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陌生人面前，藍博洲會呈現出一種緊繃感。他總是雙眉緊鎖，好像在思索，或者有重重憂慮。採訪那天，他一身休閒裝束，藍灰格子襯衫，踩著一雙拖鞋，到賓館樓下抽菸，脖子上還掛著一副耳機。耳機並不是用來放音樂，而是隔絕噪音。他受不了賓館咖啡廳小噴泉淌水的聲音，也反感在說話時聽到手機鈴聲。他曾在臺北一個游泳池附近住過十多年，抽水的聲音讓他飽受困擾，可他沒有麻木，反而對聲音更加敏感了。
這像是他的生存狀態的一個縮影。在臺灣地區，藍博洲是“戰鬥在邊緣”的作家，長期處於這樣的處境，使他對外界的反饋變得非常警惕。1987年，他進入陳映真創辦的《人間》雜誌工作，調查並撰寫有關“二二八”事件以及1950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個人史，這成了他此後30年的工作。這段歷史，曾是臺灣社會的重大禁忌，直到今天，也依然遭到刻意的掩埋和扭曲。
“在藍博洲的書裡，我們看到臺灣的歷史與大陸的歷史緊密關聯，‘打斷了骨頭連著筋’——於是他挑戰了‘臺獨方法論’。”臺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剛說。
迄今為止，58歲的藍博洲已經出版了20多部小說及紀實報道。不久前由三聯書店推出的新版《幌馬車之歌》是他早年的重要作品。這本書還原了臺灣青年鍾浩東前往祖國大陸參加抗日，隨後又返回臺灣尋求解放、經歷“二二八”事件，最後在白色恐怖時期被國民黨情報機關處決的歷史。文稿發表的1988年，正是蔣經國宣佈“解嚴”的第二年，這樣一部作品，在當時是對40年政治禁忌的重大突破，在知識界引起極大轟動。
但邊緣的狀態並沒有改變。“我的作品依然不可能進入主流，再大的獎就不可能給我了。”他也是後來才知道，自己的第一部紀實文學在《人間》雜誌發表後，國民黨的政府工作人員曾把陳映真叫去談話，並在書報攤大量收購雜誌，以使社會影響降到最低。
導演侯孝賢這樣評價藍博洲：“歷史就是要有像藍博洲這般一旦咬住就不鬆口的牛頭犬。在追蹤，在記錄，在釘孤只。凡記下的就存在。”侯孝賢先後拍攝於1989年與1995年的兩部電影《悲情城市》和《好男好女》，就是基於《幌馬車之歌》中的情節，只是採用了比原著更迂迴的敘述形式。《好男好女》上映9年後，侯孝賢在為《幌馬車之歌》撰寫的序言中重新審視自己的作品：“看來形式複雜，野心很大，其實可能是一種閃躲，閃躲當時我自己在面對這個題目的時候，其實身心各方面皆準備不足的困境。如果今天我來拍，我會直接而樸素地拍”。
而藍博洲從一開始就選擇直面這段歷史，並不斷掘進。《幌馬車之歌》第一稿發表時，僅有三萬字，他隱去了主人公鍾浩東是共產黨員這個關鍵信息。“我只說他加入了一個組織，懂的人自然懂。要知道臺灣當時是反共的，寫出來肯定要被抨擊。”“逐步讓大家知道，鍾浩東這樣的人物就是共產黨”，這是藍博洲的策略。多年來，隨著更多檔案材料解密，越來越多的當事人願意出面說話，《幌馬車之歌》的故事也不斷擴充著。到了2015年的第三版，主文部分已經從第二版的6萬字擴充到9萬字。
《幌馬車之歌》與《幌馬車之歌續曲》中寫到的，大都是一些出生資產階級家庭的知識青年。藍博洲自己則出生在客家小鎮苗栗，父親是工人，母親是不識字的農民，家裡有9個孩子，他排行第八。小時候家裡連一本書都沒有，但家附近的電線杆上卻一定會有這樣的反共標語“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
