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凯平
清华大学心理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导
在这张毕业证上有一个最有名也是影响最大的人，他就是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另外一位导师——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梁启超永远是一座山峰，不能回避，只能仰望——从公车上书，推动维新，到鼓动兵变，再创共和；从《少年中国说》之意气风发，到《饮冰室合集》之博大精深——他确实是中国文化人中少有的集“立言与立功”为一体的人。
梁启超（1873/2/23——1929/1/1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胡适先生曾说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之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他还曾强调说：“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直接就把梁启超的功劳等同于孙中山和黄兴先生之功劳。
有一段时间，梁启超也曾是毛泽东所尊崇的人物。他不仅学习梁的思想，模仿梁的文风，还给自己取了“学任”（梁启超号“任公”）的笔名。
然而，就像王国维先生一样，梁启超先生的心理学背景也一样不太为人所知。说起来，他在“心理学”这个概念的确定上还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为心理学命名
上个世纪初，大量西方现代化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术通过日本涌入中国，但当时对英文“philosophy”与“psychology”这两个词还没有明确的区分和统一的译法。对这两个意义相近的概念到底该用什么中文术语来翻译才准确的问题上，梁启超明确主张：“日人译英文之psychology为‘心理学’，译英文之philosophy为‘哲学’。
两者范围截然不同，虽我辈译名不必盲从日人，然日人之译此，实颇经意匠，适西文之语源相吻合（梁启超，1902，P.4）。”梁启超的这一观点得到当时中国学界的普遍认同。从此以后，中国学界对此的认识逐渐趋于统一，“心理学”一词也得以沿用至今（赵莉如，1990）。
中国学界最终选择了“心理学”，而不是用“性学”、“性理(学)”、“心才学”、“心学”、“心灵学”、“灵魂学”或“精神学”来翻译“psychology”（钟年，2008），不得不说梁启超的影响最大。想一想“心理学”如果被称做“性学”，那当前的“性学”又该叫什么呢？也许“性学”有可能被叫做“生命科学”了。
开创心理学角度研究先河
梁启超还开创了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先河。他最早、也最明确提出了历史研究应借助心理学知识并进行了大量的尝试——采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历史的“新史学”，例如从人格、性格、情感等个性心理入手对历史人物进行剖析。
虽然他所坚持的“英雄史观”的说法并不科学，但其中不乏精彩的心理分析的内容，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心理史学研究范例；而他对顾炎武忠贞不二、宋朝积弱、古书造伪、义和团运动爆发等历史事件之根源的心理探究，同样对今天的史学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但是，梁启超对心理学最大的影响可能还在于他试图将传统佛学与现代心理学结合起来。在当时，心理学中并没有“佛学心理”这个分支；而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授《佛教心理学浅测》时，就提出了佛家所讲的“‘法’…… 就是心理学”，“佛法就是中国人的心理学”。他这是高度升华了对佛教经典的理解：
“佛家所说的叫做‘法’。倘若有人问我‘法’是什么，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就是心理学’。
不信，试看小乘俱舍家说的‘七十五法’，大乘瑜伽家说的‘百法’，除却说明心理现象外，更有何话？试看所谓‘五蕴’，所谓‘五十二因缘’，所谓‘十二处十八界’，所谓‘八识’，哪一门子不是心理学！又如‘四圣谛八正道’等种种法门所说修养工夫，也不外根据心理学上正当见解把意识结习层层剥落。严格地说，现代欧美所谓心理学和佛教所讲‘心识之相’，范围广狭既不同，剖析精粗亦迥别，当然不能混为一谈。但就学问大概的分类说，说‘心识之相’的学问认为心理学，并无过咎（《饮冰室合集•专集》第68，第40页）。”
传统文化与心理学的集大成
当然，把佛教的理论，特别是法相宗的理论，看成是“心理学”，这并不是梁启超独有的观点，近代的一些佛学研究者也曾有过类似的见解，但梁启超对此有新的解释。他把“色、受、想、行、识”这“五蕴”，都看成是“心理的表象”。虽然他也承认“五蕴”中的“色蕴”是“有客观性的事物”，“属于西洋哲学家所谓物的方面（同上书，第41—42页）”，但又认为“离却主观的经验，那客观是什么东西，我们便不能想象，严密勘下去，也可以说‘色蕴’是‘受、想、行、识’种种经历现出来”。
为了论证客观世界是依赖于人们的主观经验而存在的，他举柳树为例说：“譬如，我们说屋外那棵是柳树，怎么知道有柳树呢？那认识活动过程第一步先感觉眼前有一棵高大青绿的东西，便是受。其次联想起我过去所知道的如何如何便是树，如何如何便是柳树，把这些影像都再现出来，便是想。再次将这些影像和眼前所见这样东西比较看对不对，便是行。最后了解认得他是柳树，便是识。凡我们认为外界的‘色’，非经过这种种程序后不能成立，所以‘色’是我们心里的表象（同上书，第47页）。”
另外，梁启超还曾专门写了《说无我》一文，对佛教的“无我”意识作了专门的阐述。其中说到，“佛说法五十年，其法语以我国文字书写解释今存大藏中者垂八千卷，一言以蔽之，曰‘无我’”（《专集》之五十四，第27页）。他把这种“无我”思想，看作是立身行事的准则。认为一个人美满的人生观，应该使自己达到“无我”的境地。他建议人们做事不计成败得失，把一切都看成不存在：“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作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14页）。”
最后，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佛法就是中国人的心理学”还是颇有见地的，说白了，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心理修养。中国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信奉佛教，其原因虽然很复杂，但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在工业化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处于相互竞争、相互争斗、相互猜忌之中而产生了无限悲哀、无限烦恼，由此，渴求超脱这一“苦海”便成了共同的心理需求。佛学能给部分需要帮助的人士指出了一条走向彼岸“极乐世界”的道路，它犹如暗夜中的烛光，镇痛的药片，发自内心的呼唤。因此，讲佛学就是中国人的心理学还是有些道理的。
特别是在传统文化复兴的当下，梁先生对佛学心理学的探索可能对我们当下来说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启迪作用。
陈丹青油画《国学研究院》局部：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左起）。
梁启超作为清末著名的文化巨擘、思想启蒙大师之一，原北京大学校长严复曾经这样评价其影响，“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而此风己经百载，犹能感动世人，不能不说，梁任公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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