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青長（1918年9月－2014年4月15日），四川蒼溪人，被譽為“秘密戰線上的傳奇人物”,他有著三過雪山草地的傳奇經歷，他曾經打入國民黨胡宗南部從事地下活動，他是當年中央清查潘漢年曆史問題的執行者，他是周總理臨終前召見的最後一人。1932年秘密參加共青團；1934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5年參加長征，在紅軍政治部門從事聯絡工作；193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紅軍總政治部幹事；1937—1938年，在延安中共中央黨校學習，後入中國共產黨中央社會部情報訓練班，任林伯渠機要秘書；1941年調回延安，解放戰爭期間擔任情報機要工作；建國後任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副主任、國務院副秘書長，分管外交、情報、對臺工作；還曾任中央軍委聯絡部副部長，中共中央調查部副部長、部長，中共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兼辦公室主任等職。2014年4月15日，羅青長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96歲。
辦事牢記三句話
從1938年開始，羅青長在西安參加秘密情報工作併兼任黨支部書記，以中尉書記員的身份打入胡宗南部隊，從事地下活動，負責聯絡我黨在西安的有關情報關係，為關鍵時刻我黨掌握胡宗南部隊動向，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中央社會部的棗園訓練班，羅青長第一次受到嚴格的情報保衛訓練。4個月的學習給他的情報生涯打下了堅實基礎。當時的社會部副部長陳剛的三句話他一直牢記在心：“不該知的即不求知，不該說的即不說，不該交往的即不交往。”
從棗園訓練班畢業後，羅青長就被派往西安，從地上轉入地下，公開身份是楊虎城三十八軍中尉書記員，隨後還擔任了國民黨三青團西京分團的辦事員。
在敵後工作充滿驚險，隨時隨地都面臨著生死考驗。羅援聽父親跟他講過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
當時他們西安情報組織的機密文件，都保存在一個保密文件箱裡，寄存在一個地下黨員家裡。後來，這個地下黨員思想發生了動搖，說保密箱放在他們家裡，將會給全家帶來殺身之禍，催促羅青長儘快把保密箱取走。
危險迫在眉睫，一旦保密箱落入敵手，不但羅青長身份暴露、有生命危險，也會給地下組織造成巨大危害。在請示了上級之後，羅青長決定冒險取回保密箱。
羅青長拿到保密箱之後，趕到預定的接頭地點，等著和另一名地下黨員交接。可等了半天，那名聯絡員也沒有來。這時西安全城開始戒嚴，國民黨部隊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甚至連小學生揹著的書包他們都要搜查。
羅青長決定利用自己穿著的一身國民黨軍官制服強行闖關。於是他叫來一輛黃包車，把裝有機密文件的保密箱壓在座位底下開始闖關。多虧了那一身國民黨軍官制服，沿途的哨卡並沒有過多地阻攔和盤查，他一步步接近了目的地。
在經過八路軍辦事處門口的時候，羅青長一個箭步跳下來，拎著保密箱就跑了進去，終於化險為夷。
後來，這個保密箱作為歷史見證，由羅青長捐贈給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展覽館。
情報部門顯身手
1941年，羅青長結束了在西安的潛伏，回到離別三年的延安，進入社會部的核心部門。他先是擔任社會部副部長李克農的秘書，隨後進入了社會部一室工作。1946年，國共內戰硝煙再起，中央社會部的工作也更加艱鉅，情報工作更是成為重中之重。
羅青長博聞強記、勤于思考，由他撰寫的關於三青團的報告，得到了毛澤東的讚賞。同時，他還是有名的活檔案，每天向毛澤東、周恩來提供國民黨部隊的調動情報，對國民黨師以上軍官瞭如指掌，對我黨各情報系統和主要情報關係如數家珍。毛澤東轉戰陝北期間，羅青長隨行，負責情報保障。毛澤東對我黨的情報工作甚是讚許，說，“我們每天都有得用的情報”，“以後要發勳章首先應該發給這些無名英雄”。
1947年3月18日晚上，國民黨軍進攻延安的槍炮聲已經清晰可辨，直到此時，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率領的中央縱隊才從容告別延安，開始了轉戰陝北的歷程。29歲的羅青長，也是中央縱隊的成員之一。
當時胡宗南的部隊有20萬人，而毛澤東帶領的中央縱隊只有800人，其中400人是警衛部隊，400人是其他工作人員。這支不足千人的隊伍，面臨著國民黨數十萬大軍的圍堵和追擊，最終化險為夷，其中情報部門的貢獻功不可沒。毛澤東和周恩來曾說過，我們在陝北，天天都有得用的情報，胡宗南的一舉一動都在我們的掌控之中。