在這樣一種社會氛圍下長大的藍博洲，不可能是天生的左派和社會主義者。15歲時，因為貪玩任性而失學在家，藍博洲還做過油漆工、聖誕燈飾廠工人和送報工。也就是在那個階段，他接觸到了文學，並偷偷地大量閱讀毛澤東、魯迅等人的作品。他覺得，是早年進入社會工作的經歷和大量的閱讀，讓他形成了最初對社會的看法以及政治傾向。後來，隨著逐漸深入一批臺灣共產黨人的個人史，他才“更加清楚自己的世界觀，形成了關懷社會、追求社會平等的信念，和樸素的社會主義傾向”。
對話藍博洲：“這些人就代表著臺灣的希望、臺灣的理想”
偷偷學習馬克思主義
第一財經：可能很多人對你的質疑，在於你的政治傾向與寫作之間的關係。在最初接觸這一題材的時候，你已經形成一種清晰的政治認同了嗎？
藍博洲：當然，那時候已經有政治傾向了。要不然，在一個反共社會，大家對共產黨都是青面獠牙的宣傳，如果我不認同他們，我不可能客觀去寫，而是按照傳統把他們汙名化了。
只能說，是這些被採訪者本身感動了我。而且，他們當年的理想和人格狀態，在那時的臺灣社會已經看不到了，這就是問題所在。寫作的確有困難和危險，但我覺得我應該把他們寫下來，其他就不管了。也是在做了這些調查之後，我更清楚了我的世界觀。我是“左傾”，但我不是為了宣傳“左傾”政治去做他們的口述史，也不是奉命而為。
第一財經：1980年代後期，在做這些調查之前，你對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已經有了解了嗎？
藍博洲：有一點。當時就是偷偷看1930年代的文學作品。大學後期，兩岸關係開始有些鬆動，一些1930年代盜印本的書開始出來了。之後，又看了《毛澤東選集》。當然我們對共產黨的瞭解肯定沒你們多，你們是從小生活在這種環境下的。
我們是在另外一種情境下，我們是把共產黨放在近代史的脈絡裡去理解。那時候，臺灣很多人認為，共產黨都是不對的。後來，一些前輩把《毛選》交給我們的時候，說過一句話：如果一個人讀《毛選》不流淚，那麼這個人是沒血沒肉的人。包括我們後來偷偷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學哲學。對你們來說，這些都是最基本的，但我們都是在偷偷學習。就這樣，我一點一點改變了世界觀。
第一財經：那麼關於“文革”，對你的政治認同有過沖擊嗎？
藍博洲： 我接觸這個都是後來了。“文革”結束以後，我們才開始接觸到這些東西。當時我們接觸的鋪天蓋地都是反共宣傳。直到1988年，我們看到的一些反共的書，裡面會引用一些原典。但是我們看的時候，反而是這些被引用的部分能夠吸引我，反共的書本身並不能讓我信服。我們的情境和你們是不一樣的。
我不知道你問這個問題是什麼意思。因為你們問的這個問題是很敏感的，政治性的，我不認識你，我不曉得你問這個問題是什麼意思。你們可能會問，為什麼你們那麼天真，那是你們的想法。我可以告訴你的是，我們剛剛認識大陸的時候，看了第五代導演很多作品，包括《黃土地》，至少我試著要去理解中國大陸。我有好幾年都在看中共黨史，當時臺灣沒有人在談論這些，沒有人關心。我是從這些東西后面瞭解，為什麼這些人會有這樣的信念。該看的我們都看了。
第一財經：只是想聽你談談，年輕時的政治傾向是否會經歷一些變化或反覆。
