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在《石頭記》第一回借空空道人之眼，為全書定調“大旨談情”。
最初讀到這裡，認為曹公此舉無非是要表明此書“毫不干涉時世”，與時局朝政無關。似乎曹公早就預料到這部泣血之作未來的叵測命運，預先向官方掛出“無公害”的免戰牌。
後來發現被曹公騙了！
《石頭記》大旨談情，又曾名《情僧錄》，全書以情引夢、因情入幻，據脂批末回更有“情榜”，為寶玉和正副十二釵以情定評，矛頭只有一個，就是宗法制度下崇尚的“禮”。
曹雪芹是以“情”抗“禮”，與那個時代分庭抗“禮”。
我們說慣了“禮輕情義重”，“禮儀之邦”，“禮多人不怪”，似乎禮與情、與情義是密切相聯的。
殊不知，“禮”這個字看上去很美，其實很殘酷。它的本質就是：無情！
中國幾千年宗法制度有著一整套完整的“禮法”，它規定著嚴格的等級，將人的權利和利益一層層壓榨盤剝到最小，從而確保每一個大家族的家長、直至國家最大的家長皇帝的權利最大化、永久化。
宗法制度最自私，最僵化，也最無情。它是中國人獨立意識、自我意識的殺手，是中國人奴性的根源。
習慣了做奴隸的人，怎麼可能有愛、怎麼可能重情。有的只能是馴順，是因循，絕不可能是離經叛道。
《石頭記》裡最符合賈府價值觀、最完美的女孩應該是寶釵。脂評中沒有記載對她的評語，想來應該是“情無情”。她重禮不重情，而且自覺自願地將個性消解壓抑到不存在，她打偈語時借“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句標榜自己並無半點兒女私情，她作詩“淡極始知花更豔，愁多焉得玉無痕。欲償白帝憑清潔，不語婷婷日又昏”，是暗諷寶黛不合禮法的愛情，也是對清白女兒身的自許。殊不知她服的“冷香丸”，恰恰就是對她剋制壓抑妙齡少女情懷和熱情的諷喻。
黛玉的評語是“情情”。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愛我所愛。黛玉當得起這兩個字。她聰穎、敏感、柔弱而且誠懇，她為情而生，嗜情而活，情盡而死。曹雪芹正是通過黛玉這個形象，向那個壓抑冷漠的世界大喊：愛才是活，沒有愛的生活是不值得留念的！
寶玉的評語是“情不情”。指他不僅愛他獨特的、和自己有著共同精神世界的林妹妹，也愛那些無知無覺的、為情而不能的或者因無情而困擾的女孩子們。他重情而惡禮，嘲笑“文死諫武死戰”這樣愚忠的官方價值取向，無視“男尊女卑”、“兄尊北卑”、“主尊僕卑”這樣的傳統尊卑秩序，他無力抗拒家族和社會對他人生的規定，最後絕決地以“懸崖撒手”表達自己獨立的個人意志，表達他對與黛玉的“木石前盟”的忠誠。
“大旨談情”的《石頭記》，其實是在萬古長夜點燃一盞明燈，照亮我們民族由來以久不敢愛不敢恨的怯懦靈魂表情。
亂而且亂彈
習慣於尋找文學作品主題的讀者，總是問《紅樓夢》要表達什麼主題。其實，古代文學作品並不像現代文學作品，主題先行，然後用人物、環境、故事情節去證明主題。今日後現代文學，更是無明確主題，因為價值多元和解構，人的主體性淡化，作品的釋義是由作者和讀者共同完成的，甚至反對釋義。
紅樓夢、悼紅軒、懷金悼玉……處處透露出對逝去時光的悼念，猶如法國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而我們的《紅樓夢》要比它早了很多年。
《追憶逝水年華》悼念逝去的歲月：曾經的家、童年、初戀……那些一去不復返的生活。紅樓夢同樣如此，且格局大了很多。
首先悼念的，是“鐘鳴鼎食”的生活，這是大觀園裡一切不食人間煙火的精神生活的堅實基礎。倒不是悼念富足和奢侈，因為已經習以為常，並把它看得很淡，即使曹雪芹寫《紅樓夢》的時候已經“繩床瓦灶”，“舉家食粥酒常賒”，即使，書未寫完，愛子夭亡，“淚盡而逝”。對於物質生活的忽視或曰蔑視，已經深入骨髓血液。所悼念者，乃豐富的精神生活，那些逝去的優美的生命，那些親情、那些友情、那些愛情、那些閒情逸致、那些吵嘴鬥氣……那些當年未曾充分認識和珍惜的詩意存在——連丫鬟都在學習寫詩。在那個世界，年輕的人們爭執的，是對錯雅俗，他們幸福地成為物質盲，生活在純粹精神的層面，連功名利祿也感到厭惡。至少百分之九十的人類的生存，沒有到達這個詩意的層面；至少百分之九十的作者，沒有足夠的條件，用詩人的態度對待人生。
所以，《紅樓夢》是超越了物質層面的追憶的，它的結局是一場空——“留下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近於佛理，四大皆空。
偉大的作家比之平庸的作家更加尊重真實和公正，不會為了證明一己的觀點簡化和歪曲生活，所以他們的作品如生活本身那樣浩瀚和深奧，往往不能作簡單片面的解讀，以致如魯迅所言，什麼樣的人就會看見什麼樣的《紅樓夢》。
愚以為，所謂文學，就是對一切的理解與同情，所以連粗俗如劉姥姥，也被《紅樓夢》寫得那麼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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