當時毛主席給自己化名叫李得勝，周恩來給自己化名叫胡必成。“這就是我們的領導人，一個叫得勝，一個叫必成，寓意我們的革命必定成功。”羅援說，“這既是大無畏的革命樂觀主義的表現，也是對情報工作有著充分的信心。”
徐向前元帥曾經評價，羅青長“是我黨情報偵察戰線上的無名英雄”。
新中國成立後，羅青長參與了偵破蔣幫特務陰謀刺殺劉少奇主席的“湘江案”、參加破獲國民黨特務企圖謀害周恩來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羅青長見證了隱蔽戰線的輝煌與成就，也親歷了情報部門的發展壯大。
總理囑託系半生
自從進入隱蔽戰線，羅青長就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1952年起擔任中央對臺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後，他又長期在周總理的領導下負責對臺工作。
多年追隨周恩來的經歷，讓羅青長受益匪淺。在羅援看來，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甚至為人處世，父親都受到周恩來的巨大影響。
“為了臺灣問題，總理用顫巍巍的手連寫四個‘託’字，一方面表明了總理對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的殷切期望，一方面也體現了他對我父親的高度信任。”羅援回憶說。
1975年12月20日早晨，病危中的周恩來提出要見羅青長，當工作人員請示到政治局時，“四人幫”還沒起床，遲遲沒有答覆。鄧小平聽到這一消息，急了，“這個時候了，總理要見誰，就見誰，不用請示！”
聽到這裡，羅青長再也忍不住，背過臉去，淚如雨下。
羅青長守候在周總理的病房旁，一直等到下午1點多鐘，周總理才甦醒過來，但神志已不十分清楚。羅青長只好依依不捨地向自己崇敬的老首長告別，萬萬沒有想到這竟成了終生的訣別。羅青長也成了總理彌留之際最後召見的人。
總理逝世後，羅青長擔任了周恩來治喪辦公室副主任，他強忍著悲傷，送總理走完最後一程，按照總理的遺願，他和總理的兩位衛士將總理的骨灰撒進江河湖海。
“對於總理的囑託，父親一直銘記在心，始終心繫臺灣。”羅援說。
終為潘漢年平反
上世紀90年代，羅青長開始梳理自己的革命經歷。羅援說，父親雖然已經是耄耋老人，但是對於往昔的人與事仍然記憶清晰。他在回憶時還會經常提起一些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比如情報“前三傑”——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情報“後三傑”——熊向暉、陳忠經、申健以及謝士炎等“北平五烈士”。
“父親非常清楚，他們為中共情報系統作出的貢獻非同尋常，情報工作性質特殊，有些人不但遭到誤解，甚至遭受冤屈，他在痛心之餘，也儘自己的一切可能去為他們奔走。”羅援說，“為了給潘漢年平反，父親可以說是嘔心瀝血。”
抗戰時期，潘漢年一直在華東做情報工作，成績卓著。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迫不得已與南京偽政府的頭面人物汪精衛有過一次會面。然而也就是這一發生在抗戰之中的偶然事件，卻讓潘漢年在1955年陷入了一場冤假錯案之中。
按照周總理要求，由李克農牽頭，時任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的羅青長擔任組長，與其他兩名同志組成三人調查小組。他們花了3個月時間，按年月排列，認真調查了潘漢年當時與中央的有關文電，整理出一份詳細的審查材料，建議中央進一步審查核實，並提出有力的五大反證： 一是中央一再有關於打入敵偽組織，利用漢奸、叛徒、特務進行情報工作的指示； 二是潘漢年進行的情報工作都有正式報告； 三是潘漢年提供了很多決策性情報，得到中央的好評； 四是組織機密一直未被洩露，直到上海解放； 五是潘漢年所屬的重要關係，當時還正在起著絕密的現實作用。
然而，在當時“左”風越來越盛的歷史條件下，這份報告沒有得到重視。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很多人提出潘漢年的問題應該重新審查。羅青長也就到處奔走，為潘漢年的平反進行呼籲。這時，陳雲同志登高一呼，“潘漢年案不翻我死不瞑目”。羅青長的工作因此更加得力，所以經過方方面面的工作，潘漢年終於得以平反昭雪。
1995年3月，羅青長髮表了《潘漢年冤案的歷史教訓》一文，以親歷者的身份，客觀回顧了案件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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