藍博洲：我現在想說，“臺獨派”就說我是因為政治傾向故意去寫的，但是在我看來，我寫的這些人就代表著臺灣的希望、臺灣的理想。不管中間有多困難，大概會有危險，但我根本不想這些問題。
要懂得人的複雜與脆弱
第一財經：《幌馬車之歌》的文體非常特殊，完全是由不同人的原話拼貼成了一段完整的個人史，一個波瀾起伏的故事。這雖然是一部非虛構的作品，但在當時還得了一個小說類的獎項。能談談為什麼選擇這種方式嗎？
藍博洲：當時我搜集了非常多的素材，怎麼梳理？這是一個問題。另外，臺灣當時有一個特殊的語境，這段歷史是被湮滅的，無人知道，國民黨不會讓人知道。之後，又有人開始扭曲這段歷史，將此說成是國民黨對臺灣人的迫害，是大陸人對臺灣原住民的迫害，這是在煽動臺灣人的情感。我希望我的寫作有可信度，希望還原歷史，所以我選擇讓當事人自己來講述，不要用“我”去寫。這當中沒有一點我的意見，我給讀者看的，都是客觀的事實。
第一財經：書的最後部分，鍾浩東接受庭審時，他的供述和他的同志王荊樹的供述有牴觸。這可能只是一個地方，事實上，你採訪了那麼多人，時隔那麼久，難免會出現一些相互牴觸的說法，好像是羅生門。遇到這樣的情況，你會怎麼處理？
藍博洲：這是我引用的審訊記錄。審訊的時候當然沒人會說真話。不過，當然也有每個人說法不同的時候，而且很多。如果我沒辦法弄清事實，我就會將他們都呈現出來。
第一財經：書中還有哪些地方會出現不同說法？
藍博洲：比如，鍾浩東他們一起到大陸參加抗戰。妻子蔣碧玉的回憶和李南峰不同，一個說是坐船去的，一個說是坐火車。他們都那麼大年紀了，又都堅持自己是對的，我只能把兩個人的說法都寫進去。很多時候，你搞不清楚，只能並呈。
當然，這種寫作和歷史研究是一樣的。你首先要把材料吃透，包括口述材料和文字材料。你需要進入材料裡面去理解。比如，你要去設想，如果你是鍾浩東，你要保護你的同志、組織和親人，你會怎麼辦？不可能什麼都講。包括藍明谷寫的自白書，如果你真的相信他在牢裡寫的自白書，那就太教條了嘛。你要理解，他為什麼要這麼寫，為什麼說自己是受鍾浩東的騙，年幼無知之類的。
第一財經：那麼，你如何將你對歷史與人的理解融入到這些純粹客觀的材料裡？
藍博洲：就是按照情節的發展，把它放在該放的地方。比如鍾浩東當時已經處於這種狀況，他自己要被槍斃了，臺灣解放也不可能了，他要保存自己的親人，所以他試著去寫這些違心之言。當然，你要說他是叛徒，也是可以的。這就是牽涉到你怎麼去理解人，人的複雜性和脆弱性，你都要理解。
我們反“臺獨”，但不是“深藍”
第一財經：《幌馬車之歌》發表的1988年，是臺灣“解嚴”的第二年，也是蔣經國去世、李登輝上臺那一年。這本書剛出版時，面臨的是怎樣的反響？
藍博洲：轟動還是很轟動。這是對禁忌的突破，但在當時還是很小眾的，文化界的一些人會看雜誌。在這之後（1989年），有侯孝賢的《悲情城市》，是另一個重大的文化事件。這都是很大的突破，因為當時，連這些受難者的孩子都不清楚這段歷史。而且，當時統、獨鬥爭已經非常明顯。《幌馬車之歌》對“臺獨派”是非常有殺傷力的。我用歷史事實說明了，真正的臺灣歷史不是那樣的。
第一財經：具體來說，當時各方是什麼樣的反應？
