龍泉窯青瓷裡也有類似的。
南方瓷器，不同於北方的厚重胎體和較強的玻璃質感，一般是胎質堅硬細膩，釉色晶瑩純淨，一如浙江的青銅器生產一樣，細緻入微又古樸端莊，類冰似玉，擁有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
越窯和龍泉窯是浙江更是中國瓷業發展史上的兩座高峰。直到今天，現代龍泉青瓷都忠實地繼承了中國傳統的藝術風格，在繼承和仿古的基礎上，更有新的突破。
現代工藝大師的作品也將龍泉青瓷帶入了一個新境界。這些陶瓷精品，每一件都是獨特的藝術珍品，飽含著越地匠人務實創新的精神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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