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隨州文藝》讀到汪艾萍寫的《曾記否，厲山那些漸行漸遠的老行當》，文中提到的“柴行”，讓我記憶猶新，也勾起了我的回憶，想起了那時跟著父親到厲山柴行賣柴的一幕幕情景。
柴米油鹽醬醋茶，柴是排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第一位的必需品，過去做飯、燒水、取暖全靠柴，直到八十年代初，尋常百姓家都用上了電，後來又有了煤氣、燃氣，就很少燒柴了，慢慢的柴行關閉了，山裡人也很少賣柴了。
父親那時在生產隊的搬運隊拉板車，農忙時幹農活，農閒時給供銷社拉貨、給棉花站送棉花、給食品公司送雞蛋，一年到頭總是忙個不停。偶爾閒的時候，就會拉一車柴到厲山賣，一趟可以賺三五塊錢，既可以供我們兄妹讀書買筆買本，還能夠貼補一下家用。那時我們家裡喂有一頭驢，專門幫忙拉車，這可是家裡的寶貝，就指望它賺點錢改善一家人的生活，所以牲口在我們家的位置顯得很重要，父母每天精心伺候，我們放學後作業還沒做，就得到地裡割草，為的是晚上給牲口準備“晚餐”，母親有時候還要泡些黃豆、豌豆給牲口“加餐”。
我家住在太山鄉小集鎮上，離厲山足足有四十里路，隔三差五父親就會到厲山去賣柴，遇上星期天我就跟著父親一起。父親總是在頭天晚上把柴裝上板車，一車可以裝一千五百斤左右。第二天早上雞叫一遍的時候，母親就起床做飯，我和父親隨後起床洗漱，簡單吃點飯，雞叫二遍的時候，我把牲口牽到板車前面，父親就套上牲口，握好車把，肩上挎上揹帶，長鞭“啪”的一甩，牲口拉緊套繩就出發了，我跟在車子後面，上坡的時候幫忙推。
我們沿著厲萬公路一路向南，向厲山進發，那時的公路還是沙石路面，從家裡出發連續要爬兩個陡坡，很多時候人吃不上多大的力，因為路面滑不好使勁，所以我們總是在離坡還有百米左右就開始加速，為的是通過一定的慣性爬坡省力。驢在前面拉，父親在中間握車把，我在後面推車，其實那時還小才十多歲，半夜三更在後面推車，公路邊的柏樹就像一個個哨兵排列兩旁，不時地從眼睛的余光中穿過，心裡還是有一種莫名的緊張和恐懼。兩個坡上去以後，父親就要我坐在車上了，我倒在柴垛上一路不一會就睡著了，直到天矇矇亮才到厲山南門口天坑邊的柴行，柴行裡已經聚集了很多賣柴和買柴的人，柴行的柴經紀不慌不忙地東看看西瞅瞅。我下車把牲口牽到一根電線杆旁拴好，把帶的飼草餵給牲口吃。父親就去跟柴行的柴經紀打招呼，並隨手奉上香菸。
我記得柴行的兩個女經紀，都有四五十歲，年紀稍大的姓劉，喜歡抽菸，年紀稍輕點的姓王。父親把她們帶到自己的板車前，讓她們看看自己的柴禾，好讓她們幫忙早點出手。父親經常來賣柴跟她們已經很熟了，有時為了跟她們關係走得更近，時不時的給她們送點像皮柴、活林丫這樣的好柴，她們也心知肚明，從不讓父親吃虧，多數時候會讓父親的柴早點出手，有時還幫忙賣個好點的價錢，有時甚至幫忙賺點秤。對那些像磚瓦廠、醬園廠這樣的公家單位，她們在稱秤時就要父親用粗繩子捆，稱罷了也不去秤，這樣一車柴有時可以多賺幾十斤，多賣個塊把錢，這在當時可是很管用的。父親賣柴時喜歡把柴賣給“公家”，因為他們可以將一車柴全部買下，很快就完事了，要是分到零賣，一些買主挑三揀四，磨價磨秤，不僅要一家一家地送，還要幫忙堆好。柴賣完了，錢一到手，父親就會給兩三角錢，要我買一個水煎包子吃，再買兩根甘蔗，帶回家給弟弟妹妹嚐嚐鮮。
父親賣的柴有時是一擔一擔從鄉鄰手裡收的，按照一斤一分半的價收回，再送到厲山二分左右一斤出手，從中賺點差價，有時是自己上山尋的。那時候我跟父親多次到青苔、倒峽尋過柴，總是半夜三更起床簡單吃點飯就出發，天亮時就到了尋柴的山上。我那時年紀小，只能幫忙撿些樹枝丫，幫父親把尋的柴往一起攏堆，父親再一捆捆起來裝上板車，直到天色漸晚才開始往回走，回到家已是昏天黑地，母親早已做好飯菜等著我們回家。第二天父親就把柴拉到厲山柴行賣掉，又可以為我們家換回一些油鹽錢。
如今這樣艱苦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復返了，只是留在了歲月的長河裡，留在了人們的記憶裡，時不時勾起一些回憶。父母的艱辛，生活的艱難，條件的艱苦，只是那個時代的寫照。改革開放四十年，祖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在享受現代美好生活的同時，也不能忘記過去生活的艱辛，不能忘記今天幸福生活的來之不易。
文字：陳福斌
審核：林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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