藍博洲：當時，臺灣是一個假的自由社會，當局也不敢拿我怎麼樣。但像我這樣的人是進入不了主流的。我的文章不可能在報刊上發表，得的獎也是作家們選出來的。我當然是被打壓的，只能打邊緣戰鬥。最早第一篇在《人間》雜誌發表，因為這個雜誌影響力太大，陳映真的影響力也太大，所以臺灣當局就不敢查禁它，他們就把陳映真約去喝咖啡，警告他，還在臺北各個書攤收購這個雜誌，減少它的影響力。那是一個假的自由社會，他們只能做到這些。但是，它有它的作用，它的影響擋不住，比如這本書得到的那些獎項。
第一財經：1988年，你是在邊緣“打游擊”，30年過去，你對自身處境的看法有變化嗎？
藍博洲：越來越差，隨著兩岸形勢的變化，隨著民進黨執政，是越來越差的。民進黨執政以後，他們就不理我，不理我帶來一個問題，就是你在這個社會中消失了。你們對臺灣太不瞭解，一看我們反“臺獨”，就以為我們是“深藍”。這不怪你們，這是因為兩岸分隔太久。
每一個烈士都是能打動人的
第一財經：2015年在臺灣出的新版《幌馬車之歌》從6萬字擴充到9萬字，擴充的主要是什麼內容？
藍博洲：一些開放的檔案。以前看不到的，現在能夠看到了。還有一些採訪，有些以前人們不敢講的，現在敢講了。還有不少細節。以前我只知道鍾浩東是1950年10月14日被槍斃的，現在知道他從逮捕到槍決的整個過程了，包括送到哪裡、如何審判，包括槍決以後如何處理、家屬的反應。隨著時間演變，可能還會有新內容出來。架構不變，但是細節會不斷增加。
第一財經：哪些內容是以前不能說的而現在可以說了？
藍博洲：以前，我不能說他們是共產黨。第一版沒有說他們是共產黨，除了共產黨，該描述的都描述了，我只是說他們加入了一個組織，懂的人當然懂啦。因為你知道，在當時的臺灣還是反共的，所以，你要是寫他們是共產黨，肯定是更被抨擊的，就不會有影響力。隱去他是共產黨這個事實，“臺獨派”可以說他們是被國民黨迫害的，左中右派都可以各取所需，各做各的解釋。但後來，當我說他是共產黨，大家就沒話說了。
很多人都喜歡第一版，他們說這一版文學性比較強。在我看來，這就是自覺不自覺的反共思維在影響他們。他們可能會感到，鍾浩東是共產黨這件事很意外。這是我的策略，我希望逐步讓大家知道。
第一財經：這一方面是策略，另一方面，是否也是因為當時條件所限？
藍博洲：我不是一個單純的作家，我是要呼應現實的。我很知道現實有什麼限制，那我要尋求突破。這就是我的邊緣戰鬥，我是被壓制的。我可以把這本書的文學性和藝術性搞到你們非承認不可。我也想試著讓大陸人瞭解，臺灣也有共產黨，他們是一群什麼樣的人。什麼是初心？這些人就是初心。
共產黨人不一定都要唱《國際歌》，鍾浩東他們唱的就是《幌馬車之歌》，還是日文，因為這是人家談戀愛時候唱的曲子。把他們寫成樣板，就不能打動人了，而我想每一個烈士，都是能夠打動人的，大陸、臺灣都一樣。只是，很多事情被後來的拙劣宣傳搞得很討厭。就像你們對魯迅就和我們對魯迅感覺不同。你們是從小被逼要背誦，我們是不能讀，我讀魯迅是手抄的，我當然是讀進去了。還有我在日本、韓國的朋友，大家都是從小這樣讀魯迅的。不像你們覺得很煩，所以你們根本沒有認識魯迅。這方面，兩岸是逆反的情況，所以你們會喜歡余光中、龍應臺。
藍博洲作品簡體字版
《幌馬車之歌（增訂版）》
三聯書店2018年4月版
《幌馬車之歌續曲》
三聯書店2018年4月版
《臺共黨人的悲歌》
中信出版社2014年7月版
《尋找祖國三千里》
新星出版社2018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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